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的寧夏大學外
01 徵地火柴廠
粉碎“四人幫”後，撥亂反正，寧夏大學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校園土地不足卻成了發展的一大障礙。
學校從1977年起就考慮向北徵地，但北邊已是火柴廠農場。
火柴廠當時經濟效益不佳，農場對於解決該廠職工家屬生活起著重要作用，學校雖多次與該廠協商，但無進展。後來，雖然把靠近學校的狹窄水面給了寧大，但對於學校未來的發展無濟於事。
1980年經國務院批准、教育部覆電，寧大在校生規模增至2800人，學校據此於11月29日提出基建規劃任務書。
1984年6月15日，自治區計委在寧大召開《寧大擴初設計》中間彙報會，自治區宣傳部、教育廳、建設廳、建設銀行、設計院、銀川市建委和寧大有關領導在會上共同確認寧大尚缺16公頃（240畝）建設用地，時任銀川副市長的張位正同志表示要再予研究。
1985年，自治區計委在關於寧大基建的一份批覆中又進一步明確了徵地的資金控制額。
但是，直到1991年徵地仍無實質性進展，卻只見火柴廠農場突擊擴大耕種、插播樹苗，以期獲得更多賠償，情況很是急人。
1992年8月4日，自治區黨委書記黃璜同志帶領自治區計委董家林主任、銀川市趙寧俠副市長等一行到寧夏大學現場辦公，在聽取夏森同志彙報後，
經實地察看，與董、趙等同志協商後作出指示：對學校徵用的土地要求有關單位儘快解決；將近400畝的湖面（即今日之金波湖）劃歸寧大使用。
在自治區領導的直接關懷下，徵地問題很快解決了。
從1992年10月、12月到1993年7月，前後分三次支付徵地費70萬元，另加測量、管理費2萬餘元。
從此，寧大校本部的土地面積（含水面）從26.36公頃（395.4畝）增至56.12公頃（841.86畝）。
然而，期盼的基建投資始終未能到位，為避免新徵土地繼續荒蕪，只好種樹、種草。
到1996年，只是把原來位於現在幼兒園位置的田徑場移了過來，北邊作為臨時建築，搞了一箇中試化工車間。
真正的建設還是在四校合併重組寧大以後，藉助邵逸夫先生贈款和國債才得以建成逸夫圖書館；靠學校自己貸款實現了田徑場的初步現代化。
02 紛爭金波湖
金波湖劃給寧大時，湖水尚深，蘆葦茂盛。但因四周向湖邊傾倒垃圾，湖面已比20世紀70年代後期大為縮小。又因人們在湖中四處捕魚的驚擾，水鳥大為減少。湖的西岸和南岸沿牆蓋了許多小屋，低矮而骯髒，成批的豆腐、餅乾和點心等食品竟從這裡生產出來投放市場。
為了保護自然生態，也為了群眾健康，我校後勤、基建、保衛等部門的同志們對湖邊進行了清理，於1997年初拆除了院牆小屋，禁止向湖中倒垃圾，禁止捕魚，並且沿湖自南向北推出了一條路基。
此後，湖中自然生態曾一度有所恢復，野鴨等水鳥日益增多，出現了喜人的景象。此間學校多渠道向區市兩級呼籲，對金波湖進行維護和建設。
自治區劉仲副主席和銀川韓有為市長均曾親臨湖畔查看，並表示了投資的意向。
當時金波湖劃分為兩部分，大約以現在寧大B區校園北牆為界，南面的湖面佔金波湖的絕大部分，屬於寧大所有，界線北面的三角形湖面則屬於寧大代管。
由於缺乏資金，未能及早對金波湖治理，銀北九隊（即後來的新銀第九分公司）的農民就在那裡造田養魚，事實上寧大已無法代管。
1997年合校後與市規劃土地管理局協商請他們打樁劃界，學校在湖的北界和東岸圍起了柵欄。與此同時，學校邀請校內外專家制訂了金波湖分期建設的初步規劃，並以此為依據爭取銀川市將其列入湖泊建設計劃。
不久，幾位農民擅自打開了北邊的圍欄，到寧大所屬湖區內養魚，引發了一場紛爭。
他們憑藉一紙陳舊的、自己制定未經批准的發展規劃，硬說寧大所屬湖區中靠北近40％的湖面是他們的。
