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作為一個政治團體，其核心成員都是江南士大夫。如果放在今天的語境來說，東林黨的核心成員就是精英級別的憤青。
這類人非常善於攻擊政府，說出話來一套一套的。當時的萬曆皇帝有意縱容，東林黨表現得更是無所顧忌，想罵誰就罵誰。
但是這類人有一個最大的弊端：眼高手低。
最初，東林黨沒有獲得太多的表現機會。可是從萬曆皇帝執政後期一直到崇禎皇帝執政初期，東林黨獲得了太多的機會，但他們不好好珍惜機會，反而繼續用老一套方法來治理國家，這可壞菜了。
按照東林黨自己的說法，他們做過三件最值得稱道的事。
一、萬曆皇帝曾想廢掉太子朱常洛，是東林黨力保，才使得朱常洛沒有被廢，最終繼位成為泰昌皇帝，這就是東林黨第一功：梃擊案。
夏五月己酉，薊州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下獄。——《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二、東林黨追查泰昌皇帝朱常洛的死因，是源於一顆紅色的小藥丸，並因此處置了相關人等，並將鬥爭矛頭直指內廷，這就是東林黨第二功：紅丸案。
是日，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九月乙亥朔，崩於乾清宮，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三、泰昌皇帝朱常洛去世之後，東林黨強迫鄭貴妃（萬曆皇帝妃嬪）和李選侍（泰昌皇帝妃嬪）移宮居住，讓她們妄圖控制天啟皇帝的夢想成空，這就是東林黨第三功：移宮案。
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己卯，選侍移仁壽殿。庚辰，即皇帝位。——《明史》·卷二十二·本紀第二十二·熹宗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三大疑案”，恰好全部與東林黨有關。這是巧合嗎？不是，且聽我一一分析。
先說說梃擊案，一名男子（張差）手持木棍闖入東宮（太子居所），在打傷一名守門宦官之後被捕。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人的智力有問題吧？
可東林黨卻藉機發難，非說這是鄭貴妃（萬曆皇帝寵妃）為了讓自己的兒子福王朱常洵當太子，指使張差前往東宮刺殺太子。並趁勢大造輿論，掀起一輪保衛太子的風潮。
自司馬遷做《史記》起，“刺客”這個名詞就一直廣為大眾所熟知，與刺客相關的傳奇故事同樣層出不窮。可我翻遍歷史書，也沒有找到比張差更搞笑的刺客。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張差身具九陰真經或九陽神功這樣的絕學；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張差在東宮有同黨接應；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張差與鄭貴妃有任何關聯。
東林黨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就是一種大造輿論的方式，證明只有東林黨才是太子真正的守護者，並藉機編造太子的悲慘身世：總而言之，太子的母親只是一個身份卑微的宮女，偶然間生下皇子，卻被萬曆皇帝始亂終棄，母子倆終日生活在不幸之中。
這種說法就是典型的無事生非，不管朱常洛的母親身份有多卑微，她生下皇子是不爭的事實。如果生下皇子的女人，居然只能帶著皇帝的骨血，整日生活在不幸之中，朱明皇室還有什麼尊嚴可言？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算朱常洛的母親身份卑微，就算朱常洛的存在引人（鄭貴妃）厭惡，但生活質量應該還是有保證的，至少錦衣玉食的生活沒什麼問題。如果鄭貴妃敢在這方面難為朱常洛，那就是打萬曆皇帝的臉，打大明帝國的臉，鄭貴妃有這麼蠢嗎？
