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宁夏大学外
01 征地火柴厂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宁夏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校园土地不足却成了发展的一大障碍。
学校从1977年起就考虑向北征地，但北边已是火柴厂农场。
火柴厂当时经济效益不佳，农场对于解决该厂职工家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学校虽多次与该厂协商，但无进展。后来，虽然把靠近学校的狭窄水面给了宁大，但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无济于事。
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复电，宁大在校生规模增至2800人，学校据此于11月29日提出基建规划任务书。
1984年6月15日，自治区计委在宁大召开《宁大扩初设计》中间汇报会，自治区宣传部、教育厅、建设厅、建设银行、设计院、银川市建委和宁大有关领导在会上共同确认宁大尚缺16公顷（240亩）建设用地，时任银川副市长的张位正同志表示要再予研究。
1985年，自治区计委在关于宁大基建的一份批复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征地的资金控制额。
但是，直到1991年征地仍无实质性进展，却只见火柴厂农场突击扩大耕种、插播树苗，以期获得更多赔偿，情况很是急人。
1992年8月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同志带领自治区计委董家林主任、银川市赵宁侠副市长等一行到宁夏大学现场办公，在听取夏森同志汇报后，
经实地察看，与董、赵等同志协商后作出指示：对学校征用的土地要求有关单位尽快解决；将近400亩的湖面（即今日之金波湖）划归宁大使用。
在自治区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征地问题很快解决了。
从1992年10月、12月到1993年7月，前后分三次支付征地费70万元，另加测量、管理费2万余元。
从此，宁大校本部的土地面积（含水面）从26.36公顷（395.4亩）增至56.12公顷（841.86亩）。
然而，期盼的基建投资始终未能到位，为避免新征土地继续荒芜，只好种树、种草。
到1996年，只是把原来位于现在幼儿园位置的田径场移了过来，北边作为临时建筑，搞了一个中试化工车间。
真正的建设还是在四校合并重组宁大以后，借助邵逸夫先生赠款和国债才得以建成逸夫图书馆；靠学校自己贷款实现了田径场的初步现代化。
02 纷争金波湖
金波湖划给宁大时，湖水尚深，芦苇茂盛。但因四周向湖边倾倒垃圾，湖面已比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为缩小。又因人们在湖中四处捕鱼的惊扰，水鸟大为减少。湖的西岸和南岸沿墙盖了许多小屋，低矮而肮脏，成批的豆腐、饼干和点心等食品竟从这里生产出来投放市场。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也为了群众健康，我校后勤、基建、保卫等部门的同志们对湖边进行了清理，于1997年初拆除了院墙小屋，禁止向湖中倒垃圾，禁止捕鱼，并且沿湖自南向北推出了一条路基。
此后，湖中自然生态曾一度有所恢复，野鸭等水鸟日益增多，出现了喜人的景象。此间学校多渠道向区市两级呼吁，对金波湖进行维护和建设。
自治区刘仲副主席和银川韩有为市长均曾亲临湖畔查看，并表示了投资的意向。
当时金波湖划分为两部分，大约以现在宁大B区校园北墙为界，南面的湖面占金波湖的绝大部分，属于宁大所有，界线北面的三角形湖面则属于宁大代管。
由于缺乏资金，未能及早对金波湖治理，银北九队（即后来的新银第九分公司）的农民就在那里造田养鱼，事实上宁大已无法代管。
1997年合校后与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协商请他们打桩划界，学校在湖的北界和东岸围起了栅栏。与此同时，学校邀请校内外专家制订了金波湖分期建设的初步规划，并以此为依据争取银川市将其列入湖泊建设计划。
不久，几位农民擅自打开了北边的围栏，到宁大所属湖区内养鱼，引发了一场纷争。