隨著地下水位的急劇降低，金波湖自北向南逐漸乾涸了。農民趁機又跑來種田植樹。我們往北修建水泥路，他們就來圍攻築路工人。
在協調會上，儘管銀川市規劃土地管理局態度非常明朗，我校又持有土地證，但是卻因一位不明情況的市領導的一句不夠明確的話，使現狀凍結下來，雙方都不能在金波湖的北部有所動作。
這期間一家農戶竟然在寧大所屬湖區的東北角砌起圍牆蓋起了房。
為了避免無謂的衝突，學校一面努力依法維護土地產權，一面設法解決湖的乾涸問題。
從北邊水渠引水在當時已無可能，要暫時恢復水面只有挖湖。
2000年秋冬，對金波湖南部進行深挖，果然出現一片水面。
但是沒有穩定的水源，絕非長久之計。
當時曾設想一個方案：打深井引地熱（地質勘探表明校園地下有地熱資源可以利用）供學校取暖洗浴，購買設備自行解決汙水處理，將金波湖建成中水公園。前兩項措施至少各需300萬元，且開發地熱還有一定風險。
為實現此設想，曾與地礦局幾次探討，終因資金問題解決不了，未能提交教代會審議。
向北徵地開始後，金波湖的紛爭已不必急於解決，大家都相信，北邊的地徵過來，紛爭就會自然終止。
後來的事實表明，果真如此。
1959年時的寧大女生
03 喜迎北校區
早在1976年3月，當時的校革委會就向上報送了寧大工科建設設計任務書，提出將工科設在經三路（即文萃路）以西，緯四路（朔方路）與緯五路（後名為興慶路，現又改名為賀蘭山路）之間，佔地14公頃，但未見正式批覆。
1978年國務院同意籌建寧夏工學院，1980年自治區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寧夏工學院籌備處。次年工學院行政與寧大分離，但到1982年又因資金短缺而緩建。
1983年工學院劃歸自治區經委主管後不久，引進了意大利400萬美元贈款，趁此機遇，在工學院師生員工不懈地努力下，工學院得到迅速發展。
在自治區、銀川市有關單位的支持下，經1983年到1984年的運作，從銀新鄉的銀北九隊、銀川糖廠家屬農場和橡膠廠家屬農場等單位徵地三百餘畝（合校後統計為22.6公頃摺合339.11畝）。
從1990年以後工學院又多次與銀川市聯繫，協商學院對面的興慶湖（5.22公頃摺合78.36畝)歸屬與管理問題，達成協議後於1996年動工改造興慶湖。
到四校合併重組寧大時，不僅校園內早已鬱鬱蔥蔥，對面的興慶湖也是煥然一新初現風采。
原寧夏工學院大樓
04 贈地四百畝
1997年合校後，按其發展規劃，土地的缺口很大，最急需的是北校區（含興慶湖）以東文萃路以西，跨越興慶路南北的兩塊地。
學校多次與銀川市規劃土地管理局聯繫徵地問題。但是，從1996年討論合校內部設置到1997年底正式合校期間，附近的村民已經在興慶路南、興慶湖東這塊地上，突擊蓋滿了房屋，解決搬遷問題難度很大；興慶路以北的地原來是荒著的，很快也植了樹，蓋起了溫室，靠北邊還有一座清真寺，也是搬遷難度很大的問題。
學校分析這些情況後，決定委託銀川市規劃土地管理代為徵用北校區以東文萃路以西、清真寺以南、興慶路以北這塊近百畝的土地。學校希望能以每畝7.8萬元（含各種費用，下同）徵得這塊土地。
但銀新方面卻要每畝15萬，最後在規劃土地管理局葉副局長的協調下，降到每畝13萬元。
按此價格徵用這塊土地的費用將超過千萬，大家深感沒有自治區政府的支持，僅靠學校的力量是很難籌措的。
徵地問題被暫時擱置，規劃中急需建設和擴建的生物、化學、土木、機械各系的實驗室，只能在北校區現有土地上安排，弄得十分擁擠，而全校實驗中心的建設則無土地可用。
2000年，第二輪合校工作已在抓緊操作，建設用地首當其衝。基建處的同志作了廣泛調查，對學校向東、西、北幾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都做了分析。
