走西口是指無數晉、陝、翼等地人民，主要是山西人，遷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墾荒移民活動。走西口打通了中原與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帶動了北部地區發展，改變了口外蒙古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
西口，狹義的西口指長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殺虎口；陝西府谷口；河北獨石口，即晉北人、陝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匯點。西口是晉商、陝商出關與內蒙外蒙貿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晉北人，陝北人，河北人。
後西口泛指在長城以北的內外蒙古從事農業、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陝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張家口以及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古人稱：東有張家口，西有殺虎口。因而人們常把殺虎口稱為西口。
歷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形成兩條主要路線：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內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內蒙古。
封禁蒙古
清兵入關後，將蒙古視作同盟，為了隔絕蒙古和漢人的聯繫，清朝封禁蒙古，禁止漢人私自越關，沿長城北側劃了一條南北寬五十里、東西長兩千裡的禁地，以分隔漢蒙。禁地內不準農耕放牧，每年燒荒，因此禁地的土壤富含腐殖質而呈黑色，稱為“黑界地”。
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諭示蒙古王公：“蒙古舊俗，擇水草地遊牧，以孳牲畜，非若內地民人，依賴種地”。“特派大臣，將蒙古典民人地畝查明，分別年限贖回，徐令民人歸赴原處，蓋憐惜蒙古使復舊業”。後來進一步禁止內地民人進入蒙古地區，“不準多墾一畝，增居一戶”。
清廷不允許蒙古人接觸任何漢文化。蒙古王公、臺吉等，不準延請內地書吏學習漢文或充書吏，違者治罪。在處理蒙古事務準則《蒙古則例》中制定了隔離蒙漢民族接觸的“邊禁”政策。禁止漢人越過長城到蒙古地區，更禁止蒙古人到內地。對“有私行來內地者，查出即行發還，蒙古買內地民人出邊者，永行禁止”。
順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殺虎口設稅關，次年“設監督一員，經收課稅”。此後，又在歸化城設分關，沿長城內外大同得勝口、河曲、包頭、托克托、陽高和天鎮等處設稅收分局、支卡，專門負責徵收東自天鎮、西至陝西神木一帶的關稅。並規定，“商人運載貨物，例需直赴殺虎口輸稅，不許繞避別口私走”。
順治時曾允許少量晉陝冀百姓去蒙地墾荒，但必須春去秋回，不可在口外定居，亦不準攜帶親屬，因此有一批春種秋歸的“雁行者”。
康熙36年（1697年）取消了“禁留令”，開始允許荒地邊民通貨貿易，准予晉陝農民到口外種地，一部分移民來到草原謀生，走西口行成了第一個高潮。
清朝前期由於和平的整體環境，內地不斷增長。人口和土地的矛盾逐漸尖銳起來，一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迫於生計壓力，開始到口外墾種或租種土地。
到晚清，局勢內憂外患，各處錢糧缺口巨大，官員還要向生計艱難的農民徵收沉重的賦稅，遑論賑災。重壓之下，晉北人不得不遠離家鄉，奔赴口外謀生。
光緒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出現了被稱為“丁戊奇荒”的百年難遇的大旱災，這場旱災持續三年，涉及整個華北。晉北、陝北本身土地貧瘠、氣候寒冷、缺少川流灌溉，再加上這場大旱三年，對下層民眾無疑是滅頂之災。
清朝山西人口變化
乾隆二十七年（1792）突破1000萬
乾隆四十一年（1776）突破1200萬
乾隆四十八年（1783）突破1300萬
嘉慶十七年（1812）超過1400萬
道光二十年（1840）1489萬
光緒三年（1877）1643萬
光緒九年（1883）1074萬
到清亡（1911）約1000萬
光緒二十六年(1900)，沙俄企圖趁義和團運動之亂將蒙古吞併。7月，派哥薩克兵進駐庫倫。
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清朝又急於募集鉅額賠款，於是全面開放蒙地，向墾荒移民徵收押荒銀，交錢後可擁有土地永久使用權，這就是近代史上的“貽谷放墾”時期。
同時沙俄在蒙古煽動叛亂，蠶食北方邊境，清朝開始號召“移民實邊”，鼓勵內地漢人定居邊境。
1912年，清王朝滅亡，沙俄就趁機策動漠北蒙古叛亂，宣佈外蒙古獨立，驅逐了清政府駐庫倫辦事大臣。同年底，外蒙古軍南下，意在將全部蒙古區域從中國分裂出去。
1913年，北洋政府平息了叛亂，但外蒙古卻仍然在沙俄支持的傀儡政府手中，雙方簽訂《中俄聲明》，沙俄承認外蒙古屬於中國領土，要求中國承認外蒙古自治，不允許中國政府派遣官員、軍隊，也不準移民。
內蒙古邊境的壓力陡然增大，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繼續鼓勵移民實邊。
漢族人口屯墾戍邊，形成“蒙漢雜居”的狀態，加深了民族之間的交流，強化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削弱了外國勢力對北疆的滲透。
內地頻繁的自然災害和戰亂也迫使一部分人走口外。在政府的提倡和自身生存壓力的雙重作用下，口裡的人紛紛移民去口外農耕和定居。
19世紀初，內蒙古歸化城六廳、豐鎮廳等地方的漢族有42.5萬人，內蒙古漢族超過一百萬。
到1912年，綏遠地區已有漢族人口1,010,954人，內蒙古漢族人口超過150萬人。
而到1937年，綏遠地區漢族人口2,064,565人，內蒙古漢族人口達到3,719,113人。
上述統計的人口均是在當地正式入籍的，由於大量“雁行人”的存在，導致戶籍上的人口與實際的移民人數有相當大的差距。
1953年人口普查數據，內蒙古自治區總人口6,100,104，漢族約500萬。
山西人作為“走西口”的主力軍，將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地區。最終實現了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的有機融合，幫助晉陝冀蒙四地社會得到了融合，經濟和文化均得到了交融，讓後來民國和共和國繼承內蒙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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