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城史話之煤炭的開採

煤炭的開採

唐宋是中國煤炭開採史上繼西漢以來的第二個高峰期。晉城的煤炭開採業也有了長足進步。

煤，與晉城有著不解之緣。一提到晉城，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煤”。不得不承認，煤炭在晉城的經濟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晉城煤炭儲量十分豐富，全市含煤面積5350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56.4％，總儲量808億噸，其中已探明儲量271億噸，佔全國無煙煤的四分之一多，佔山西省的一半多。

晉城的採煤史，幾乎與中國的採煤史同步。

中國煤炭史是中華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煤炭史志專家吳曉煜先生說:“中國人民發現煤炭和對煤炭的開發利用，就其意義而言，不亞於在發現煤炭之後才出現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晉城開採煤炭的歷史很長，是我國著名的煤鐵之鄉。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山西省經濟資料》雲:“所謂煤鐵之鄉的山西，晉城是唯一的代表地區採煤鍊鐵的歷史最長。”儘管現在看起來，這樣的結論也許有失偏頗，但晉城是歷史上採煤鍊鐵最早的地區之一，卻是不爭的事實。

從遠古以來，晉城人就和煤結下了不解之緣。明朝人陸深曾提出女媧氏“煉石補天”的傳說與煤炭的發現有聯繫，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也贊同此說，認為中國人的老祖宗女媧“煉五色石補天”，用的就是煤炭。而中國唯獨一處“女媧氏煉石處”摩崖石刻就在晉城磨兒山上。這種從神話傳說作出的推斷無法證實，但人類在最初發現和使用火的過程中，對煤炭有所認識也是極有可能的。晉城南部山區的“露頭煤”顯示，煤極易破發現。晉城有種古老的傳統，正月十五家家戶戶燒煤通宵達旦“點塔火”一一即在家門口壘一座人形或動物形的爐子，將煤炭裝在爐中燃燒，烈焰經久不熄，顯得熱烈而粗獷。直到前些年，許多地方還保留有這種風俗。近年由於煤炭漲價，“點塔火”明顯少了起來。但有的地方在鬧紅火時，仍然忘不了“點塔火”。這種風俗的流行，反映了人們對火的崇拜，對溫暖的渴求，對光明的嚮往，甚至可以說

它是一種崇尚燃燒的“拜物教”。這是晉城地區煤炭曾經廣泛開採，並與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發生必然聯繫的紐帶。

春秋戰國時期，晉城先民就知道用煤炭作燃料。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記載，“孟門

之山，其上多蒼玉、多金、其下黃堊，多涅石，賁聞之山……多涅石。”涅石為煤炭的別稱。孟門之山，泛指太行山南端的晉豫交界處。賁聞之山，泛指東部太行山上黨一帶。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製造兵器、其燃料就取之於今天的晉城一帶。《晉城縣誌》:“據考證，戰國時期，趙國的兵器製造，多取澤州的石炭為燃料。”

唐宋煤炭業的進步，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在煤炭的開採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優質煤產量大幅提升。

在漢、晉時期，煤炭開採雖然進入一個大發展階段，但是，由於受技術的限制，採煤採的多是露頭煤，採掘方法基本是步窯。也就是從有煤苗的地方開始挖，順著高堎或山腰，挖穴斜著進去，遇煤取之。露頭煤雖然開採較易，但煤質較差，含硫量較高，不適宜特殊產品的冶煉，且易風化和自燃。而晉城的優質煤炭並不是這種露頭煤。晉煤品質之優，向為國內外客戶所稱道。歐洲礦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調查後，認為“山西煤質之良，煤苗之旺，殆環地球礦山所不及”。1915年，山西煤炭首次參加巴拿馬國際博覽會被稱為“煤中皇后”，名揚中外。而晉城無煙煤在山西煤炭中久負盛名，以其燃之無煙、燒之耐久、沒有異味、用途廣泛而受到人們的普遍讚譽，被人們稱為蘭花炭，喻之像蘭花那樣典雅高貴。晉城蘭花炭曾經漂洋過海進了英國王宮，成了王宮壁爐的燃料。