向東是原飛機場，該地已被計委下屬投資公司收購，用途已有規劃，要想徵用，錢多難度大。
向西涉及到區黨委搬遷和房屋改造，當時自治區政府大樓在建，不可能在近期籌資搬遷黨委，向西將會是曠日持久的事情，難解燃眉之急。
向北發展，能夠從速建設，但徵地費用較多，需要自治區下決心投資。當時在自治區也有兩種意見，一是自治區黨委搬遷，寧大向西發展；一是徵地400畝，向北發展。
自治區毛如柏書記對寧大發展問題十分重視，將此事列入了自治區黨委常委會的議程。
我在會上如實彙報了情況：按實際可用地的國家規定標準，寧大發展用地缺口很大，北邊400畝地和西邊自治區黨委這邊都列入校園範圍還不夠，但自治區黨委搬遷需要資金和時日，當前向北徵地可以滿足急需，自治區黨委搬遷可作為下一步有足夠資金時再操作。
在這次常委會決定寧大向北徵地400畝後，學校再次與銀川市規土局協商徵地問題，清真寺搬遷仍是個大難題。
8月14日，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來寧大視察，他列舉外地實例，提出要銀川市向寧夏大學贈地，隨後還專門召見銀川市委書記和市長，敦請他們要向寧大贈地，他們對此作了承諾。
銀川市經過研究後向自治區政府提出報告：因向農民徵地需要6000萬元，建議自治區與銀川市各拿一半。
聽到這個消息，我們都十分焦急，極為擔心因缺乏資金而將徵地問題拖延下來。
因為，在自治區計委、教育廳和我校基建處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為23000平方米新教學樓申請的國債，
第一批資金4000萬元此時已經劃撥到寧夏，而明年還將為此項目撥款3800萬元，也已經得到初步認可。
國債項目要求很嚴，不容拖延，土地未徵，教學樓設計方案無法最後拍板，拖久了不僅會影響明年對該樓的撥款，而且不利於今後國債項目的申請。
自治區黨委、政府對此非常重視，2001年2月16日，馬錫廣副主席在西夏賓館政府臨時辦公地點召集會議專門研究徵地問題。
參加會議的有劉仲副主席和教育廳、計委、財政廳有關負責同志，銀川市郝林海市長，寧大趙維素、潘自強、李毅和我參加會議。
馬錫廣副主席很乾脆地拍板，讓寧大替自治區政府貸款3000萬元交銀川市規土局徵地專用，其餘徵地費用由銀川市解決。貸款由計委和財政兩家負責在兩年內安排還清。
會後由基建處到計委、財政辦了貸款委託書，由計財處分別與自治區工商銀行和銀川市商業銀行各貸款1500萬，分兩次交付銀川市規土局，轉給銀新鄉政府向失地農民分發。
2001年6月29日正式舉行了銀川市向寧夏大學贈地的儀式。
此次贈地使寧大實際增加了25.46公頃（381.89畝）土地，從此，寧夏大學校園土地跨越興慶路與文萃路，連成了一片。
05 合購勞保中心
1980年寧夏大學創辦民族預科，收到顯著效果。許多經預科班學習後升入本、專科學習的少數民族學生，不但學業進步很快，而且一些人成為學生骨幹。
民族預科規模需要擴大，校舍不足是阻礙發展的首要因素。
1987年，從租用自治區勞動人事廳勞動保護教育中心教室辦班的系內教師得知，該中心要遷往銀川市內，原房產準備轉讓，我和時任寧大基建辦公室主任的彭玉珍等同志一起急忙前去考察。該中心佔地10.37畝（6910平方米），建築面積總計3600平方米，包括一幢4層樓房和食堂、鍋爐房、洗澡間和車庫，建築物小而全，很適合當前民族預科部使用。
北面是報社印刷廠，已有幾幢樓房，南面是待建的報社社址，有一大片空地。
這兩處均已停建，準備遷往銀川市內，給民族預科部提供了發展的空間。
學校分析了這些情況後，決定努力爭取購買這塊房地產，申辦寧夏高校民族預科部。
彭玉珍等同志多次與教育中心、人事廳聯繫協商，我則分別向自治區和有關廳局領導彙報。
