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時報特約記者夏賓報道】
從南美到全球，蝴蝶效應再次發酵。因智利國有企業地鐵有限公司將繁忙時段的地跌票價提高30比索（約合0.04歐元），引發了智利民眾的騷亂抗議，進而演變至目前的暴力活動。這次地跌票價抬高成了蝴蝶扇動的翅膀，縱火、打砸等暴力活動導致傷亡讓事件逐步升級，最終形成了龍捲風：智利政府宣佈聖地亞哥進入緊急狀態，取消原定於在當地舉辦的APEC會議和聯合國氣候大會。被稱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智利模式”近年來備受推崇，而智利總統皮涅拉亦在近日的電視訪談節目中稱，“當前拉美政經局勢動盪，智利是一片真正的綠洲”。然而，話音未落，智利局勢就急轉直下。此次由地鐵票價誘發的大規模騷亂讓人開始反思，發展了將近30年的“智利模式”究竟出了哪些問題？做客本期歐時經濟茶座的專家們將給出他們的答案。
做客本期歐時經濟茶座的專家：
中國人民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軍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自力
西南科技大學拉美研究所研究員李仁方
11月1日，手持智利國旗的示威者沿聖地亞哥東西主幹道奧希金斯大街行進。（圖片來源：中新社）
何為“智利模式”？
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12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本都應該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但就在距APEC峰會開幕不到一個月的時候，聖地亞哥卻因地鐵票漲價引發騷亂，動盪持續升級並蔓延至周邊多個城市。智利軍方已接管聖地亞哥的管理權，政府方面宣佈取消在聖地亞哥舉辦上述兩個重大國際會議。
在智利平息騷亂的過程中，外界對於這個曾以“智利模式”走向了南美“經濟之光”國家的治理手段進行重新思考。
回溯過往，“智利模式”究竟是什麼？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自力指出，智利是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早的拉美國家。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就積極參與智利經濟學教育，為智利培養出一批深諳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人才。
1974年，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這些“芝加哥子弟”都被提拔到高位，幫助智利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主要內容包括：歸還收歸國有的外資企業，取消政府對經濟的管控，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實行貨幣自由兌換，完全放開市場等。
何自力稱，軍政府連續執政17年，政局穩定，經濟政策連貫，加上智利自然資源十分豐富，這些都為其經濟實現較快增長創造了條件。1974年智利人均GDP為1554美元，2007年已達到10502美元，按世界銀行標準，智利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2010年1月，智利與“富國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簽署協議，正式成為該組織第31個成員。2014年智利人均GDP達到14520美元，被稱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發達國家”，“智利模式”成為輿論熱議話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蘆思姮指出，從歷史變遷來看，自20世紀60年代起，智利業已運行30年的內向型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開始暴露出諸多弊端與侷限性。鑑於此，1973年，皮諾切特上臺，開啟了該國長達17年的軍政府統治。
與此同時，經濟改革全面鋪開，國家轉向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調整產業結構，實行私有化，開放市場，拓展自由貿易。然而，這一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在上世紀80年代初席捲整個拉美的債務危機衝擊下，該國經濟曾發生嚴重衰退。
在這種背景下，軍政府仍然堅持這種外向化的改革理念與方向不動搖。最終自80年代末起，在經歷了深度改革的“陣痛期”後，智利社會經濟基本面趨於平穩。1990年是鐫刻在智利歷史上的一頁。這一年，軍政府“還政於民”，該國開啟了民主化進程，同樣自這一年起，智利駛入高速發展軌跡。
蘆思姮特別強調，此後歷屆文人政府，鑑於對國家踐行外向型發展模式必要性的充分認識，不僅未顛覆軍政府時期的經濟改革，反而有效保障了這一進程的連續性，並輔以若干社會層面的政策調整，旨在構建更為穩健高效的發展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軍認為，“智利模式”是國際社會對智利在現代化進程中成功發展經驗和理念的讚譽，在社會保障領域該模式主要體現為在智利建立了一種個人繳費、個人所有、完全積累、私人運用的養老金運行模式。
然而，“智利模式”並沒有超出新自由主義的範疇，是一種追隨西方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在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自由化。
他表示，“智利模式”的核心是基於“華盛頓共識”實行市場調節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領域，“華盛頓共識”主張推進降低財政赤字、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鼓勵外國投資、私有化改革等措施，著力打造一個經濟私有化、市場化的國家。
“智利模式”出錯？
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智利在全球的經濟排名上都突飛猛進，但是“面子”上漂亮，“裡子”卻沒有那麼好看。
“光鮮的數字難以掩蓋智利經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危機。”何自力如是說。
