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侵人不留痕
文丨蔣子龍
童年就是天堂
天堂往往被神話故事描繪得雲遮霧繞、虛無縹緲，沒有綠色和人間煙火。我所經歷過的天堂恰恰相反，那裡是一片綠色，而且是一種生機勃發的翠綠，富有神奇的誘惑力和征服性……差不多人人都有過這樣的天堂——那就是童年。
童年的色彩就是天堂的顏色，它為人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運的根基。因此隨著年紀的增大，會更加嚮往能再次躲進童年的天堂。
我兒時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沒有被冰雪覆蓋的土地被凍得裂開一道道很深的大口子。即使如此，農村的小子除去睡覺也很少待在屋裡，整天在雪地裡摸爬滾打。因此，棉靴頭和襪子永遠是溼漉漉的，手腳年年都凍得像胡蘿蔔，卻仍然喜歡一邊啃著凍得梆硬的胡蘿蔔一邊在外面玩耍：撞拐、彈球、對汰……
母親為防備我直接用棉襖袖子抹鼻涕，卻又不肯浪費布做兩隻套袖，就把舊線襪子筒縫在我的襖袖上，像兩隻毛烘烘的螃蟹爪，太難看了。這樣一來，我抹鼻涕就成“官”的了，不必嘀嘀咕咕、偷偷摸摸，可以大大方方地隨有隨抹、左右開弓。半個冬天下來，我的兩隻襖袖便錚明瓦亮，像包著鐵板一樣光滑剛硬。一直要到過年的時候老孃才會給我摘掉兩塊鐵板，終於能看見並享受到真實而柔軟的兩隻棉襖袖子。
春節過後，待到地上的大雪漸漸消融，最先感知到春天訊息的反倒是地下的蟲子。在場院的邊邊角角比較鬆軟的土面上，出現了一些綠豆般大小的孔眼，我到陽坡挖一根細嫩的草根伸到孔眼裡，就能釣出一條條白色的麥芽蟲，然後再用麥芽蟲去捉鳥或破冰釣魚。鳥和魚並不是那麼容易捉到，作為一種遊戲卻很刺激，極富誘惑力，年年玩兒，年年玩兒不夠。
二月二“龍抬頭”之後，大地開始泛綠，農村就活起來了。我最盼望的是榆樹開花，枝頭掛滿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錢兒，清香、微甜，可生吃，可熬粥，可摻到糧食麵子裡貼餑餑，無論怎麼吃都是美味。農村的飯食天天老一套，能換個花樣就是過節。這個時候又正是農村最難過的時候，俗稱“青黃不接”——黃的（糧食）已經吃光，新糧食尚未下來。而農民卻不能不下地幹活了，正需要肚子裡有食，好轉換成力氣……
一提到童年的天堂，就先說了這麼多關於玩兒和吃，難道天堂就是吃和玩兒？這標準未免太低，也忒沒出息了，讓現在的孩子無法理解。現代商品社會物質過剩，食品極大的豐富，孩子們吃飯成了家長們的一大難題，家家的“小皇帝”們常常需哄著嚇著才肯吃一點兒。在我小的時候，感覺肚子老是空的，早晨喝上三大碗紅薯粥，小肚子鼓鼓的，走上五里路一進學校，就又感到肚子癟了。可能是那個時候農村的孩子活動量大，平時的飯食又少葷腥多粗糧，消化得快，肚子就容易餓。容易餓的人，吃什麼都是享受，便覺得天堂不在天上，生活就是天堂。而腦滿腸肥經常沒有飢餓感的人，飢餓也可能成為他們的天堂，或是通向天堂的階梯。我記得童年時候每次從外面一回到家裡，無論是放學回來，還是幹活或玩耍回來，第一個動作就是踅摸吃的，好像進家就是為了吃。俗雲：“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會過日子的人家都是將放乾糧的籃子高高懸於房頂，一是防兒，二是防狗。這也沒關係，在家裡找不到吃的，就到外面去打野食，農村小子總會想出辦法犒賞自己的肚子——這就是按著季節吃，與時俱進。
春小麥一灌漿就可以在地裡燒著吃，那種香、那種美、那種富有野趣的歡樂，是現在的孩子吃任何東西都無法比擬的。進入夏、秋兩季，地裡的莊稼開始陸續成熟，場院裡的瓜果梨桃逐漸飽滿，農村小子天天都可以大飽口福。青豆、玉米在地裡現掰現燒，就比拿回家再放到灶坑裡燒出來的香。這時候我放學回到家不再直奔放餑餑的籃子，而是將書包一丟就往園子裡跑，我們家的麥場和菜園子連在一起，被一條小河圍繞，四周長滿果樹，或者上樹摘一口袋紅棗，或者找一棵已經熟了的轉蓮（向日葵），掰一口袋轉蓮籽，然後才去找同伴去玩兒，或按大人的指派去幹活，無論是玩兒或幹活，嘴是不會閒著的。