大家對民族教育十分重視，楊惠雲副主席和教育廳分管計財的金宏達副廳長以及自治區民委負責同志都給予大力支持。
原來我們想用七八十萬元把勞動教育中心買過來，由於有些企業成了我們的競爭對手，加上勞保教育中心搬遷要在銀川市內蓋新樓，也急需資金，價格談不下來。
自治區財政很緊，如果資金籌措不及時，很可能錯過購買的時機。
為了避免意外，保證這塊土地不會落入他人之手，我校於1988年11月和勞保教育中心先草簽了一份轉讓協議。
接著我們又提出寧大自籌50萬，以促成這筆交易，最後經自治區政府辦公會議決定成立寧夏高校民族預科部，將勞保教育中心以165萬元的價格轉讓給預科部，由寧夏大學代管。
其中由自治區民委補助20萬元，從國家教委補助地方師範教育經費中安排40萬元，從1989年的不發達地區教育經費中安排55萬元。寧大自籌50萬元，這一舉措開創了學校自我發展的先河。
後來的事實證明，其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是非常好的。
1989年8月28日，預科部與勞保教育中心正式簽訂了房地產轉讓協議書，經過一段時間籌備，於1990年9月17日隆重舉行了寧夏高校民族預科部成立大會暨首屆學生開學典禮。
經過九年的艱苦努力，寧夏大學的民族預科教育終於取得了突破，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預科部一直缺乏田徑運動場地，隨著規模逐步擴大，校舍也不夠用，我們雖然多次對預科部南北兩面進行考察，皆因籌措不到資金而無法購買。
1997年的合校，又給民族預科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寧夏大學國際交流中心大樓
06 情繫羅家莊
1964年建立的羅家莊實驗農場原來是銀川農業機械學校的農場，農機校下馬後撥給寧大使用。
銀川機校農場最初規劃的範圍很大，東起唐徠渠，西至三一支溝，北起銀川老城到新城的舊馬路（即今日之北京東路），南到鐵路支線，大約有五千餘畝土地，後來由於銀新、良田兩公社農民種田的擴大，農場所轄範圍逐步縮小。
先是失去了銀川老城至新城的新公路（即今日的黃河東路）以北地段，接著新公路以南的地段也在逐步收縮。後來，到寧大實驗農場時已剩下1100多畝了。當時實驗農場主要為農學系、畜牧系的師生提供勞動、實習的場所。
我們文理科各系的師生勞動均在機關農場，所以寧夏大學成立的最初幾年，我對實驗農場毫無所知。
後來，還是那場災難性的風暴使我和羅家莊這塊土地結下了不解的情緣。
那是在1966年的深冬，“革命大串聯”意正濃，農場勞動力極為匱乏，而實驗農場的大批蘆葦亟待收割。於是我們這批“牛鬼蛇神”就從機關農場轉移到了實驗農場。
這時我才有緣看到了實驗農場的自然風光。
在羅家莊，馬路南面是一條排水溝，溝南就是寧大實驗農場。
她的東部是大片稻田，靠近三一支溝是畜牧隊和一些農田，中部有一個五六百畝的大湖，湖中近岸處長滿了茂密的等待收割的蘆葦，中間水深處形成了平滑的一塊水面，冬天可以滑冰。湖與排水溝之間的狹長地帶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小路，路南有一個小打穀場，路北蓋了一些平房。
我們當時就住在最靠北的一排平房裡。
學校給我們每人發了一雙黑色棉膠鞋，兩雙手套，開始與蘆葦奮鬥。
當時，一根粗壯的蘆葦可以賣一毛錢，一斤蘆葦可以賣六七分錢，即使很短的亂捆著的蘆葦，一斤也值四五分錢，全湖的蘆葦價值竟達兩萬多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可觀的財富，豈能讓它浪費！於是一場自發的勞動競賽又開始了。
推刀推，鐮刀割，你追我趕，累了把捆蘆葦當做休息，誰也不歇著。
