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

1857年8月20日，巴黎。天氣溼熱陰沉，街道散發著似有似無的地窖味道。人們一如既往尋歡作樂，內心卻時常惴惴不安，聽說英國有錢人手裡的有價證券正在急劇貶值，遙遠的美國大批企業倒閉，遠征的英法聯軍好像正在南中國一個叫做廣州的地方進行軍事行動……總是有大事情發生，真是一個多事之秋。但是，這些所謂大事件比起今天司法部開庭審理的那個案件都顯得不再重要，人們瘋狂地湧向法庭，所有的角落都在興奮地議論紛紛：那個叫做波德萊爾的傢伙終於攤上大事兒了……

“一旦墮入笑罵由人的塵世，威猛有力的羽翼卻寸步難行。”——波德萊爾

36歲的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表情複雜。溼熱的天氣彷彿已經開始發酵他瘦削的身體，他的臉色顯出屍體般的蒼白。旁聽席上的看客們早已聽過他的大名，他們獵奇的心理早已超過庭審本身。然而，大家還是失望了，預料中的風流倜儻並不存在，想象中的慷慨陳詞也是沒有，憧憬中的詩人氣質更找不到半分。眼前的這個人就像是一個常年臥病、離群索居的怪客，一個讓人感到死亡氣息的神經質。

麻木、憤怒、畏懼、茫然等情緒最終交織成了某種黏膩的石膏，它糊在波德萊爾的臉上和身上，甚至讓他無法呼吸，更不用說長篇大論。很多年後，巴黎的人們依然有時會討論當年的那場庭審，還有那個靈魂彷彿一直飄蕩在天邊的怪咖詩人。他們不會知道，85年後一個叫加繆的法國人將寫下一篇名為《局外人》的中篇，莫爾索在法庭上的表現，竟然和當年的那個人很有些神似。

然而，在這些表象背後，卻彷彿藏著悄悄展開的巨大的惡龍之翼。那個叫做波德萊爾的人早已將巴黎的文學圈子攪得天翻地覆，那本叫做《惡之花》的詩集就是那惡龍的毒牙。人們惶恐異常，那個一直居住在巴黎拉丁區的怪異詩人一定是魔鬼的使者，不然為何他的詩歌能如此邪魅？一方面讓人恐懼詩中那些可怕的形象，一方面卻讓人在內心深處升起一股羞於對人言說的快感。傳統的美學理念在瑟瑟發抖，現代主義的洪荒之力蠢蠢欲動，人們感覺一隻妖冶的蝴蝶在潘多拉之盒上扇動了翅膀，未來將變得撲朔迷離。

“……本庭同意公訴人的控告，認定被告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一直以來的創作原則和理論是描繪一切，暴露一切，他在最隱秘的皺襞裡發掘人性，他的口吻剛勁而強硬，他尤其誇大了醜惡的一面，他為了使人印象深刻和感覺強烈而過甚其詞……本庭判定被告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觸犯了法蘭西神聖的公共道德和善良風俗……處以罰款300法郎，並強制刪除其詩集《惡之花》中的六首淫穢詩歌，它們分別是《首飾》《忘川》《致一位極樂女郎》《吸血鬼的化身》《累斯博斯》和《該下地獄的女人》……”

法蘭西司法部當庭法官用抑揚頓挫的語調誦讀審判結果，然後波德萊爾在記者和人群的蜂擁堵截中艱難脫身。他慌不擇路，他落荒而逃，他內心的一半在瑟瑟發抖，而另一半在不住冷笑。怪胎波德萊爾、浪子波德萊爾、魔鬼波德萊爾就這樣消失在1857年8月20日霧靄沉沉的巴黎。

“煤氣燈亮起來了。司燈人穿過拱門街擠滿建築物的通道和夜遊症的人群，把幽暗隱晦的街燈點亮。玻璃頂、大理石地面的通道，豪華的商品陳列、賭場、玻璃櫥窗……人群的面孔幽靈般顯現，他們焦灼、茫然、彼此雷同，擁擠得連夢幻都沒有了間隙。”

波德萊爾這樣描述藏身其間的巴黎，那個19世紀全世界最時尚和光怪陸離的地方，而波德萊爾自身也將在這個地方被消解殆盡。

“這些惡魔冷眼注視著我，猶如遊人欣賞瘋子。”——波德萊爾

波德萊爾能夠感受到這種消解，就像一直以來能夠敏銳覺察到周圍人皮面具下的虛偽和骯髒。他的洞察力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為詩歌和美學斬開新路，也讓自己血流成河。《惡之花》是波德萊爾創作的一次爆發，也像是他虛擬的一次文學自殺。當時的人們將18世紀譽為歐洲文明巔峰的時代，波德萊爾卻大聲疾呼：“18世紀流行的是虛偽的道德觀，由此產生的美也是虛偽的，所以18世紀是一個普遍盲目的時代。”他劍指詩歌本質，高聲質疑：“什麼叫做詩？什麼是詩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區別開來，發掘惡中之美”，在人們驚魂未定之時，他接著將自我送上祭壇：“通過粉飾，我會掘出一個地獄！”

