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當代中國獨特政治經濟模式的核心要義

深刻!當代中國獨特政治經濟模式的核心要義

有人睿智地將中文的“危機”拆解為兩個字,一個是危,即面臨的危機、困境、甚至險境;一個是機,即機緣、機會、機遇。面對險境,人無非是兩種心態:一種是消極的,灰心嘆氣,埋怨生不逢時;一種是積極的、淡定的,冷靜地分析處境、尋求突破,努力化解困境,條件成熟時將危機轉化為機遇。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近百年成長史、70年執政史、9000多萬黨員、461萬個黨組織,領導著13億多人口的執政大黨。中國共產黨既要正視其面臨的嚴峻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也要帶領中國人民以積極樂觀的心態,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和鬥爭,在逆境中尋找機會、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在危機中抓住機遇。

正確認識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機遇對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來說,可遇不可求。抓住了機遇,就會乘勢而上,實現質的飛躍;錯過了機遇,就會失去良機,千古遺恨。

當機遇來臨的時候,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敏銳地識別、及時地發現並果斷地抓住難得的機遇。

從國家和民族層面來看,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重要戰略機遇期:第一次是大航海時代,15世紀初,中國在明朝有比西方更強的航海能力,鄭和下西洋,比歐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遠、人員更多、儀器更先進、出海的船隻更大更堅固。但較強的航海能力沒有打開連通世界的局面,不僅如此,反而到了後來越來越閉關鎖國,陷入封閉、落後的惡性循環。1500年以後,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地理大發現”,為歐洲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開啟了偉大的工業革命,在中西方的競爭中,世界的中心由東方轉移到了西方。

第二次是19世紀中後期,中國在追趕西方的同時,開展了革新圖強的洋務運動,與後起之秀的日本展開了三十年(1860—1890)的競爭。但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打斷了中國近代化進程,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連年的戰亂使中國發展自我的戰略機遇期一去不返,直到冷戰格局形成。

第三次是二戰結束以後,特別是上個世紀50年代,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利用美蘇對峙的機會,建立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與美蘇等國的關係趨於緩和,充分利用全球化的便利條件,在40多年的時間裡,迎頭趕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多極化趨勢中一支重要力量。

從國際上看,和平和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性難題需要世界各國的合作協助,維護經濟全球化的力量仍然佔主導,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大勢難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處於關鍵期,以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虛擬現實、量子信息技術、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以及生物技術為技術突破口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撲面而來,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時間窗口和戰略機遇。

我國發展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戰略機遇期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可能性,要將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還需要清醒地認識當前的嚴峻形勢,做到心中有數。從國際環境來看,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保護主義加劇,多邊主義受到衝擊,貧困、氣候變暖、恐怖主義等世界性難題還沒有破題,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抬頭。

長期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正在發生變革,以美國為首的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有些不適應。特別是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為了繼續保持戰略優勢,試圖從政治、經濟等方面極限施壓。

從國內環境來看,隨著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新老矛盾交織,週期性、結構性問題疊加,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一些體制性機制性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發展從高速轉為中高速而帶來的下行壓力不斷增加,實體經濟發展存在困難,營商環境與市場主體期待還有差距。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非公共性風險擴大為公共性風險、非政治性風險演變為政治性風險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並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成為現實的風險和危機。

思危方能居安。歷史和實踐表明,中國的發展成就從來都是在攻堅克難中取得的。在“滾石上山、爬坡換檔”的緊要時期,充分發揮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力,就顯得尤其重要而且必要。

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經濟新模式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2018年我國的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經濟的巨大成功離不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決策,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更離不開這一戰略決策的可持續性執行。

從經濟建設的供需關係來看,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側。供給側則是要繼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竭盡全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從而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經濟的背後是政治,經濟中內含著政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本身就是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來看,一方面,政治根源於經濟,由經濟決定,必須在經濟基礎上認識政治,政治不是離開經濟而孤立存在的,一定的政治總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併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所制約。當然,我們強調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也要切實防止商品交換原則侵蝕黨內政治生活。另一方面,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

政治對一個國家的戰略具有統率和支配作用,決定戰略的性質和目的,賦予其任務和要求,影響戰略的制定、實施和調整。在我國,有兩種語境的政治建設。一是黨的政治建設。黨的政治建設在黨的建設總體佈局中處於統領地位,是黨的建設的根和魂,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黨的政治建設抓好了,對黨的其他方面建設可以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二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五位一體”,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個方面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其中經濟建設是根本,政治建設是保證,文化建設是靈魂,社會建設是條件,生態文明建設是基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就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管是黨的政治建設,還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黨的全面領導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當代中國處理好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增強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的協調性。統籌協調好兩個領域的建設節奏,形成改革發展的整體合力。
通過經濟建設,為政治建設提供動力;通過政治建設,為經濟建設提供政治保障。做好政治經濟學這篇大文章,就必須發揮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優勢,將政治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能力,轉化為國家間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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