湖面的冰結得雖然很厚，但是在為捕魚而鑿過的冰窟窿處冰卻很薄。
有的老師一不小心一隻腿就了進去，我正當慶幸自己沒有時，一不留神一條腿也掉進了冰窟窿，水一直沒到大腿根，裡外都溼透了。
在凜冽的寒風中，立即結了一層冰，但是在那一場無言的比拼中，誰也不願示弱，都沒有去換衣服，一直幹到下班。
花了十幾天工夫，終於把蘆葦割完了，也到了毛主席生日。
我們幾個年輕的“牛鬼蛇神”為了表明我們是受冤枉的革命教師，跑到城裡郵電局給毛主席他老人家打了一個生日賀電，就“造反”離開了羅家莊農場，回到了校園。
有了這一番經歷，後來雖然住在校本部，心裡總是惦記實驗農場。到了夏天總要去欣賞一下那大片蘆葦的壯觀氣勢和大自然的美景。到了冬天總會想著那片蘆葦不知收割了沒有？是誰割的？割得乾淨嗎？
1968年學校在實驗農場辦起了“幹校”。
歷經兩年多折騰的我，很想去“幹校”過一段平靜的生活，然而這只是夢想。
下放到幹校的大都是所謂“中間分子”，積極分子和將要整治的“對象”都被留在校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鬥、批、改”。
我屬於後者，自然無法去“幹校”。
然而“幹校”也不平靜，在“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日子裡，即使在“幹校”也有些無辜的好同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1969年7月下旬，我終於可以去實驗農場勞動了。
當時正在貫徹“九大”精神，落實政策，極“左”在表面上有所收斂，我被宣佈僅是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結束了審查。
不再天天捱整，心情為之一快，幹起活來也就特別起勁。脫粒、揚場、薅稻子（在稻田薅草），樣樣不甘落後，吃得飽，睡得香，在那個歲月裡，難得瀟灑一回。
1969年11月，寧大全部疏散到農村，但在實驗農場仍然留下180多名教職工從事生產。
1971年農學院獨立。從此之後農學院師生勞動和實習改在王太堡農場，羅家莊農場就需要靠校部提供勞動力了。我也因此每年都有機會去那裡勞動，去欣賞那蘆葦湖的自然風光。
有一次，我提著在打穀場捉到的老鼠的尾巴尖兒拿給別人看時，不慎被老鼠悠上來，在手指上咬了一個很深的洞，給我留下了血的記憶。
1975年9月初，校黨委決定在農場成立寧大羅家莊教學基地。農機、電工等師資短訓班也隨之開班。
當時的中學物理教學“改革”，走偏了方向，忽視基礎，力圖以“三機一泵”（拖拉機、電動機、三用機和水泵）為主線進行教學，
相應的短訓班也就應運而生了。那時中學物理教師極度匱乏，有些文科教師也來學習，準備回去兼教，教學難度很大，實踐環節尤其需要大力加強。
農機短訓班給中學教師教拖拉機，而電工班則是給中學教師教電機、晶體管收音機、三用機（收、擴、對講）等。
農機班辦在農場尚有一定合理性，因為農場有幾臺拖拉機可供實習用。
電工班的有關實驗設備全在校本部，但是為了追求下基層辦學的形式，也要在農場辦，這給我們教學帶來很多本可避免的困難。
這時的農場已經有了一些變化，原來東西走向的泥濘小路已經變寬了，兩邊種上了樹，還新蓋了一些教室。教學基地領導給我們分配了路北一個四間的教室作為實驗室，其中隔出一間作為準備室。
我和張大、張廣勝三人負責電工班的全部教學任務。
看到能有一個專用實驗室，大家來了勁頭，立即動手安裝電路，四處採購電器儀表。
但是由於經費和貨源都很有限，大部分教學儀器設備還需依靠校部物理系實驗室供給。
由於許多教學儀器是校部和基地兩邊都要使用的，交通又不方便，我只好在自行車後架旁挎一個揹簍，早上騎車帶去，晚上騎車帶回，被學員們戲稱為“揹簍實驗室”。