於是，人類文學史上便綻放了那朵著名的《惡之花》。在誕生了《巴黎聖母院》的浪漫之地，在“法國女郎”和“巴黎美人”逐漸聞名世界的香豔時代，波德萊爾摧毀一切，將巴黎女子的形象顛覆殆盡。他將滿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墨汁潑向那座典雅靚麗的城市以及那裡的盛裝美人。他寫《腐屍》，那具詩歌史上著名的屍體腐爛著，爬滿蛆蟲，讓整個巴黎作嘔：“蒼蠅在腐臭的肚皮上嗡嗡飛叫/黑壓壓的蛆蟲從那兒爬出了/像一股粘稠的膿液/沿著這腐臭的爛肉直往外漏/蛆蟲如同浪潮一般起伏不已”，那具無頭女屍流著血浸泡了床單，讓人不寒而慄。

他彷彿發誓要將巴黎文壇攪個地覆天翻，獵奇只是最膚淺者對他的可笑揣測，在叛逆這件事上，波德萊爾說自己是第二，沒人敢說自己是第一。那是一個對同性戀依然充滿極度仇視的時代，看看詩歌王子王爾德的悲慘經歷便可略知一二。然而，波德萊爾直接將同性之愛作為詩歌內容，並且描述其中的具體細節，他在《被詛咒女人》中將兩位女子的這種愛寫得登峰造極。什麼遮遮掩掩，什麼晦澀暗示，在波德萊爾的字典裡從來沒有“禁忌”二字，對他而言，“有傷風化”這種事兒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做絕。他用長詩整整前半部分的篇幅描寫兩位女子的生理需求，肉體之間的交流。不僅如此，他還是文學史上最早明確喊出男女平等口號和同性之愛無罪的人，他在長詩的中後部更無情鞭撻了社會對女性的不公，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殘暴壓制。

《惡之花》首版封面，上有波德萊爾的筆記。

《惡之花》彷彿將一桶涼水一下子灌進沸騰的油鍋，整個巴黎被炸開了。人們因為《惡之花》重口味的變態描寫、讓人窒息的苦悶抑鬱和濃的化不開的哥特風格而震驚，繼而本能般向波德萊爾發起潮水般的口誅筆伐。但沒人能夠在心裡否認，波德萊爾在詩歌寫作本身技巧上的爐火純青。他是19世紀最著名的苦吟詩人，他的詩格律嚴謹，形式完美，字斟句酌，讓最仇視他的評論者也不得不承認，在寫詩這件事上波德萊爾是絕對的佼佼者。波德萊爾並不是一個高產的詩人，《惡之花》幾乎寫盡了他對資本社會虛偽醜惡、物慾橫流和19世紀歐洲人世紀病的痛斥。正如他在去世之前給朋友的信中所說：“在這部殘酷的作品裡，我放進了我整個的心，我所有的溫情，我全部的宗教，我的所有仇恨。”

“我是一片連月亮也厭惡的墓地。”——波德萊爾

1819年，一名叫做約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萊爾的60歲老人，迎娶了一位叫做卡羅萊納•阿爾尚博•迪費的26歲女子，那便是波德萊爾的父母。1821年4月9日，波德萊爾出生在巴黎，並且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個城市度過。然而，這個城市並未給他帶來好運，他一生都在感受著命運的惡意。“一樹梨花壓海棠”只是我們文化系中對權貴生活的應酬唱和，在19世紀的歐洲這依然是一樁註定坎坷的婚姻。在波德萊爾還未記住生父相貌的年齡，老波德萊爾便去世了，後來便是母親的改嫁。

繼父歐皮克是一名標準意義上的成功男人，他後來擢升將軍，在第二帝國時期還被任命為法國駐西班牙大使。然而，這樣的男人在家庭生活中多是專橫的，更何況是對待一個天生氣質憂鬱的繼子。就這樣，波德萊爾在一種緊張的家庭關係中長大，一方面是他對繼父每日劇增的恨意，一方面是他對母親一直不變的愛意。1848年巴黎暴動，波德萊爾甚至帶領一幫人自稱“革命黨”，他們砸碎商店櫥窗，還搶了槍，波德萊爾高呼：“我們去槍斃了將軍歐皮克！”