他们凭借一纸陈旧的、自己制定未经批准的发展规划，硬说宁大所属湖区中靠北近40％的湖面是他们的。
随着地下水位的急剧降低，金波湖自北向南逐渐干涸了。农民趁机又跑来种田植树。我们往北修建水泥路，他们就来围攻筑路工人。
在协调会上，尽管银川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态度非常明朗，我校又持有土地证，但是却因一位不明情况的市领导的一句不够明确的话，使现状冻结下来，双方都不能在金波湖的北部有所动作。
这期间一家农户竟然在宁大所属湖区的东北角砌起围墙盖起了房。
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学校一面努力依法维护土地产权，一面设法解决湖的干涸问题。
从北边水渠引水在当时已无可能，要暂时恢复水面只有挖湖。
2000年秋冬，对金波湖南部进行深挖，果然出现一片水面。
但是没有稳定的水源，绝非长久之计。
当时曾设想一个方案：打深井引地热（地质勘探表明校园地下有地热资源可以利用）供学校取暖洗浴，购买设备自行解决污水处理，将金波湖建成中水公园。前两项措施至少各需300万元，且开发地热还有一定风险。
为实现此设想，曾与地矿局几次探讨，终因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未能提交教代会审议。
向北征地开始后，金波湖的纷争已不必急于解决，大家都相信，北边的地征过来，纷争就会自然终止。
后来的事实表明，果真如此。
1959年时的宁大女生
03 喜迎北校区
早在1976年3月，当时的校革委会就向上报送了宁大工科建设设计任务书，提出将工科设在经三路（即文萃路）以西，纬四路（朔方路）与纬五路（后名为兴庆路，现又改名为贺兰山路）之间，占地14公顷，但未见正式批复。
1978年国务院同意筹建宁夏工学院，1980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宁夏工学院筹备处。次年工学院行政与宁大分离，但到1982年又因资金短缺而缓建。
1983年工学院划归自治区经委主管后不久，引进了意大利400万美元赠款，趁此机遇，在工学院师生员工不懈地努力下，工学院得到迅速发展。
在自治区、银川市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经1983年到1984年的运作，从银新乡的银北九队、银川糖厂家属农场和橡胶厂家属农场等单位征地三百余亩（合校后统计为22.6公顷折合339.11亩）。
从1990年以后工学院又多次与银川市联系，协商学院对面的兴庆湖（5.22公顷折合78.36亩)归属与管理问题，达成协议后于1996年动工改造兴庆湖。
到四校合并重组宁大时，不仅校园内早已郁郁葱葱，对面的兴庆湖也是焕然一新初现风采。
原宁夏工学院大楼
04 赠地四百亩
1997年合校后，按其发展规划，土地的缺口很大，最急需的是北校区（含兴庆湖）以东文萃路以西，跨越兴庆路南北的两块地。
学校多次与银川市规划土地管理局联系征地问题。但是，从1996年讨论合校内部设置到1997年底正式合校期间，附近的村民已经在兴庆路南、兴庆湖东这块地上，突击盖满了房屋，解决搬迁问题难度很大；兴庆路以北的地原来是荒着的，很快也植了树，盖起了温室，靠北边还有一座清真寺，也是搬迁难度很大的问题。
学校分析这些情况后，决定委托银川市规划土地管理代为征用北校区以东文萃路以西、清真寺以南、兴庆路以北这块近百亩的土地。学校希望能以每亩7.8万元（含各种费用，下同）征得这块土地。
但银新方面却要每亩15万，最后在规划土地管理局叶副局长的协调下，降到每亩13万元。
按此价格征用这块土地的费用将超过千万，大家深感没有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仅靠学校的力量是很难筹措的。
征地问题被暂时搁置，规划中急需建设和扩建的生物、化学、土木、机械各系的实验室，只能在北校区现有土地上安排，弄得十分拥挤，而全校实验中心的建设则无土地可用。
2000年，第二轮合校工作已在抓紧操作，建设用地首当其冲。基建处的同志作了广泛调查，对学校向东、西、北几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都做了分析。
向东是原飞机场，该地已被计委下属投资公司收购，用途已有规划，要想征用，钱多难度大。
向西涉及到区党委搬迁和房屋改造，当时自治区政府大楼在建，不可能在近期筹资搬迁党委，向西将会是旷日持久的事情，难解燃眉之急。
