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远期前景

第 28 期

陈学明，上海市崇明岛人，生于1947年3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兼职特聘教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论著、教材、译著40多部。有4部著作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完成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20多项，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有两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20余次，其中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5次，二等奖7次，三等奖5次；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 次，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1 次；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有一部著作入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另一部著作入选中华优秀图书奖。

姜国敏，江苏淮安人，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2017年起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结构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对工业化现代化的看法问题，并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待上述问题，从经典作家对理论的科学性的一贯追求和不同时期具体理论实践旨趣的差异入手进行分析。同时，还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和呈现方式问题，沟通文本解读与实践运用的关系。

关于上述论题，曾独撰或参与撰写相关学术论文在《哲学动态》、《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期刊发表，并在《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参与撰写理论文章。作为子课题课题组成员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程及影响研究”工作。

中央党校景观

在四十年来的丰富成就和经验积累之后，在改革进入到需要全面深化的深水区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背景下，在朝着2050年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中期目标迈进的时候，当今中国对理论需求的迫切性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无疑，在我们所能够利用的一系列理论资源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重要的。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中国真正展现自己的现实意义、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成果。”

但是，环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研究以及通过这些研究所积累的各种理论成果，我们不无遗憾地意识到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中国真正展现自己的现实意义、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是勉为其难的。显然，问题不是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已被历史所超越从而根本已不具备这样的功能，而关键在于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走入了一条歧途。一些在当今中国所流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而这些所谓的成果是无法对当今中国社会发挥正效应的。

本着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的强烈愿望，更出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的强烈渴求，我们在这里首先梳理一下改革以来我国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然后剖析为什么前两种路向实际上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唯有后一种路向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最后论证为什么唯有后一种路向，而不是前两种路向才能为当今中国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才是当今中国真正所需要的。

中央党校景观

“当我们面对这个“2050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只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尝试加以展望，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设想。”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还需要以战略的和世界历史的眼光来考虑拓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到2050年左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无论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还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两个阶段”安排都告成功之后，我们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将设立怎样的下一步目标？

当然我们可以从细节上考虑在综合国力的总体提升之后仍然需要具体部门方面的平衡提升，在经济总量的全面领先之后仍然需要在人均数量和实际分配的公平正义上继续发展，但这本身已经只是某种余波和收尾的工作，不构成如“三步走”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样的具有宏观历史尺度和意义的目标。

当我们面对这个“2050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只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尝试加以展望，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设想，而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做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式理解的路向，则不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将自动失去其自身理论地位和意义。因为启蒙主义式的理解既然生发于对中国的落后与挫折的反思，乃至导向对西方现代性、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和道路的憧憬，那么，当着中国具有决定意义地超越于西方之后它也就失去了历史根据；而后现代主义式的理解既然是对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进程本身和西方现代性的进路的消极否定，那么，当中国以其自身独特的道路，既坚持发展和进步的历史线索和价值观念，又实现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确实不同的现实路径和现实成果，则它的那种否定也就不攻自破了。

中央党校景观

“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自己的哲学世界观中探索答案。”

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自己的哲学世界观中探索答案。这当然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成为算命先生，要求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来框定现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首先是从历史的宏观尺度上，看到资本主义是一定条件下人们进行现实生活的必要形式，是经济社会形态的一个必然阶段，从而断定社会主义必然是在更高的时代条件下，继承资本主义时代积极文明成果而形成的。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参与和领导了一系列革命组织的活动，密切关注无产阶级在现实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还积极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的微观运行方式，从中构想出了新社会的若干基本组织原则，例如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基本目的，而劳动者的联合特别是联合控制生产力是基本手段，从中可以再得出相应的分配制度、民主制度等。对于后一方面，我们就需要注意辨别马克思恩格斯具体提法当中的基本原则和他们依据当时形势不可避免地作为样本来加以叙述的某些实践具体形式。