矛盾而分裂的情感讓他備受焦灼，最終的放逐和流浪在所難免。繼父的地位就像當時的資產階級權貴，已經不是民眾暴動就能撼動。心灰意冷的波德萊爾離開了家，徹底走入波西米亞式的放縱生活——他不會知道一百多年後，他還會成為“喪文化”的精神偶像。當然，即使波德萊爾知道，相信按照他的脾氣也一定會嗤之以鼻。因為，在他看來，不敢拿命去喪的人都是譁眾取寵的慫包，不敢徹底放縱的魂都是道貌岸然的垃圾。他如今被送上神壇，是無可爭議的偉大詩人、美學家和文藝評論家，但在當年的巴黎，他卻是巴黎拉丁區波西米亞放縱團體的首領。當時的作家尚弗勒裡曾寫道：“在那個團體中，領頭的就是以古怪為特徵的波德萊爾”。

詩歌也許是波德萊爾的豐碑，但沉淪墮落才是他的人生主業，抑鬱寡歡才是他的生活底色。他住進骯髒的旅店，整日酗酒，他是拉丁區所有妓女的朋友，是一切酒鬼的弟兄，是任何毒品最勇敢的嘗試者。他將縱慾作為主題，去搭建自己的詩歌意象體系，他將酒精和毒品作為燃料，去爆發自己的所有才華。梅毒折磨了他數十年，他發燒、心悸、胃痛、頭痛、腹瀉、嘔吐、疲憊、暈眩以至最終癱瘓，然而他依然在《惡之花》的首篇《告讀者》中癲狂般大笑。他宣告他要寫的是“佔據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體”的“謬誤、罪孽、吝嗇、愚昧”和“尚未把它們可笑滑稽的圖樣，繡在我們的可悲命運之上的姦淫、毒藥、匕首和火焰”。

“他流動的不是血液，而是忘川的綠水。”——波德萊爾

然而，這就是波德萊爾真正的靈魂麼？放蕩不羈、頹廢喪亂、縱慾墮落，這些就是波德萊爾心臟的真實樣子麼？在這個意義上，波德萊爾和他的《惡之花》已經完全融為一體，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其中滿目瘡痍的惡和赤裸裸的醜，卻忽略了其中對崇高美意象的憧憬和讚美。人們只看到其中的痛苦、陰暗、憂鬱和頹廢，卻沒有注意詩人對死亡後昇華近乎執念的追逐，“讓死亡高懸天空/像新的太陽/使我們頭腦裡的白花綻放”。

在浪漫主義衰退的年代，被認定為浪漫派死敵的波德萊爾沉默寡言。在無數個放縱的夜晚之後，在宿醉漸醒的頭痛欲裂之中，在痼疾凌遲般的苦痛折磨之下，那個當年浪漫派最喜歡詛咒的浪子，卻在苦苦堅守著古典浪漫主義的格律音韻和字斟句酌。他忍受著浪漫派的謾罵，卻在暗溼的角落裡完成了浪漫主義精髓的傳承。他被稱為浪漫主義的逆子，卻用象徵主義和現代主義讓浪漫主義得以香火延續。

他早已明白，那些因為《惡之花》所受的指控和苦痛，就是他為詩歌神壇和文學殿堂奉上的血肉和祭品。難怪高爾基會這樣嘆息：“波德萊爾生活在惡中，愛的卻是善良，最後，他給法國留下了一些流露出冷酷的絕望氣息的陰暗狠毒的詩而死去，為了這些詩，人們在他生前稱他作瘋子，在他死後稱他為詩人。”是的，波德萊爾不會知道在下一個百年他會成為整個法國和世界詩壇的偶像，他會被推舉為法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被尊為現代派的奠基人、象徵派詩歌的先驅和“十九世紀第一美學家”。

當然，生前被無數人詛咒為“惡魔詩人”和“墳墓詩人”的他更不會知道，這個在當時人見人厭的自己，在未來會成為無數人心中的導師，後世很多閃耀的大詩人和大作家都在虔誠地閱讀他的《惡之花》。大詩人蘭波直接稱呼他為“第一個慧眼者，是詩人之王，一個真正的上帝”。他更不會想到在遙遠的21世紀，那些自命不凡、相互比酷的年輕人會對他頂禮膜拜，將他視為現代社會“喪文化”的開山祖師……

然而，這一切對波德萊爾都不重要了……

1866年1月，為了一件包裹，他在雨中的郵局忍受寒冷等了4個小時，第二天他病倒了，在地上翻滾嘔吐。

1866年3月，他的麻痺性痴呆開始發作，並最終癱瘓無法說話，3月20日，他留下最後的手寫信：“親愛的母親，我沒有生病，但也沒有很好。”

1867年8月31日，他面帶微笑死在母親懷裡，終年46歲。

…… ……

我厭惡遺囑，我厭惡墳墓，

與其乞求世人的眼淚而苟且偷生，

我不如請那些烏鴉，

把我這汙穢不堪的屍骨啄得一點兒也不剩。

——波德萊爾•《快樂的死者》

—END—

我是寶木笑，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