甚至在鬧災的時候，農村小子也不會忘記大吃。比如鬧蝗災，蝗蟲像颶風攪動著飛沙走石，鋪天蓋地，自天而降。沒有人能明白它們是從哪裡來，怎麼會有那麼多，為什麼沒有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一露面個個都是兇猛的大螞蚱，就彷彿是烏雲所變，隨風而來，無數張黃豆般大的圓嘴織成一張摧枯拉朽的絕戶網，大網過後莊稼只剩下了光稈兒，一望無際的綠色變成一片白禿禿。大人們像瘋了一樣，明知無濟於事，仍然不吃不喝沒日沒夜地撲打和煙熏火燎……而孩子們對蝗蟲的憤怒，則表現在大吃燒螞蚱上，用鐵鍁把螞蚱鏟到火堆上，專吃被燒熟的大螞蚱那一肚子黃籽，好香！一個個都吃得小嘴漆黑。
當然，農村的孩子不能光是會吃，還要幫著家裡幹活。農村的孩子恐怕沒有不幹活的，可能從會走路開始就得幫著家裡幹活，比如曬糧食的時候負責轟雞趕鳥、大人幹活時在地頭守著水罐，等等。農村的活兒太多太雜了，給什麼人都能派上用場，孩子們不知不覺就能頂事了，能頂事就是長大了。但男孩子第一次下地，還是有一種榮譽感，類似西方有些民族的“成人節”。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個大人一樣下地幹活，大概是五六歲的時候，我記得還沒有上學嘛，提一個小板凳跟母親到胡蘿蔔地間苗。母親則挎一個竹籃，籃裡放一罐清水，另一隻手裡提著馬紮。我們家的胡蘿蔔種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間，方方正正有五畝地，綠茵茵、齊刷刷，長得像蓑草一樣密實。我們間苗從地邊上開始，母親坐在馬紮上一邊給我做樣子，一邊講解，先問我胡蘿蔔最大的有多粗，我舉起自己的胳膊，說最粗的像我的拳頭。母親就說兩棵苗之間至少要留出一個拳頭的空當，空當要留得均勻，但不能太死板，間苗要拔小的留大的……
許多年以後我參軍當了海軍制圖員，用針頭在圖板上點沙灘的時候，經常會想起母親給我講的間苗課，點沙灘就跟給胡蘿蔔間苗差不多，要像篩子眼兒一樣點出規則的菱形。當時我最大的問題是坐不住屁股，新鮮勁兒一過就沒有耐性了，一會兒蹲著，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喝水，喝得肚子圓鼓鼓的又不停地撒尿……母親後來降低條件，我可以不幹活但不能亂跑，以免踏壞胡蘿蔔苗。於是就不停地給我講故事，以吸引我坐在她身邊，從天上的星星直講到地上的狗熊……那真是個幸福的下午。自從我能下地野跑了，就很少跟母親這樣親近了。
小時候我幹得最多的活是打草，我們家有一掛大車，駕轅的是牛或者騾子，還有一頭黑驢，每到夏、秋兩季這些大傢伙們要吃的青草大部分得由我供應。那時候的學校也很有意思，每到天熱，地裡家裡活兒最忙的時候，也是我最願意上學的時候，學校偏偏放假，想不幹活都不行。夏天青草茂盛，打草並不難，難的是到秋天……
秋後遍地金黃，金黃的後面是乾枯的白色，這時候的綠色就變得格外珍貴了。我揹著筐，提著鐮刀，滿窪裡尋找綠色——在長得非常好的豆子地裡興許還保留著一些綠色。因為豆子長高以後就不能再鋤草了，好的黑豆能長到一人高，枝葉繁茂，如棚如蓋。豆子變黃了，在它遮蓋下的草卻還是綠的，鮮嫩而乾淨。秋後的嫩草，又正是牲口最愛吃的。在豆子地裡打草最苦最累，要在豆秧下面半蹲半爬地尋找，找到後跪著割掉或拔下。嫩草塞滿了把，再爬到地外邊放進筐裡，然後又一頭鑽進汪洋大海般的豆子地。
我只要找到好草，就會不顧命地割滿自己的筐。當我彎著腰，揹著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迎著輝煌的落日進村時，心裡滿足而又驕傲。鄉親們驚奇、羨慕，紛紛問我嫩草是從哪兒打來的，還有的會誇我“幹活欺”！（滄州話就是不要命的意思）我不怎麼搭腔，像個凱旋的英雄一樣走進家門，通常都能得到母親的獎勵。這獎勵一般分兩種：一種是允許我拿個玉米餅子用菜刀切開，抹上香油，再撒上細鹽末。如果她老人家更高興，還會給我三分錢，帶上一個焦黃的大餅子到街裡去喝豆腐腦。你看，又是吃……但現在想起那玉米餅子泡熱豆腐腦，還香得不行。