向北发展，能够从速建设，但征地费用较多，需要自治区下决心投资。当时在自治区也有两种意见，一是自治区党委搬迁，宁大向西发展；一是征地400亩，向北发展。
自治区毛如柏书记对宁大发展问题十分重视，将此事列入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议程。
我在会上如实汇报了情况：按实际可用地的国家规定标准，宁大发展用地缺口很大，北边400亩地和西边自治区党委这边都列入校园范围还不够，但自治区党委搬迁需要资金和时日，当前向北征地可以满足急需，自治区党委搬迁可作为下一步有足够资金时再操作。
在这次常委会决定宁大向北征地400亩后，学校再次与银川市规土局协商征地问题，清真寺搬迁仍是个大难题。
8月14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来宁大视察，他列举外地实例，提出要银川市向宁夏大学赠地，随后还专门召见银川市委书记和市长，敦请他们要向宁大赠地，他们对此作了承诺。
银川市经过研究后向自治区政府提出报告：因向农民征地需要6000万元，建议自治区与银川市各拿一半。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十分焦急，极为担心因缺乏资金而将征地问题拖延下来。
因为，在自治区计委、教育厅和我校基建处的共同努力下，我校为23000平方米新教学楼申请的国债，
第一批资金4000万元此时已经划拨到宁夏，而明年还将为此项目拨款3800万元，也已经得到初步认可。
国债项目要求很严，不容拖延，土地未征，教学楼设计方案无法最后拍板，拖久了不仅会影响明年对该楼的拨款，而且不利于今后国债项目的申请。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此非常重视，2001年2月16日，马锡广副主席在西夏宾馆政府临时办公地点召集会议专门研究征地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刘仲副主席和教育厅、计委、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银川市郝林海市长，宁大赵维素、潘自强、李毅和我参加会议。
马锡广副主席很干脆地拍板，让宁大替自治区政府贷款3000万元交银川市规土局征地专用，其余征地费用由银川市解决。贷款由计委和财政两家负责在两年内安排还清。
会后由基建处到计委、财政办了贷款委托书，由计财处分别与自治区工商银行和银川市商业银行各贷款1500万，分两次交付银川市规土局，转给银新乡政府向失地农民分发。
2001年6月29日正式举行了银川市向宁夏大学赠地的仪式。
此次赠地使宁大实际增加了25.46公顷（381.89亩）土地，从此，宁夏大学校园土地跨越兴庆路与文萃路，连成了一片。
05 合购劳保中心
1980年宁夏大学创办民族预科，收到显著效果。许多经预科班学习后升入本、专科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不但学业进步很快，而且一些人成为学生骨干。
民族预科规模需要扩大，校舍不足是阻碍发展的首要因素。
1987年，从租用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劳动保护教育中心教室办班的系内教师得知，该中心要迁往银川市内，原房产准备转让，我和时任宁大基建办公室主任的彭玉珍等同志一起急忙前去考察。该中心占地10.37亩（6910平方米），建筑面积总计3600平方米，包括一幢4层楼房和食堂、锅炉房、洗澡间和车库，建筑物小而全，很适合当前民族预科部使用。
北面是报社印刷厂，已有几幢楼房，南面是待建的报社社址，有一大片空地。
这两处均已停建，准备迁往银川市内，给民族预科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学校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决定努力争取购买这块房地产，申办宁夏高校民族预科部。
彭玉珍等同志多次与教育中心、人事厅联系协商，我则分别向自治区和有关厅局领导汇报。
大家对民族教育十分重视，杨惠云副主席和教育厅分管计财的金宏达副厅长以及自治区民委负责同志都给予大力支持。
原来我们想用七八十万元把劳动教育中心买过来，由于有些企业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加上劳保教育中心搬迁要在银川市内盖新楼，也急需资金，价格谈不下来。
自治区财政很紧，如果资金筹措不及时，很可能错过购买的时机。
