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歷史，方可知名校何以為名校。王世傑先生因何在墓碑上舍棄教育院長、“中研院”院長諸多政職，僅僅保留了“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這一句？
而《珞珈築記》將帶你穿過歷史的河流，走進這個百年名校，與你分享珞珈山背後名人名家的故事。帶你瞭解從前國立武漢大學的誕生再到這一近代國立大學新校園所折射出的建築文化意涵和時代思潮。
珞珈不僅一座山
本文原載自《中華讀書報》
文丨楊河源
中國大學校園中，如未名湖之於北大，嶽麓書院之於湖大，康樂園之於中大，差差可為代言。但像珞珈山之於武大，甚且就是學校別名的，我還想不出第二家來。老齋舍那依山而立、中西合璧（當然也可以說不中不西）的建築群落，帶給觀者的第一視覺衝擊力，可稱震撼，歷久難忘。即使不在聞名遐邇的櫻花季造訪武大，遊客也會登上老齋舍平頂，倚靠舍邊、天井邊的鋼筋水泥女牆，以老齋舍歇山頂跨街門樓為近景、以叢林蓊鬱的珞珈山為遠景，或者換一個角度，以八角歇山綠色琉璃瓦頂的老圖書館或左右兩翼的文學院、法學院雕甍飛簷為背景，留下幾幀照片以為紀念。
34年前，入讀武大之初，荷塘三岔路邊，有道帶覆頂的玻璃櫥窗，類似後來城市習見的閱報欄，其中有簡略的校史展覽。最前一位校長，名諱是王世傑，只有生卒年月和長校時間，其他闕如。王世傑何許人也？我很是納悶。
《珞珈築記》這一基於作者博士論文而改寫的珞珈山武大建校史，能部分回答我的疑問。王世傑校長率領下的建校元老們，擇地選人，四處化緣，在東湖邊上沒有公共交通的荒山野嶺中，胼手砥足，篳路藍縷，“使得民國時期湖北地區的高等教育從胡適口中的‘最不行’‘沒有教育可說’，短短几年就變成了‘使我們精神一振，使我們感覺中國事尚可為’”。
城市高樓群包圍中的今日武大校園，稍遠處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幾乎被高樓遮擋隱沒。《珞珈築記》作者攝於2018年5月
這“確實可謂振衰起敝，脫胎換骨”的事業，背後是說不盡的艱辛。《築記》用了一章的篇幅，記述珞珈山新校舍建設經費的來源和支出，特別點題——慘淡經營：珞珈山校園建設經費的收支情況與籌款困境。在抗戰西遷樂山前，1929-1938八年多的營建期間，寧漢分裂，政治動盪，當時的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所承擔的建築設備費各75萬，漢口市政府資助理學院建築設備費17萬元，佔到總建校費用接近49%；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美庚款）資助的建築設備費共33萬，佔實到總額的近10%。而當時的“國企”如平漢鐵路管理局所承諾的技術合作協議補助款，往往就口惠而實不至了，即使最高權力介入，承諾款項再四遷延不說，實到也大打折扣。連月撥4000元的戔戔之數，都要大費周章，王校長求爺爺告奶奶的苦況，可見一斑。在這樣的艱難之中，忽然“飛來”不期而至的黎氏兄弟10萬元、佔實到總額近3%的鉅款，令等米下鍋的建校元老們如何欣喜，不難懸想。
我就讀的1980年代，在跟校園總體建築造型、弧線、立面、色彩上有呼應的體育館西南側小路邊，無意瞥見一方小小石碑，綠漆端楷“宋卿體育館”幾個小字，很不顯眼。我問過好幾位同學，沒人留意到那塊小碑，知道宋卿是民國第二任總統黎元洪的字，感念黎黃陂哲嗣遵先翁遺願而慨然捐贈的，當然就更加稀少。
我直接接觸武大，是迎新那天，乘坐學校接新的解放敞篷大卡。卡車從武珞路街道口左拐珞珈山路，路口一座四柱三門欞星門式沖天牌坊，牌坊正面左行楷體“國立武漢大學”六個大字。汽車繼續行進，兩邊建築高低錯落，甚不規整，怕都不止十分鐘呢，又過一牌坊，又在兩排茂盛的懸鈴木夾峙中，行走了好一會，才到宋卿體育館前的接新分派點。後來知道，街道口那座牌坊上的校名，是蔣介石手筆。校徽上毛澤東主席題字、校報報頭李達校長的題名，加上蔣介石手書，武大校名主要就有三種字體。