他指出智利的問題包括四個方面：第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銅礦資源開發和出口，導致資源型產業結構嚴重固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遲緩，經濟持續增長動能嚴重不足。
第二，產業結構中採礦業一枝獨秀，加工製造業發展乏力，去工業化狀況十分嚴重，缺乏完整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經濟競爭力不高。
第三，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環境，深受“資源魔咒”束縛，隨著國際貿易環境惡化，資源豐富的優勢變成了劣勢，導致經濟增速不斷下行。
第四，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社會問題不斷加重，社會公共支出沒有相應擴大，失業率高企，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不平等嚴重，貧困率、赤貧率不斷攀升，社會不公加劇，涉及民生的稅制、養老金、勞工制度、醫療保險、教育以及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建設等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改善。
他認為，智利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長期存在，根源在於其實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該模式以私有制為基礎，強調市場自發調節，輕視政府幹預，缺乏平衡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矛盾的體制機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及克服內外部經濟危機能力弱，這些都極易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衝突。
“智利其所實行的小政府大市場經濟模式雖然能夠激發市場競爭活力，引導資源配置，但終究不具有可持續性。”何自力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因地鐵提高票價發生嚴重暴力衝突是其經濟和社會矛盾長期積累和不斷激化的結果，有一定的必然性。
西南科技大學拉美研究所研究員李仁方直言，受近幾年經濟不景氣影響，智利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乏力，而民眾基本生活成本不降反漲，底層百姓的生活狀況出現惡化趨勢，社會矛盾不斷累積。
他說：“這次智利地鐵票漲價30比索的小事件，卻引爆了過去30年來民眾對收入分配不平等、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民生項目價格持續上漲等問題不滿的大情緒，最終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
在李仁方看來，工薪階層的長期低薪狀態難以改變、基本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與公共服務短缺並存、民生部門過度私有化與民生狀態持續惡化、政黨紛爭與民生問題長期持續累積是智利在治理國家和經濟發展中的“頑疾”。
以民生部門過度私有化為例，李仁方指出，最近30多年以來，智利不僅對水、電、氣、通訊、交通等部門進行了私有化，且對醫療、教育、社保資金管理等公共服務也進行了私有化和市場化。來自西班牙等其他國家的財團在智利控制著這些民生部門，並進行高度壟斷經營。
而掌控智利民生部門的財團以獲取利潤為根本目標，不必為智利國民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而智利政府也未對他們施加有效的責任約束。
李仁方表示，由此，在各項事關國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產品及服務上，這些財團在價格制定和調整上擁有“超權力”，在供給數量和質量上也有很大的自主決策權。一旦匯率波動可能危及其利潤目標，這些財團就會以漲價方式來彌補可能的資產收益損失，而這無疑會加大智利民眾的經濟與生活壓力。
如何修正“智利模式”？
誠然，“智利模式”確實給智利的發展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智利模式”並非萬能，甚至帶有負作用。
“事實上，市場不是萬能的，並不是所有經濟資源都會進入市場，人類經濟活動還存在著非市場性的制度安排和機制，例如社會文化、政治傳統、意識形態等都對人類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塑造作用。”崔守軍認為，在智利經濟騰飛前夕，強調國家調控的凱恩斯主義經濟計劃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這一作用常常有意或無意地被新自由主義者所忽視。
他指出，民生永遠是最大的政治，“智利模式”最大的弊病在於沒有處理好發展問題。從根本上看，智利並沒有擺脫“拉美病”的痼疾，其看似光鮮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擺脫“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窘境。經濟增長並不能等同於經濟發展，如果只是有經濟增長，沒有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質量的提高，就不是惠及民生的經濟發展。
崔守軍直言，雖然智利的經濟發展已經越過發展中國家的門檻，但“邊緣國家”的“依附繩索”仍然牢牢地鎖在智利的生命線上。著眼未來，踐行經濟結構改革，實施包容性經濟增長，無疑是解決當前智利危機的必由之路。
何自力說，大量事實一再證明，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不是擺脫經濟和社會困境、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靈丹妙藥。只有從實際出發，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探索和走出符合本國本地區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才能克服困難，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是我們從許多慘痛教訓中應獲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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