我最怵頭的活兒是拔麥子、打高粱葉子和掰棒子。每當我鑽進莊稼地，都會感到自己是那樣的弱小和孤單。地壟很長，好像比赤道還長，老也看不到頭。我不斷地鼓勵自己，再直一次腰就到頭了。但，腰直過十次了，還沒有到頭。莊稼葉子在身上臉上劃出許多印子，汗水黏住了飛蟲，又攪和著蛛蛛網，弄得渾身黏糊糊，緊繃繃。就盼著快點幹完活，跳進大水坑裡洗個痛快……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長大了，家裡人也開始把我當大人用，是在一次鬧大水的時候。眼看莊稼就要熟了，突然大雨不停，大道成了河，地裡的水也有半人深，倘若河堤再出毛病，一年的收穫將頃刻間就化為烏有。家裡決定冒雨下地，往家裡搶糧食，男女一齊出動，頭上頂著大雨，腳下踩著齊腰深的水，把半熟的或已經成熟的玉米棒、高粱頭和穀子穗等所有能搶到手的糧食，掰下來放進直徑近兩米的大笸籮。我在每個笸籮上都拴根繩子，將繩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浮著水一趟趟把糧食運回家。後來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蘿蔔，夜裡我睡得像死人一樣，母親用細鹽在我身上輕輕地搓……
至今我還喜歡游泳，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練的。在我十四歲的時候，母親去世，隨後我便考到城裡上中學，於是童年結束，從天堂走進人間……但童年的經歷卻營養了我的整個生命，深刻地影響了我一生的生活。我不知別人是不是也這樣，我從離開老家的那一天就經常會想家，懷念童年的生活……
悠悠世路不見痕
在我青年時喜歡的歌曲裡有一句歌詞：“一條小路彎彎曲曲細又長。”命運和文學結合在一起，路就會變得愈加崎嶇和坎坷。這第一步是怎麼開始的呢？是因為幸運，還是由於災難？是出於必然，還是純屬偶然？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我有許多說不清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為什麼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也許這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了？當時我可實在沒有意識到。
豆店村距離滄州城只不過十多里路，在我幼年的心裡卻好像很遙遠。我的“星期天”和“節假日”就是跟著大人到十里八里外去趕一次集，那就如同進城一般。據說城裡是天天趕集的。我看得最早和最多的“文藝節目”，就是聽村裡那些“能能人”講神鬼妖怪的故事，講得活靈活現，陰森可怖，彷彿鬼怪無時不在，無處不有。晚上聽完鬼故事，連撒尿都不敢出門。那些有一肚子故事的人，格外受到人們的尊敬，到哪家去串門都不會沒有人敬菸敬茶。
記得有一次為了看看火車是什麼樣子，我跑了七八里路來到鐵道邊，看著這比故事中能盤山繞嶺的蛇精更為神奇的鐵蟒，在眼前隆隆馳過，真是大開眼界，在鐵道邊上流連忘返。以後又聽說夜裡看火車更為壯觀，火車頭前面的探照燈比妖精的眼睛還要亮。於是在一天晚上我又跑到了鐵道邊，當好奇心得到了滿足，美美地飽了眼福之後想起要回家了，心裡才覺得一陣陣發毛，身上的每一個汗毛孔都炸開來，身後似有魔鬼在追趕，且又不敢回頭瞧一瞧。
道路兩旁的莊稼地裡發出“沙沙”的響聲，更不知是鬼是仙。當走到村西那一大片松樹林子跟前，就更覺毛骨悚然。我的村上種種關於神狐鬼怪的傳說都是在那個松樹林子裡進行的，樹林中間有一片可怕的、大小不等的墳地。我的頭皮發炸，腦蓋似乎都要掀開了，低下頭，抱住腦袋，一路跌跌撞撞衝出松樹林，回到家裡渾身透溼。待恢復了膽氣之後，卻又覺得驚險而新奇。第二天和小夥伴打賭，為了贏得一隻“虎皮鳥”，半夜我把他們家的一根筷子插到松樹林中最大的一個墳頭上。
長到十來歲，又迷上了戲——大戲（京劇）和家鄉戲（河北梆子）。每到過年和三月廟會就跟著劇團後邊轉，很多戲詞兒都能背下來。今天《三氣周瑜》裡的周瑜吐血時，把早就含在嘴裡的紅紙團吐了五尺遠，明天吐了一丈遠，我都能看得出來，演員的一招一式都記得爛熟，百看不厭。
這也許就是我從小受到的文學薰陶。