拉長曆史浚遠源流，吾國似乎很是尋常，敝母校不僅未能免俗，甚且可歸入始作俑者之列。譬如我入校之前的1983年，武大70週年校慶，我離校之後的1993年，武大上溯1893年張南皮督鄂所建之自強學堂為始祖，歡慶“百年”華誕。如此大背景之下，我當然以小人之心，猜測蔣公手書不過也是武大口傳歷史，拉虎皮做大旗的故伎。《築記》分梳了“國民黨永遠的‘蔣總裁’”誕生在武大的經過緣由，開列的《七七事變前參觀珞珈山校園部分知名人士及團體一覽表》中，蔣（或偕夫人）1932—1935數年間到訪珞珈山，就達5次之多。而1938這一年，蔣更是“頻繁和長時間地前來珞珈山居住”。由蔣日記輯成的遊記中，蔣氏夫婦在珞珈山的活動，從2月到10月，就有6次。也許，武大是除蔣任校長的黃埔軍校外，光顧最多、逗留最久的大學。最高權力對風景的覬覦，未必皆為武大之福，但至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李四光先生聘請的新校舍總設計師美國人開爾斯所主持的珞珈山校園選址、總體規劃以及主要校舍建築“中國固有之形式”的成功。
校友往往具母校情結。曲筆或溢美，在所難免。作為武大校友，劉文祥博士的《築記》，卻能超越情感，對珞珈山建校元老們缺乏規劃經驗、嚴重低估建校資金，購地糾紛預案不足，一期工程部分建築功能失調、採光不便等等直率批評，也照錄不諱。如此直筆，不僅沒有削弱整部作品的力量，更加讓人感佩先賢們探索的艱難與從善的勇毅。珞珈山武大之於東湖景觀建設，珞珈山校園之於武漢地區大學建築風格，武大之於中國現代教育，武大建築與中山陵的承繼關係，武大湖光山色與總設計師開爾斯先生母校威斯康星大學校園湖泊的隱秘關聯，《築記》都有生動的敘述。任何關注中國近現代教育的人，都會受到啟發，遠不止珞珈山子弟凝然動容。
任職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時的王世傑。來源：《國立武漢大學民二五級畢業紀念刊》，1936。
珞珈山武大，無疑是王世傑先生殫精竭慮的得意之作，因而他遺囑子女，墓碑上舍棄他教育部長、外交部長、“中研院”院長等諸多政職，只需刻上“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美國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自撰墓誌銘中，無意美國總統的銜頭，而著意於“弗吉尼亞大學創建人”這一身份。王先生此舉跟傑斐遜同調，不讓傑氏專美於前了。只是，他欲將平生收藏的圖書文物捐贈武大的遺願，到底沒有實現。據說垂危之頃，先生吟誦的是蘇東坡的一闕《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望。”
（文本轉載自2019年07月10日《中華讀書報》第16版）
轉載自2019年07月10日《中華讀書報》第16版
《珞珈築記：一座近代國立大學新校園的誕生》
著者：劉文祥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大學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誕生的一種新事物。它的誕生既是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必然需要，也是近代中國打開國門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結果，承載了引導中華文明在近代轉型之路上前行的歷史重任。
本書以大學存在的空間場域——校園為研究對象和切入口，是關於近代中國大學史的一項個案研究新成果。全書用翔實的史料和生動的語言，揭示了民國時期國立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從無到有、從荒野湖山到黌宮勝地的動態過程，還原了其間各方之間的複雜糾葛，以及建校先驅為新校園誕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該書又將珞珈山校園的誕生，置於近代中西建築文化激盪交匯的歷史進程中，探究了這一近代國立大學新校園所折射出的建築文化意涵和時代思潮，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深入觀察理解近代中國社會的獨特視角。該書對於近代中國大學史研究及建築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均有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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