为了避免意外，保证这块土地不会落入他人之手，我校于1988年11月和劳保教育中心先草签了一份转让协议。
接着我们又提出宁大自筹50万，以促成这笔交易，最后经自治区政府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宁夏高校民族预科部，将劳保教育中心以1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预科部，由宁夏大学代管。
其中由自治区民委补助20万元，从国家教委补助地方师范教育经费中安排40万元，从1989年的不发达地区教育经费中安排55万元。宁大自筹50万元，这一举措开创了学校自我发展的先河。
后来的事实证明，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非常好的。
1989年8月28日，预科部与劳保教育中心正式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协议书，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1990年9月17日隆重举行了宁夏高校民族预科部成立大会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
经过九年的艰苦努力，宁夏大学的民族预科教育终于取得了突破，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预科部一直缺乏田径运动场地，随着规模逐步扩大，校舍也不够用，我们虽然多次对预科部南北两面进行考察，皆因筹措不到资金而无法购买。
1997年的合校，又给民族预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宁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大楼
06 情系罗家庄
1964年建立的罗家庄实验农场原来是银川农业机械学校的农场，农机校下马后拨给宁大使用。
银川机校农场最初规划的范围很大，东起唐徕渠，西至三一支沟，北起银川老城到新城的旧马路（即今日之北京东路），南到铁路支线，大约有五千余亩土地，后来由于银新、良田两公社农民种田的扩大，农场所辖范围逐步缩小。
先是失去了银川老城至新城的新公路（即今日的黄河东路）以北地段，接着新公路以南的地段也在逐步收缩。后来，到宁大实验农场时已剩下1100多亩了。当时实验农场主要为农学系、畜牧系的师生提供劳动、实习的场所。
我们文理科各系的师生劳动均在机关农场，所以宁夏大学成立的最初几年，我对实验农场毫无所知。
后来，还是那场灾难性的风暴使我和罗家庄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那是在1966年的深冬，“革命大串联”意正浓，农场劳动力极为匮乏，而实验农场的大批芦苇亟待收割。于是我们这批“牛鬼蛇神”就从机关农场转移到了实验农场。
这时我才有缘看到了实验农场的自然风光。
在罗家庄，马路南面是一条排水沟，沟南就是宁大实验农场。
她的东部是大片稻田，靠近三一支沟是畜牧队和一些农田，中部有一个五六百亩的大湖，湖中近岸处长满了茂密的等待收割的芦苇，中间水深处形成了平滑的一块水面，冬天可以滑冰。湖与排水沟之间的狭长地带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路南有一个小打谷场，路北盖了一些平房。
我们当时就住在最靠北的一排平房里。
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两双手套，开始与芦苇奋斗。
当时，一根粗壮的芦苇可以卖一毛钱，一斤芦苇可以卖六七分钱，即使很短的乱捆着的芦苇，一斤也值四五分钱，全湖的芦苇价值竟达两万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岂能让它浪费！于是一场自发的劳动竞赛又开始了。
推刀推，镰刀割，你追我赶，累了把捆芦苇当做休息，谁也不歇着。
湖面的冰结得虽然很厚，但是在为捕鱼而凿过的冰窟窿处冰却很薄。
有的老师一不小心一只腿就了进去，我正当庆幸自己没有时，一不留神一条腿也掉进了冰窟窿，水一直没到大腿根，里外都湿透了。
在凛冽的寒风中，立即结了一层冰，但是在那一场无言的比拼中，谁也不愿示弱，都没有去换衣服，一直干到下班。
花了十几天工夫，终于把芦苇割完了，也到了毛主席生日。