後來，朱常洛成為了太子，他繼續生活在不幸之中，更是天方夜談。就算此時的鄭貴妃死腦筋，依然要處處針對太子，那麼在皇宮內肯定會冒出無數人向太子表忠心的。
太子是什麼人？那是一國之儲君。如果能得到太子的歡心，將來太子繼位之後，飛黃騰達是指日可待的。東林黨懂得燒太子的冷灶，搞政治投機，難道內廷的人就這麼傻，連這種簡單的道理都不懂？
這是有直接證據的：魏忠賢得勢之前，內廷代表人物是大太監王安，在朱常洛還是太子的時候，王安就是太子身邊忠貞不二的心腹。在這種背景下，太子頂多是被鄭貴妃針對得有點不舒服，生活上又怎麼會不幸呢？
而且在朱常洛繼位之後，他並沒有打擊報復鄭貴妃，甚至沒有難為鄭貴妃，可見雙方的關係，也不像史書所說的那樣緊張。換言之，如果朱常洛在繼位之後立刻打擊報復鄭貴妃，又怎麼會有後來的“移宮案”呢？
誠然，如果沒有東林黨，朱常洛很有可能當不成這個太子。但這就是一項政治投機，和什麼高大上的藉口沒有關係。
在朱常洛登基之後，立刻全面啟用東林黨：你用支持我的方式撈取政治資本，我用回報你的方式讓你賺取高額利潤，彼此互惠互利。談什麼恩德，你虛偽不虛偽？
再說說紅丸案，據說泰昌皇帝朱常洛是好色之人，繼位之後因縱慾過度而患病，隨後服用了一枚紅色小藥丸，在半夜裡突然病逝。
泰昌皇帝對於東林黨而言非常重要，因為泰昌皇帝對於東林黨的忠誠極其認可，繼位之後一直重用東林黨。現在泰昌皇帝去世了，對東林黨的打擊極大，他們開始想方設法挽回損失。
據說，泰昌皇帝是吃了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獻的藥物，才使得病情加重繼而身亡的，而李可灼與鄭貴妃關係匪淺。東林黨立刻開始抓住這一點，大肆清理異己力量。
給皇帝看病是有極大風險的，如果皇帝最終不治身亡，醫生的命運通常不太妙，更何況泰昌皇帝還很年輕，沒法用“天命已至”來推脫。
在這種背景下，醫生們肯定只敢使用保守治療，避免皇帝病情繼續惡化，而不是採用冒險治療的方式賭一把。
用保守的治療方式導致皇帝死亡，是醫生失職；用冒險的治療方式導致皇帝死亡，可能被當成謀殺。前者是丟官或者被殺，後者肯定是滅族。
只要大家對上述分析沒有異議，就應該肯定一點：在皇帝病重期間，只有與皇帝非常親密且身份尊貴的人，才能主動承擔責任，要求醫生用冒險的治療方式。
從這個角度來看，給泰昌皇帝服用紅丸，的確有可能出自鄭貴妃的授意。但這並不能證明，鄭貴妃意圖毒死泰昌皇帝。
原因很簡單：皇帝已經奄奄一息了，你們這幫醫生怕擔責任，繼續使用保守的治療方式，事後頂多也就一命賠一命，你們的家族不會受到牽連。可問題是：保守的治療方式已經很難挽回皇帝性命了。
基於這種原因，鄭貴妃拍板使用冒險的治療方式，不能說有什麼問題。有人認為鄭貴妃是藉機幹掉泰昌皇帝，而不是承擔責任。
這樣做對鄭貴妃有什麼好處？我在前文說過，泰昌皇帝繼位之後，並沒有針對過鄭貴妃，雙方的關係不像大家所想的這麼惡劣。如果鄭貴妃真想暗害泰昌皇帝，肯定能找到更為隱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讓人給皇帝服藥，這做得也太明顯了吧？
對於紅丸案，我的看法就是：泰昌皇帝病入膏肓，眼看就不行了。鄭貴妃力排眾議，使用冒險的治療方式，試圖挽回泰昌皇帝的生命，結果失敗了。鄭貴妃的行為是不是過於冒進，這是有爭議的；但鄭貴妃絕不會用這種拙劣的手段謀害泰昌皇帝，這不應該有爭議。
再說東林黨，泰昌皇帝對他們有知遇之恩，他們給皇帝推薦過良醫嗎？他們擬定過治療方案嗎？沒有。他們只是在皇帝去世之後，大呼小叫地抓兇手。
最後說說移宮案，在泰昌皇帝病逝之後，東林黨闖入皇宮，強行要求鄭貴妃（萬曆皇帝妃嬪）和李選侍（泰昌皇帝妃嬪）搬到遠離皇帝的地方居住，使得大明帝國免受後宮干政的困擾。