特別是有一次早晨上課需要用示波器，天上下著少見的鵝毛大雪，那時的示波器都是電子管的，笨重而昂貴，價值2 000多元一臺，是當時實驗室中最貴重的儀器之一，用自行車運，一旦出現意外損失，我這個“願意接受改造”的知識分子必會遭到批判處理。
但教學的責任心和騎車技術的自信心，使我鼓起勇氣用一床棉被把示波器裹起來，綁在自行車後架上，防震、防潮又保溫，終於把示波器運到羅家莊基地，完成了必要的課堂演示。
1976年4月電工師資短訓班結束後，實驗室又自制了一些教學設備，如穩壓電源控制櫃等，迎來了9月份的電子技術短訓班。
這個班是向工礦企業推廣可控硅技術和晶體管電子技術的，教學內容是全新的，需要邊學邊教。
雖然教師中又增加了徐永謙，仍然覺得時間短、任務重。教學階段採用教師分段包乾，一人包一門課，每門課的教學集中在兩三週內完成。
我的課是晶體管脈衝電路，早晨講各種電路原理和設計方法；中午選配實驗材料；下午指導學生設計安裝；晚上指導學生調試測量；實驗後還要修理調試實驗設備，以備再用；深夜才能進行備課，每天只能睡三個小時，但仍然和大家一樣勁頭十足。
實習階段分組在基地實驗室和校外工廠搞設計安裝，全過程不長，但教師和學生都有很大收益。
在短訓班期間，獲悉教學基地要蓋實驗教學樓，我們還給實驗樓提供了水電佈線的初步方案，後來得知這就是教育學院一進門的西樓。
在羅家莊辦兩期短訓班，前後不到兩年，但在那裡進一步驅散了我因捱整和擔心國家前途而積聚的憂鬱；留下了我因教學進步而帶來的暢快；通過“反面教材”瞭解到鄧小平同志與“四人幫”的鬥爭，點燃了對未來的希望；但也留下了我對三位偉人相繼去世的深深的悲痛；特別是留下了我因粉碎“四人幫”獲得第二次解放而湧自內心的巨大歡樂。
這些都是我對羅家莊農場永不磨滅的記憶。
教育學院環形文科大樓在建時期，我又曾去那裡看望過。
那時，我既為教育學院的發展而喜悅，又為那美麗湖泊的乾涸而惆悵。
1997年12月，四校合一重組寧夏大學時，教育學院已具相當規模，十分可喜。
在昔日的羅家莊農場這塊沃土上，還養育著農林科學院、農機研究所、電視大學、重工職大、農校、供熱站和一些工廠企業，2003年又增添了一條正陽南路大道。
我既為這些新的發展感到由衷的高興，又為迴歸到寧大的土地已不到四百畝（25.23公頃摺合378.43畝）而有些失落。
經過我校基建，總務和後勤集團同志們的辛勤勞動，很快完成了南校區的規劃、審批，並開始進一步的校園整治和綠化、美化。
2000年按規劃破土動工重新修湖，如今已像一個公園。
每到傍晚，湖畔休閒的師生員工，三三兩兩，或沿湖漫步，或亭中嬉戲，或在器械場鍛鍊健身，或觀賞湖光水色。那成群的金色鯉魚、黑色草魚與那絢麗的霞影、灰白相間的雲影連成一片，使人心曠神怡。
今日之南湖雖已失去了昔日壯觀的氣勢和自然的美，但又多了幾分纖巧和秀麗。
每當我漫步在校園、湖邊，看著這越來越美好的南區校景，往事不盡歷歷在目、浮想聯翩……
上世紀80年代的寧夏教育學院
張 奎：中國共產黨黨員，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寧夏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中國物理學會第六、七屆理事會理事，寧夏大學原校長。 2018年11月6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1歲。
文章源自《寧夏大學五秩慶典實錄》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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