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龙雾桥传说的政治意义及历史影响

韩秋红 赵明奇

【摘 要】丰县龙雾桥传说在整个汉文化体系中具有核心性和基础性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刘邦出身低微的身份问题，还为西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了论据支撑。以该传说为源头，"龙"作为皇权、吉祥的象征逐渐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关键词】丰县 龙雾桥 刘邦 传说

江苏省丰县以"汉皇故里"著称于世，这里至今流传着众多关于汉高祖刘邦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已知的约有30多个[1]，从刘邦出生、成长、起义直至成就帝业，在其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与之相关的故事，线索清晰，内涵丰富。

这些传说的存在，或因书之于文献，或因依附于遗迹，更多的则是靠着千百年的口口相传。

在众多的刘邦传说中，最具政治意义和史学价值的当属丰县的龙雾桥传说。

龙雾桥位于今丰县城郊东北隅复新河畔，是一座极普通的建筑；它的故事，也只是因为与汉高祖刘邦的"身世"密切相关而得。

那么，隐藏在龙雾桥传说背后的真正价值何在？ 我国第一部正史《史记》在《高祖本纪》的卷首就开门见山地交代了高祖神秘的身世："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正因如此，今存明朝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所立石碑《重修丰县龙雾桥庙记》中写道："而以为斯桥之名，断以汉高初生，母遇蛟龙而得。" 英雄出世，大多奇异非凡。这种情景在《史记》里屡见不鲜。

比如司马迁对先代殷、周、秦三王朝开创始祖的介绍就是如此："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2]；"周后稷,名弃。其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3]；"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4]。

那么，这些相似情景的背后，是否就意味着它们所蕴藏的历史内涵也是相似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司马迁对殷、周、秦始祖感生神话的记载，更多的是人类对民族图腾崇拜的记忆，目的显然是试图从神话的背后寻找这三个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民族的起源，体现的是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而司马迁对高祖身世的描写，则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指向性意义。

在《史记》中，大禹鱼腹而生，汤王母、秦王母皆吞玄鸟卵而孕，周王母姜原践巨人足迹而孕，惟有汉王之母遇"龙"而孕。

"龙"是什么？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蛇）最初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充其量只是具有"部落神"的功能。

而根据对1949年2月经考古发掘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和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的考古研究表明，到了战国时代，龙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使人们升天成仙的神圣"通天"工具了[5]。

秦一统天下后，龙已经开始成为帝王的尊贵象征。秦始皇三十六年秋（公元前211年），始皇帝的一个特使夜过华阴平舒道，一个神秘的人物持璧遮使者云："今年祖龙死。"[6]这里的祖龙就是明确指秦始皇了。

既然"龙"在当时已经具有了神权象征的特殊意义，那么龙雾桥传说的出现并被载入正史，首先解决了刘邦出身低微的身份问题。 刘邦出身低微，世所共知。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人……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说明了刘邦初不过是以农田为业的农人，直到成年才仅做了秦朝一名小小的泗水亭长。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身份地位却是极为重要的。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陈婴曾任东阳令史，东阳县的年轻人杀了县令，想推其为首领，其母劝说陈婴的理由就是:"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

今暴得大名，不详。"因而，陈婴推举了项梁为首领，因为"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由此可见世人的这种"崇名"心理。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刘邦和谋士们正是利用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普遍心理，制造了刘邦为神龙转世的社会舆论。

故而龙雾桥传说虽然简略，但作为《高祖本纪》的开篇文字，内涵却是相当的丰富。在这个传说中，司马迁不仅详细交代了传说发生的环境，还加强了对故事细节的描述。

刘邦父亲甚至参与其中，成了儿子刘邦不凡身世的直接目击证人。这种布局，不仅增加了传说的可信度，更增强了传说的神秘色彩，突出了高祖的地位和性格，进而为高祖成就帝业的历史发展埋下伏笔。

也唯其如此，才能对高祖为何能从一市井布衣进而成为开国帝王作出一系列"合理性"解释——即"顺承天意"。

正是因为刘邦首先是真龙天子，出身非凡，所以其不仅相貌迥异，而且在以后的行事过程中处处祥云笼罩，其最终成就帝业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史记》关于汉高祖的记载先后有："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 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 吕公不顾吕媼反对，坚决把女儿嫁给沛公，并云："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当刘邦初入关，即有吉兆出现。

《张耳陈余列传》中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鸿门宴之前，范增语项羽曰："吾令人望其（刘邦）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在楚汉战争中的泗水之战中，战情于汉王不利，于是天象变异，护汉王脱险。司马迁写道：楚军"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因此，于刘邦而言，"将自己与龙相联系，无不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或其出身低微借此提高威信，或因社会动荡以此麻醉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中的龙只是一种推波助澜的添加剂。"

[7] 司马迁修史时，已是到了刘邦的重孙武帝时代，此时距刘邦驾崩已有一百多年了。西汉代秦，虽然在形式上、制度上承袭了秦王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起于草莽之徒的汉王朝其统治的合理性在理念上是薄弱的。

正鉴于此，汉武帝上台即向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汉书·公孙弘传》)本心则是希望士人们从"天"这一时人普遍的信仰中为西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尤其是天子的绝对权威性寻求理论上的依据、本原上的支撑。有政治就需要有政治权威认同,而依靠神灵作为虚幻的政治主宰,使人们的思想凝固起来,从而实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策略。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经董仲舒改造过的，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作为最大创新点的新儒学成为了解释西汉王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支撑，作为民间信仰的龙雾桥传说也因此成为宣扬"君权神授"理论的最佳论据支撑。

事实上，龙雾桥传说被书写、认可的背后，也反映了当时整个时代无法解决的思想难题：即人们对"得天下"的思考。刘邦本只是一个小亭长,后来却成就了一个王朝,人力乎？天命乎？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到:"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闲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熟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由此看出，即使客观如司马迁，最终也把一些用人的理智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归结到了天命上,表现了他对天命的认可与思考。

所以，龙雾桥传说被记载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时代思想困惑的反映；龙雾桥传说在整个汉文化体系中也具有了核心性和基础性意义。

不管司马迁出于何种心情把龙雾桥传说写入了史书，但这种传说一经文献记载并广为流传时，就意味着该传说的价值就不仅仅是普普通通的民间故事。

伴随着汉家王朝四百年基业的灿烂辉煌，象征高贵、吉祥的"龙"的观念、信仰、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从此，历代帝王皆称为真龙天子，汉民族成为龙的传人，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龙族文化做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核心……尤其是我们立国的象征。"而这一切的历史源头，正是丰县的龙雾桥传说。

注释： [1]赵明奇、孟丽.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报告（未刊稿）.2008.22. [2][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6][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刘辉.武氏祠中"汉承尧运"的汉画像解读[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22（2）：30. [7]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76. （韩秋红：王杰中学教师；赵明奇：徐州师大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