我一再強調：明清是皇權處於巔峰的時代，像霍光那樣的權臣，根本不可能出現在明清朝堂之上。而有明一朝，從未發生過太后干政的事件。至於清末慈禧的出現，則是因為內外環境都過於惡劣，在此不詳述。
就算太后聯合宦官，舉起皇權大旗對付官僚集團，他們要對付的也只是官僚集團，而不是試圖控制皇帝。
後來，大太監王安和東林黨聯手把持朝政，看起來威風八面。可天啟皇帝任用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魏忠賢，一下就把王安給打垮了。
東林黨看上去非常牛，但只要皇帝對東林黨表現出不滿，魏忠賢一招就可以把他們打吐血。魏忠賢看上去非常牛，初登皇位的崇禎卻可以在三個月內幹掉他。
明清時期皇權之強大，根本不是權臣所能挑戰的。
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之下，如果鄭貴妃和李選侍不識趣，天啟皇帝隨便一招，就能把她們打得萬劫不復。東林黨居然說，鄭貴妃和李選侍會聯合起來控制皇帝，這不是危言聳聽是什麼？
如果皇帝面對的是一個集團，那自然不能為所欲為。但如果皇帝面對的只是一個具體的人，那皇帝想怎麼收拾他，就能怎麼收拾他。
從皇帝的個人感情而言，後宮肯定要存在一個（或幾個）值得他親近的人，這個人（或這幾個人）可以是太后、可以是皇后、可以是妃嬪、也可以是太監。而東林黨現在的所作所為就是在對皇帝說：“鄭貴妃和李選侍不好，你不要和她們親近，你可以和王安親近。”
我相信任何人聽到這種建議之後，都會氣得破口大罵：“我願意和誰親近，關你什麼事”？
在東林黨看來，最完美的政局就是皇帝內親大太監王安（因為王安積極與東林黨合作），外親東林黨，其他人全部滾到一邊去。可在皇帝看來，要是我和誰親近都得你們東林黨同意，那我豈不成為傀儡了？
東林黨和大太監王安，擔心鄭貴妃和李選侍分走自己的權力，所以幹出“移宮”這種事，卻始終標榜自己正義。
別說官員控制皇帝是以下犯上，就是父母想這樣控制自己的孩子都難上加難。事實證明：東林黨趕走了鄭貴妃和李選侍，天啟皇帝又找來了自己的奶媽（客氏）和心腹（魏忠賢）。
按說，此時的天啟皇帝早已斷奶，奶媽沒有理由留在宮裡。可天啟皇帝就是要奶媽留在宮裡陪伴，難道東林黨還敢衝進皇宮，再玩一次“移宮案2.0版本”嗎？如果真是這樣，那東林黨乾脆把天啟皇帝廢了吧！
移宮案對後世有什麼作用？不過是為客氏和魏忠賢鋪平了道路，東林黨用這種愚蠢的方式，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通過三案，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東林黨的行事風格。
出仕的東林黨是一群聰明人，他們從不在容易得罪人的地方露面，也不做容易得罪人的事。東林黨出現的時候，他們的身上總會閃閃發光，儼然“偉光正”的化身。
做人的確應該這樣，這樣做人不容易吃癟，這樣做人更容易成功，可成功以後呢？這世界總是需要人來做事的，而東林黨恰好是一個只會做人不會做事的政治團體。
當然了，並不是所有東林黨都是這副德性，比如孫承宗，他雖然也是東林黨，但他是東林黨內，少有的有擔當之人。
客觀地說：如果拋開朝堂上的所作所為來看，東林黨的形象本該是正面的，也應該受到後世的讚揚。他們在發展自然科學和拓寬國際視野方面，做出過不可磨滅的成績。
明亡之後，除了一個軟骨頭錢謙益之外，大多數東林黨都選擇為大明殉國，可謂“日月常懸忠烈膽”。
東林黨最大的悲劇就在於：他們只適合在野做學問，而不是在朝執政，他們的口號是“反對空談”，可他們恰恰是最喜歡在朝堂之上空談的一批人。
在明末那個惡劣的環境中，大明需要的是能夠穩住政局，進而努力解決內外隱患的人（比如張居正之類），而不是一幫受制於既得利益，只能整天空談大道理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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