上到小學四年級，我居然頂替講故事的，成了“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嬸家三間大北房裡，炕上炕下全擠滿了熱心的聽眾，一盞油燈放在窗臺上，我不習慣坐著，就趴在炕上大聲念起來。因為我能“識文斷字”，是主角兒，姿勢不管多麼不雅，鄉親們也都可以原諒。《三國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三俠劍》《大八義》《濟公傳》等等，無論誰找到一本什麼書，都貢獻到這個書場上來。有時讀完了《三俠劍》第十七，找不到十八，卻找來了一本二十三，那就讀二十三，從十八到二十二就跳過去了。讀著讀著出現了不認識的生字，我剛一打怔神兒，聽眾們就著急了：“意思懂了，隔過去，快往下念。”直到我的眼皮實在睜不開了，舌頭打不過彎來了，二嬸賞給的那一碗紅棗茶也喝光了，才能散場。
由於我這種特殊的身份，各家的“閒書”都往我手裡送，我也可以先睹為快。書的確看了不少，而且看書成癮，放羊讓羊吃了莊稼，下窪割草一直捱到快吃飯的時候，萬不得已胡亂割上幾把，蓬蓬鬆鬆支在筐底上回家交差。
這算不算接觸了文學呢？那些“閒書”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確使我入迷，但是對我學習語文似乎並無幫助，我更喜歡做“雞兔同籠”的算術題，考算術想拿一百分很容易，而語文，尤其是作文的成績總是平平。
上中學的時候我來到了天津市，這是一個陌生的、並不為我所喜歡的世界，儘管我的學習成績在班裡絕不會低手前兩名，而且考第一的時候多，卻仍然為天津市的一些學生瞧不起。他們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說話時的土腔土調，好像由我當班主席是他們的恥辱。我在前面喊口令，他們在下面起鬨。我受過各樣的侮辱，後來實在忍無可忍，拼死命打過架，胸中的惡氣總算吐出來了。我似乎朦朦朧朧認識到人生的複雜，要想站得直，喘氣順暢，就得爭，就得鬥，除暴才能安良。
1957年年底，班幹部要列席“右派”的批判會。有一天我帶著班裡的四個幹部參加教導處孟主任的批判會，她一直是給我們講大課的，諸如《紅樓夢》《聊齋志異》等，前天還在講課今天就成了“右派”，散會後我對班裡的學習委員嘟囔：“孟主任夠倒黴的。”平時學習委員一直對我當班主席不服氣，其實我是因入學考試成績最高才被任命為班主席，他竟然到學校運動辦公室告了我一狀。孟主任有一條“罪行”就是向學生宣揚“一本書主義”，學習委員的小報告讓“運動辦”的人找到了“被毒害最深的典型”。於是全校學生骨幹開大會批判我，美其名曰給我“會診”。批著批著就把我去市圖書館借閱《子夜》《家》《春》《秋》《紅與黑》《復活》等圖書都說成是罪過。令我大吃一驚的是被我當成好朋友的同學竟然藉口看我的借書證，而且還問我有什麼讀後感，我毫不警覺，心裡有什麼就說什麼，他卻全記在小本子上，去向老師彙報。斷斷續續批了我幾個月，全校就只揪出我這麼一個“小右派”，一下子臭名昭著，連別的中學也知道了我的名字。
幸好中央有規定，中學生不打“右派”，他們將我的錯誤歸納為：“受名利思想影響很深，想當作家。”根據“想當作家”這一條再加以演繹，在會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批判詞：“……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還想當作家！我們班四十個同學如果將來都成為作家，他當然也就是作家了；如果只能出三十九個作家，也不會有他的份！”
最後學校撤掉我的班主席職務，並給我一個嚴重警告處分。
處分和批判可以忍受，侮辱和嘲笑使我受不了，我真實的志願是想報考拖拉機制造學校，十四門功課我有十三門是五分，唯有寫作是四分。我仍然沒有改掉老毛病：喜歡看小說。他們把“想當作家”這頂不屬於我的帽子扣到我頭上，然後對我加以諷刺和挖苦。一口惡氣出不來，我開始吐血，沒有任何症候的吐血，大口吐過之後，就改為經常的痰裡帶血。害怕影響畢業分配，不敢去醫院檢查，不敢告訴家裡，更不敢讓同學們知道而彈冠相慶。一個人躲到鐵道外邊的林場深處，偷偷地寫稿子，一天一篇，兩天一篇，不斷地投給報社和雜誌社，希望能登出一篇，為自己爭口氣，也好氣一氣他們：你們不是說我想當作家嗎？我就是要當出個樣子來叫你們看！但是所有的投稿都失敗了。事實證明自己的確不是當作家的材料，而且還深深地悟出了一個“道理”：不管什麼書都不要輕易批判，你說他寫得不好，你恐怕連比他更差的書也寫不出來。