隨著人們對煤炭的認識和技術的發展，逐漸掌握了立井取煤的方式。到唐代，晉城縣的龍化、屋廈、大陽一帶已開採較深的煤層。直到20世紀末仍留有唐代的豎井式掘煤遺址，說明唐時澤州的採煤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當時的井窯，雖然同明清時的高落式採煤有著明顯區別，但卻可以開採出優質煤炭，也可擴大采煤區域。到了宋代，已普遍推廣了豎井式掘煤。這一革命性的變化，為大規模使用煤炭奠定了基礎。宋代晉城所產煤炭，除供應本地外，還銷往外地。清雍正《澤州府志》載、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澤州，“其輸中州者，惟鐵與煤，日不絕於途。”河東(今山西)境內的居民、都城開本封及附近城鄉人民所用的煤炭很大一部分是由鄰近的澤州供應的。當時澤州採煤、冶鐵課稅就達30萬兩。大中祥符八年(1015)，時任河東路轉運使的陳堯佐目睹了澤州煤鐵興盛的景象，同時也發現了賦稅過重的問題，立即上奏朝廷，請求免除煤稅，減輕鐵稅。朝廷批准了陳堯佐的上疏。《宋史・陳堯佐列傳》載:“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

其二，在煤炭與他業的聯動上有了重大發展，奠定了晉城資源型經濟的格局。

晉城地狹民眾，很早就有依託資源、從事手工業的傳統。正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自然基礎。它對於一個地區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尤其是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時期，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在遠古、上古時期，脆弱的人類逐水而行，擇地而居，自然條件中的生活資料類對人類無疑起著決定性意義。但當人類步入文明時期，尤其是社會安定的盛世，自然條件中的生產資料類，如煤、金屬礦藏等，則凸顯出非凡的作用。唐代，政治清明，國家富強，百業興盛，人民安居樂業。在這種環境下，煤炭迸發出了驚人的能量。晉城以煤炭為能源的冶鐵、煉磺、熬硝、製鹽到石灰、磚瓦、陶瓷等產業發展都很快。到了宋代，非農產業已居於當地經濟的主導地位，尤其是在歷史上無比發達的制鐵業，正是因有煤炭資源作基礎。古代豐富多彩的鐵製品，除少數使用木炭作燃料的產品之外，使用的能源幾乎都是煤炭。正是煤炭，奠定了晉城資源型經濟的格局。隨著這些用煤產業的發展，對煤炭的需求越來越多，一些地方煤炭得以開發，就是由其他產業引發的。而冶鐵、陶瓷業發達的鄉村，往往也是煤炭採掘業的興盛之地。這種煤鐵的並舉、煤瓷的共榮，煤業與相關產業聯動的做法“不但取得共同發展、雙方受益的好結果，也具有方向性的意義，在今天也值得借鑑“。

其三，在煤炭管理上開始實行行業管理，納入有序果道。

伴隨煤炭開發，必然出現環境和資源保護問題。歷代統治階級都很重視礦業管理。早在周朝時，就已出現專門管理礦業的“卝(礦)人”這一稱謂。不過，專管煤炭的機構卻極為少見。唐代，政府對煤炭的監管日益健全。根據《晉城市郊區二輕志》等書載，唐代，官府在澤州縣金村鎮龍化村就設有管理煤炭生產的“烏政管”，將民間採煤納入了官府管理。烏政管後來演變為烏政館，成為煤炭的行會組織。宋代，朝廷在澤州設立大廣冶，對煤鐵實行一體化管理。《宋會要輯稿・食貨》載:“澤州大廣冶、舊置。”《文獻通考》稱，從宋太宗即位開始，增派武臣為監當官。據北宋著名文學家、史學家宋祈撰寫的《范陽張公神道碑銘》，宋代有個名叫張蘊的武臣，曾被任命為大廣冶監，“以三班借職，召監大廣冶。大中祥符四年夏六月卒於官”。後來宋廷對礦治冶業的稅制進行了改革，並實行官營和民營並存制。政府對業主採取抽稅的辦法，即以所謂“二八抽分”代替課稅制。這種“二八抽分”的稅率，對民間煤鐵業發展是有利的。

當然，在傳統時代，統治者看重的首先是賦稅，在環境和資源保護問題上不會下太大功夫。由於利益驅動，亂採亂挖的問題也無法徹底解決，且愈演愈烈。高平定林寺清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初二日勒石的《高平縣正堂水禁鑿窯碑記》載、“奸民張國龍、張德威鑿山開窯”，縣令白良玉“親履其地，立行填塞”，並勒石水遠禁止，“凡自七佛頂下至糧山一帶，前後左右，勿得開窯取煤，永行嚴禁，如違重究不貨”。類似碑記在晉城屢見不鮮。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亂採亂挖的現象屢禁不止。直到近年煤礦整合後，這一歷史問題才徹底解決。

唐宋在煤炭業上的舉措，為晉城煤鐵大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明清時期，煤炭已成為晉城人民生活中須臾不可缺少的物資，“以炭代薪，日用稱便”(雍正版《山西通志》)。晉城古代煤炭業出現了第三個高峰，形成了“煤甲天下”的局面。

書寫晉城的礦產開採史，無疑應從煤炭著筆，而在煤炭史上，不可忘記輝煌的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