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号”，也即做记号，可能是在文字发明之前，上古结绳记事演变来的，属古之遗风。最熟悉的是《水浒》中的杨志卖刀，他落魄时盘缠都用光了，想到别处再找机会，但身上没钱，只好把祖传的宝刀卖掉。杨志不好意思吆喝，就在刀鞘上插了个草标儿，别人就知道这刀是要卖了。插这个草标儿，就是做个让人识别的记号。
旧时，潮州女子若已定亲待嫁，别人就说她已被“抹红”。何谓抹红？原来，抹红就是做记号。典故出自买卖小猪。一头母猪生了一群小猪，在小猪还在吃奶时，邻里想买小猪的人，根据自己要养母猪或肉猪的打算，就会提前来选好小猪，用胭脂在小猪身上显眼的特定部位涂抹做记号。若甲选中的小猪已在后背上做记号，乙可能就在选中的小猪额头做记号，以示区别。等到小猪断奶后，即来买走选定的那头小猪。
因潮州人把卖猪说成嫁猪，故借用到待嫁女子身上。说她已被婆家“抹红”做记号，表明名花有主，婚事已定。这个比喻十分生动有趣！
以前，潮州乡村榨糖建立的糖寮，大多是制乌糖（红糖）的，也兼制作“糖漏白”白糖。这种糖略带赤色，没有现在的白糖那么晶莹洁白（现代的机制白糖在潮州原称“火车白”）。糖漏白煮糖火候应比乌糖较嫩，起鼎后稍待蔗汁凝固即倒入“嘀禾”（喇叭）形陶制糖漏斗，在将近凝固的蔗汁（糖浆）上面糊上泥浆。由于泥浆的压力，赤色的“三甘水”就从漏斗下方的小孔流到承放漏斗的“糖漏埚”里。约过半个月，泥浆干后自行脱裂，除去后就可先刮顶层的糖，刮到见赤色糖再糊上泥浆重沥去三甘水，刮出的糖打碎晒干即可。
因制作“糖漏白”白糖是一批接一批的，为了记住顺序，掌握出糖时间，每一个糖漏都要做记号。有以先后批次打圆圈或打钩等做区别记号的。也有按每日不同批次做日期记号的。更普遍的是使用一种在潮州称为“糖漏码”的数字来标序号。糖漏码的正式名称叫做苏州码子，也叫草码，花码、商码等，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很适应旧时竖写账本的记账方式。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也是唯一还在被使用的算筹系统。它既不太像汉字数字，也不像罗马数字，更不像阿拉伯数字，在工具书上可查得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糖漏码是：〡〢〣〤〥〦〧 〨〩十。另外，20为两个汉字“十”组成“卄”；30则为三个汉字“十”组成“卅”；40则为四个汉字“十”组成“卌”。
昔日，以农耕为主的潮州广大乡村，视农家肥为宝。我高小辍学后在潮州后陇村放牛，早晚都要“叫牛尿”，晚上牛进牛间和早晨牛要放牧或劳役时，都要尽力让它拉屎拉尿，收集起来作为肥料。若牛外出拉屎，别人见了，假如他没带捡牛屎的粪箕，就会在路边捡根草花或小棍子之类，插在牛屎上，表示他已做记号，等一会来捡这牛屎。别人见牛屎已有记号，一般都不会捡走的。若是放牛的人是成年人，他多半挑有粪箕，牛屎未落地已用粪箕接住啦！
改革开放前，有一些用脚踏车搭客的人，在公路边的上落站，每当客车刚停稳，到站的旅客一下车，几个搭客的脚踏车兄就围上去，抢先定客：“我号阿老”，“我号阿姆”，“我哩号阿妹”。等他们下车后，谁若要搭脚车，谁号的客就归谁，不能抢客啦。后来改为摩托车搭客，此种现象仍有。
乡村庙会，神前的供品很多，尤其是像我们后陇之类的特大村落，二月初一感天大帝庙会，神前供品更多。除三牲、粿品外，就是著名的大糖狮及糖狮仔。大糖狮一般一个神前只供一两对，糖狮仔则数量比较多，造型也比较简单，容易混淆。因糖狮仔有公家、私人供奉两种。公家（住宅区或宗族房界）供奉的，等神祇起回庙后即开标给私人，中标人认为是好意头。私人供奉的，自己请人做糖狮仔，拜后各自带回。人多糖狮仔也多，混乱是难以避免的。三牲、粿品及糖狮仔都可做记号，除简单的涂抹胭脂外，旧时还有粘贴剪纸小图案。使礼品或供品更加出彩，也附带记号的功能。
一次，我在潮安一个地方的山顶寻奇石，见一处山坡，有几处只做简单培土的小土堆，旁边钉有一竹签，上面用红油漆写有手机号码。我询问何故？朋友说这是风水先生做的记号。承包山林的人，与风水先生私下卖坟墓穴位。竹签上的手机号码，就是风水先生的。别人若打电话给他，他就把那个穴位说成风水宝地，寅葬卯发，添丁、发财、出官等等，期望卖得好价钱。这种用培土做的记号有别于传统葬俗的“做生基”，即为在世的老人提前建造坟墓并立石碑，石刻碑文字用绿色油漆描写，以区别于过世先人的红色碑文。
潮州做记号的事还不少。如农民常在镰刀把、锄头柄等小农具上刻个专有的记号。因为，那位置不便写字，或写字容易掉色，刻个记号既省事又容易辨认，甚至不用眼睛看，手一触摸便知道。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搜集起来便已是趣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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