對文學的第一次衝擊慘敗之後，加上揹著處分，出身又不好，我沒有繼續升學，而是考進了鑄鍛中心技術學校，後來分配進了天津重型機器廠，是國家的重點企業。廠長馮文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人詞典》偉人欄裡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頁的說明。工廠的規模宏偉巨大，條件是現代化的，比我參觀過的拖拉機制造學校強一百倍。真是歪打正著，我如魚得水，一頭扎進了技術裡。想不到我這個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對機器設備和操作技術有著特殊的興趣和敏感，兩年以後就當上了生產組長。
師傅斷言我手巧心靈將來一定能成為一個大工匠（就是八級工），但是必須克服愛看閒書、愛看戲的毛病。一個學徒工竟花兩元錢買票去看梅蘭芳，太不應該。我熱愛自己的專業，並很高興為它幹一輩子，從不再想寫作的事，心裡的傷口也在漸漸癒合，吐血的現象早就止住了，到工廠醫院照相只得了四個字的結論：左肺鈣化。但也留下一個毛病：生活中不能沒有小說，每天回到宿舍不管多晚多累，也要看上一會兒書。
正當我意氣風發、在工廠幹得十分帶勁的時候，海軍來天津招兵，凡適齡者必須報名並參加文化考試。我出身不好，還受過處分，左肺有鈣點，肯定是陪著走過場，考試的時候也很輕鬆。不想我竟考了個全市第一，招兵的海軍上校季參謀對工廠武裝部部長說：“這個蔣子龍無論什麼出身，富農也好，地主也好，反動資本家也好，我都要定了。”以後很長時間我才想明白，要說我在全校考第一不算新鮮，在全市考第一連我自己都覺有點奇怪，我並沒有想考多好，很大的可能是有些城市孩子不想當兵，故意考壞。我已經拿工資了，對家境十分困難的我來說這四十來元錢非常重要，可以養活三四口人，而當兵後只有六塊錢津貼。還要丟掉自己喜歡的剛學成的專業，真是太可惜了。
沒想到進了部隊又繼續上學，是海軍制圖學校。這時候才知道，1958年炮轟金門，世界震驚，我們宣稱其他國家不得干涉我國的內政，可我們的12海里領海在哪兒？因此從京津滬招一批中學生或中專畢業生學習測繪，畢業後繪製領海圖。在這之前我確實不想當兵，可陰差陽錯已經穿上了軍裝，想不幹也不行了，就不如塌下心來好好幹。漸漸地我的眼界大開，一下子看到了整個世界。世界的地理概況是什麼樣子，各個國家主要港口的情況我都瞭解，我甚至親手描繪過這些港口。
我從農村到城市，由城市進工廠，從工廠到部隊，經過三級跳把工農兵全乾過來了。
當時部隊上正時興成立文藝宣傳隊，搞月月有晚會。我是班長，不錯又當了班長，同樣也是因為學習成績好。為了自己班的榮譽，每到月底不得不編幾個小節目以應付晚會。演過兩回，領導可能是從矬子裡拔將軍，居然認為我還能“寫兩下子”，叫我為大隊的宣傳隊編節目。小話劇、相聲、快板、歌詞等，無所不寫。有時打下了敵人的U2高空偵察機，為了給部隊慶賀，在一兩天的時間裡就得要湊出一臺節目。以後想起來，給宣傳隊寫節目，對我來說等於是文學練兵。寫節目必須要了解觀眾的情緒，節目要通俗易懂，明快上口，還要能感染人，而且十八般兵器哪一樣都得會一點兒。這鍛鍊了我的語言表達能力，逼我必須去尋求新的打動人心的藝術效果，節目才能成功。
文藝宣傳隊的成功給了我巨大的啟示。元帥、將軍們的接見，部隊領導的表揚，觀眾熱烈的掌聲，演員一次次返場、一次次謝幕，這一切都使我得意，使我陶醉，但並未使我震動，並未改變我對文藝的根本看法。我把編排文藝節目當成臨時差事，本行還是學制圖。就像進工廠以後愛上了機器行業就再也不想當作家一樣，我把製圖當成了自己的根本大業，搞宣傳隊不過是玩玩鬧鬧。而且調我去搞宣傳隊，部隊領導的意見就不一致，負責政工的政委點名要調，負責業務的大隊長則反對，因為我還負責一個組（班）的製圖。我所在部隊是個業務單位，當時正值全軍大練兵、大比武，技術好是相當吃香的。我在業務上當然是頂得起來的，而且已升任代組長（組相當於步兵的排一級單位），負責全組的業務工作。如果長期不務正業，得罪了握有實權的業務領導，就會影響自己的提升。
業務單位的宣傳隊是一個毀人的單位，獲虛名而得實禍，管你的不愛你，愛你的管不著你，入黨提幹全沒有份。但是，有一次給農村演出，當進行到“詩表演”的時候，有的社員忽然哭了出來，緊跟著臺上臺下一片唏噓之聲。這個貧窮落後的小村子，幾經苦難，每個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詩中人物的命運勾起他們的辛酸，藉著演員的詩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來了。