尽管可以想见届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发达水平，但是，例如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在历史中确证了其自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例如由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仍然存在等等，使得我们仍然不适于直接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第一阶段过渡时期的具体建制，比如直接采用产品经济形式的按劳分配、采用巴黎公社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尽管其历史任务已经不是实施落后赶超式的经济发展了——也就仍然需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其新的历史任务，从而相应地设定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此，或许需要又一场理论上的大讨论。由其困难程度和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这将是一场关系民族命运和人类未来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规模和意义不会小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要透过与各种思想的交锋，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协调全国人民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下指明中国的前途。

中央党校景观

“中国道路的另外两种拓展的路向：空间性的国际主义拓展和内涵性的非物质需求拓展。”

除了这样的历史性的外延式拓展需要之外，我们能够更加具体和清晰地把握的，则是另外两种拓展的路向：空间性的国际主义拓展和内涵性的非物质需求拓展。

第一，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理论，科学共产主义可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历史上的、时间上的共产主义维度；一个是空间上的国际主义维度。

中国道路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埋头发展，在较长时期主要以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方式处世之后，当中国在2050年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也就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转向有所作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以时间和发展水平机械地坚持非此即彼的两分问题，而只是不同时期水平的侧重点问题。当中国还在现阶段发展自身之际，就需要并已经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做“负责任大国”，并逐步量力而行提供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公共产品，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这些理论认知和实际举措，正是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在逐步形成的过程。当然在此一阶段，其中仍然还不能不带有相对中短期的自身发展利益考量，中国道路带给世界的也更多是在自身直接发展进程当中，客观伴随发生的辐射带动影响力。而当2050年中国自身发展战略目标达成后，得以复兴的中华民族将以充足得多的综合实力和战略空间，来实现积极主动的建构、传播和引导作用，在基本社会建制、基本价值理念等各方面为人类世界提供支持，推动人类正义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中央党校景观

第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理论真正指出了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合理目标和科学道路。这里的自由是什么呢？不是例如康德式的抽象目的，也不是例如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而是像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过的《资本论》当中的表述：是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之余“从事自由活动”，即具有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还有“人类能力的发展”，这一领域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它当然要建立在物质生产发达的基础上，但它是“作为目的本身”而规定着物质生产的方向。所以，科学的共产主义首先并不是共有一切财产，尤其不是共有那种“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而仅仅是指共有生产资料，即原先构成资本的那部分财产。之所以必须共有资本，恰恰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没法保证每个人拥有那种“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财产”，即个人消费品。继而，也就必须是在生产高度发达、财富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构成自由基础的财产。这个自由的“彼岸”，仍然不是一个以时间和发展水平机械地坚持非此即彼的两分问题，仍然只是不同时期水平的侧重点问题。

随着中国道路的发展，当代中国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摆脱了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而众所周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在短缺经济时代，由于人们的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似乎只是如何通过把人民群众的刚性需求变为有效需求，通过“内需拉动”实现经济发展，而真正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视野来看问题，其实是随着经济物质需要的满足，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等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日程。当然，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实现彼岸的“自由”，还仍然主要处于必然王国。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基础上的这种更高层次的发展，可以看成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完成之后的未来方向，而其长远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随着我们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会不断获得更好、更充分的满足。

文章节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

陈学明 姜国敏 著

2019年7月

本书首先依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特别是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之关系，然后着重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角度和范式来审视和反思当今的世界，特别是当今的中国。本书通过对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次飞跃的分析，发出了“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呼唤；用马克思两大发现的整体视角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人”，并基于此对当今学术界的一些人无原则地宣扬“经济人”展开了批判；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特别是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做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释的缺陷；归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的双向促进；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审视了社会的不平等，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审视了生态危机；描述了“马中西”三大资源在中国道路中的交互汇通。

文章| 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

风景图 | 转自“大有公社”微信公众号

閱讀更多 思想先聲 的文章

關鍵字: 社会科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