社員的哭聲使我心裡發生了一陣陣戰慄，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燈底下磕磕巴巴地讀那些閒書，而鄉親們聽得還是那樣有滋有味。我對文學的看法突然間改變了。文學本是人民創造的，他們要怒、要笑、要唱、要記載，於是產生了詩、歌和文學，現在高度發展的文學不應該忽略了人民，而應該把文學再還給人民。文學是人民的心聲，人民是文學的靈魂。作家胸中鬱積的憤懣，一旦和人民的悲苦攪在一起，便會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人民的悲歡滋補了文學的血肉，人民的鮮血強壯了文學的筋骨。
文藝不是玩玩鬧鬧，文學也絕不是名利思想的產物。把寫作當成追名逐利，以為只有想當作家才去寫作，都是可怕的無知和偏見。所以，過去我為了給自己爭口氣而投稿，以至於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肩上沒有責任，對人民沒有責任，對文學也不負有責任，抱著試一試的態度，一試不行就拉倒。文學不喜歡淺嘗輒止，不喜歡輕浮油滑，不喜歡譁眾取寵。寫作是和人的靈魂打交道，是件異常嚴肅而又負有特殊責任的工作。人的靈魂是不能憋死的，同樣需要呼吸，文學就是靈魂的氣管。
我心裡湧出一種聖潔般的感情，當夜無法入睡，寫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給《光明日報》，很快就發表了。然後就寫起來了，小說、散文、故事、通訊什麼都幹，這些東西陸陸續續在部隊報紙和地方報紙上發表了。
我為此付出了代價，放棄了繪圖的專長，斷送了自己的前程，但我並不後悔，我認識了文學，文學似乎也認識了我。帶著一百九十元的復員費，利用回廠報到前的休息時間，隻身跑到新疆、青海、甘肅遊歷了一番。我渴望親眼看看祖國的河山，看看各種面目的同胞。直到在西寧車站把錢糧丟了個精光，才心滿意足地狼狽而歸，回到原來的工廠重操舊業。
1966年，各文學期刊的編輯部紛紛關門，我有五篇打出清樣的小說和文章被退回來了。由於我對文藝宣傳隊懷有特殊的感情，便又去領導工廠的文藝宣傳隊，以寄託我對文學的懷念，過一過寫作的“癮”。1972年，《天津文藝》創刊，我東山再起，發表了小說《三個起重工》。
我相信文學的路有一千條，一人走一個樣兒。我捨不得丟掉文學，也捨不得丟掉自己的專業，每經過一次磨難就把我逼得更靠近文學。文學對人的魅力，並不是作家的頭銜，而是創造的本身，是執著的求索，是痛苦的研磨。按著別人的腳印走不出自己的文學創作的路，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闖、去踩。
這個過程也可以說是人生被文學綁架。
回顧大半生，文學害過我，也幫過我。人與文的關係是一種宿命。
編這本書，就想自我解釋這種宿命。
這就要進行“創作揭謎”。即使創作不能成“謎”，每個人卻都是一個謎，在降生時完全不知道將走一條怎樣的人生之路。一部作品的誕生，跟一個孩子的誕生差不多，當時是怎樣寫出來的，當時的人生經歷、思想情感及創作主張等，全收在這本書裡了。
修訂這部書稿，其實是梳理自己的創作脈絡，回望文學之路上的腳步。
此生讓我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建構了屬於自己的“文學家族”，裡面有各色人物，林林總總。他們的風貌、靈魂、故事……一齊湧到我眼前，勾起許多回憶。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給我惹過大麻煩。如今回望時竟都讓我感到了一種“親情”，不僅不後悔，甚至慶幸當初創造了他們。
我的“文學家族”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虛擬的，這就是小說；另一部分是現實的，那便是散文。小說靠的是想象力和靈魂的自由，而散文靠的是情緒的真誠和思想的鋒芒，這類文字卻對生活、對自己具有一種更直接的真實意義，從中可清晰地看出我思想脈絡的走向。
這本書所收錄的，是幾十年來我在各種情況下袒露自己心境的積累。也許寫得太坦誠了，沒有修飾，如同寫日記，如同對朋友談心。
創作以豐饒為美。而寫這類文章，沉重容易，輕盈難得。我自忖，到六十歲前後，才找到了些許“輕盈”的感覺。
人的一生都在盡力發現並瞭解自己的“偶然侷限”和“必然侷限”。對一個作家來說更是如此，這也是“自述”類的文字所存在的意義。
懷念工廠
人總要懷舊，有“舊”可懷是一種美好。甚至連過去的災難，回想起來都是愉快的。
1976年——是我命運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年。年初發表了自鳴得意的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兩個月後這篇小說就成了大毒草，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批倒批臭”。工廠專為我組織了七千人的批鬥大會，而且是用紗布蒙著半邊臉站在批判臺上，因為在被監督勞動時，一造反派用磚頭砍破了我的右臉，當時他的磚頭如果再上移一韭菜葉，我就成獨眼龍了……
看來所有倒黴的事都叫我趕上了，可到了12月份又突然被恢復車間主任的職務。工人們私下裡傳，是因為積壓完不成的生產任務太多了，全廠各車間都不得不起用一批生產骨幹。
我是學熱處理的，畢業後卻一直幹鍛造。重型機械廠的鍛壓車間有職工一千多人，分水壓機、鍛造、熱處理、粗加工四大工段，一萬多平方米一跨的廠房共有四跨。我戰戰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這麼急急忙忙讓我出來的意圖了，說白了就是讓我幹活。前些年工廠以“革命”為主，生產斷斷續續，訂單壓了一大摞，有許多十萬火急的任務排不下去。如：十二點五萬千瓦發電機的轉子、大型柴油機的六拐曲軸、火車軸、巨型輪箍……真是“百廢待興”啊！
“興”就得幹，幹就要有機器，我們是生產工作母機的，重型機械這一行不先幹起來，整個工業就難“興”。我被閒置了幾年，正渴望幹活，渴望站到六千噸水壓機的指揮台上一展拳腳——那是一個鍛工最風光的時候，只要你手指動一動，立刻便轟轟隆隆，勢如奔雷，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紅，彷彿是創世紀的大爆炸即將發生，你將感到自己力大無比，無堅不摧。
二百七十五噸天車的長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一樣，輕鬆靈活地伸進一千二百攝氏度高溫的爐膛，鉗出燒得通紅的幾十噸乃至幾百噸重的大鋼錠，像挾著一座火紅的小山，放到水壓機的錘頭下面，而後任你擊打，鍛壓、揉搓，堅硬的鋼錠變得像麵糰一樣，隨著你的心意不停地變換形狀,直至成為一件合格的鍛件。這時候，你臉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煙，安全帽下面大汗蒸騰，卻也痛快淋漓。
不喜歡鋼鐵，不熱愛鍛造的人，是不可能體會得到那份勞動的快樂。鍛打也是一種創造，我懷著剛被起用的興奮和緊張，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能自己乾的就不指揮別人，能動手的就不動口，哪兒缺人就頂到哪兒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機動工，常常是日班連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週一週的回不了家。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生產越來越正規，多少年積壓下來的訂貨合同在逐一兌現……
每到月底，全廠的生產計劃如果還差個幾十萬元沒完成，厂部就拍給我，對我來說多創造幾十萬元的產值不過是小菜一碟。當許多年後我被調到作家協會，看到機關的人天天為經費犯愁，為三五萬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處去求爺爺告奶奶，很後悔離開了工廠。倘是還當著鍛壓車間的主任，每月加一兩個班就足夠養活作家協會的。
隨著生產的不斷提高，我們車間的名氣也越來越大，當時長江以北就只有我們這一臺六千噸水壓機，大型鍛件都要拿到我的車間裡來幹，國家領導人也輪番到車間裡來視察，有外國要人到北京訪問，只要是想看工廠的，也大都會到我們車間來感受一番大型鍛造的場面，這使我原本已經夠緊張的神經繃得更緊了。
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來參觀，趕上那天颳大風，車間頂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塊大玻璃斜稜著從天劈下，只差一點兒沒有把親王隨從的腦袋給開了，我真是被嚇出了一身冷汗。事後爬上三十多米高的車間頂部，親自一塊一塊地檢查玻璃。
另一次是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來，六千噸水壓機正在鍛造一個一百七十噸的鋼錠，幹得正緊張的時候鍛造天車的兜鏈斷了，通紅的大鋼錠就晾在砧子上。幸好當班的工人都是技術高手，只用了幾分鐘就換上了新鏈子，正圍著看熱鬧的頭頭兒們都沒有看出有什麼不妥，想不到當過洛陽礦山機械廠廠長的紀登奎倒很內行，當場問了一句讓厂部頭頭兒下不來臺的話：“你們的設備有定期檢修制度嗎？
厂部領導滿臉怒氣地轉身看著我，這是轉嫁責任，我知道自己的車間主任大概是當到頭了，就索性實話實說：“檢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於生產任務太重，大修計劃一推再推。”
紀登奎搖頭：“這麼大的廠子，這麼好的設備，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設備都拼壞了呢？”紀登奎走後厂部沒有馬上追究我的責任，卻讓我把急活趕完了就安排大修。
在大修的時候由於連續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檢查加熱爐的燒嘴時一腳踏空，從十幾米高的爐牆上倒栽下來，登時就死過去了。據說人在死亡的一剎那是非常美妙的，身體飛揚，靈魂喜悅，見到了活著時想見而見不到的人……我卻沒有體驗到一點兒有關死亡的美妙，當時似乎只閃過一個意識：“壞了！”後面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生命說脆弱還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條性命就丟掉了。說強大也很強大，一個小時以後我又恢復了知覺，是在疾駛的救護車上，赤身裸體躺在擔架上，旁邊坐著厂部衛生所的醫生。我動動腿腳晃晃腦袋，不疼不暈，知道自己沒事，就希望救護車能調頭回廠，不然我身上只穿著一條短褲，怎麼見人？醫生卻堅持要把我送到當時全市最權威的總醫院檢查一下……
那個時候，城裡人少見多怪，愛看熱鬧，救護車鳴叫著一進總醫院，後邊就有一大幫人跟在車後面跑，救護車停住後，這一大幫人便立即圍了上來。裡面也有救護人員抬著擔架跑出來，車門一開見我穿著褲衩自己從車上走下來了，圍觀的人開始七嘴八舌地指指戳戳，他們大多把我當成踢足球的了……
我紅著臉不敢抬頭，真比剛才被摔死還難受。廠醫領著我出這個門，進那個屋，從頭到腳檢查了一番，最後只給了我四粒止痛片。廠醫的家在市裡，他說要回家，就從口袋裡掏出三毛錢讓我自己坐公共汽車回廠。廠子在北郊區，回去需要倒三次車，我赤身裸體怎麼去擠公共汽車？只好躲進總醫院的廁所，隔窗盯著大門口，等待車間來人給我帶衣服來。我瞭解自己的工人，他們不會不管我的。
也許就因為那次我為廠子貢獻出了一個多小時的生命，人都死過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沒有為掉玻璃和斷鏈子的事處分我，讓我風風火火地一直幹到1982年夏天，市裡下令把我調到作家協會。
但至今我仍然懷疑那次調動是否值得？也許工廠更適合我，我也更適合工廠。
作品：《歲月侵人不留痕》（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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