我们几个年轻的“牛鬼蛇神”为了表明我们是受冤枉的革命教师，跑到城里邮电局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打了一个生日贺电，就“造反”离开了罗家庄农场，回到了校园。
有了这一番经历，后来虽然住在校本部，心里总是惦记实验农场。到了夏天总要去欣赏一下那大片芦苇的壮观气势和大自然的美景。到了冬天总会想着那片芦苇不知收割了没有？是谁割的？割得干净吗？
1968年学校在实验农场办起了“干校”。
历经两年多折腾的我，很想去“干校”过一段平静的生活，然而这只是梦想。
下放到干校的大都是所谓“中间分子”，积极分子和将要整治的“对象”都被留在校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
我属于后者，自然无法去“干校”。
然而“干校”也不平静，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日子里，即使在“干校”也有些无辜的好同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69年7月下旬，我终于可以去实验农场劳动了。
当时正在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政策，极“左”在表面上有所收敛，我被宣布仅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结束了审查。
不再天天挨整，心情为之一快，干起活来也就特别起劲。脱粒、扬场、薅稻子（在稻田薅草），样样不甘落后，吃得饱，睡得香，在那个岁月里，难得潇洒一回。
1969年11月，宁大全部疏散到农村，但在实验农场仍然留下180多名教职工从事生产。
1971年农学院独立。从此之后农学院师生劳动和实习改在王太堡农场，罗家庄农场就需要靠校部提供劳动力了。我也因此每年都有机会去那里劳动，去欣赏那芦苇湖的自然风光。
有一次，我提着在打谷场捉到的老鼠的尾巴尖儿拿给别人看时，不慎被老鼠悠上来，在手指上咬了一个很深的洞，给我留下了血的记忆。
1975年9月初，校党委决定在农场成立宁大罗家庄教学基地。农机、电工等师资短训班也随之开班。
当时的中学物理教学“改革”，走偏了方向，忽视基础，力图以“三机一泵”（拖拉机、电动机、三用机和水泵）为主线进行教学，
相应的短训班也就应运而生了。那时中学物理教师极度匮乏，有些文科教师也来学习，准备回去兼教，教学难度很大，实践环节尤其需要大力加强。
农机短训班给中学教师教拖拉机，而电工班则是给中学教师教电机、晶体管收音机、三用机（收、扩、对讲）等。
农机班办在农场尚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农场有几台拖拉机可供实习用。
电工班的有关实验设备全在校本部，但是为了追求下基层办学的形式，也要在农场办，这给我们教学带来很多本可避免的困难。
这时的农场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原来东西走向的泥泞小路已经变宽了，两边种上了树，还新盖了一些教室。教学基地领导给我们分配了路北一个四间的教室作为实验室，其中隔出一间作为准备室。
我和张大、张广胜三人负责电工班的全部教学任务。
看到能有一个专用实验室，大家来了劲头，立即动手安装电路，四处采购电器仪表。
但是由于经费和货源都很有限，大部分教学仪器设备还需依靠校部物理系实验室供给。
由于许多教学仪器是校部和基地两边都要使用的，交通又不方便，我只好在自行车后架旁挎一个背篓，早上骑车带去，晚上骑车带回，被学员们戏称为“背篓实验室”。
特别是有一次早晨上课需要用示波器，天上下着少见的鹅毛大雪，那时的示波器都是电子管的，笨重而昂贵，价值2 000多元一台，是当时实验室中最贵重的仪器之一，用自行车运，一旦出现意外损失，我这个“愿意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必会遭到批判处理。
但教学的责任心和骑车技术的自信心，使我鼓起勇气用一床棉被把示波器裹起来，绑在自行车后架上，防震、防潮又保温，终于把示波器运到罗家庄基地，完成了必要的课堂演示。
1976年4月电工师资短训班结束后，实验室又自制了一些教学设备，如稳压电源控制柜等，迎来了9月份的电子技术短训班。
这个班是向工矿企业推广可控硅技术和晶体管电子技术的，教学内容是全新的，需要边学边教。
虽然教师中又增加了徐永谦，仍然觉得时间短、任务重。教学阶段采用教师分段包干，一人包一门课，每门课的教学集中在两三周内完成。
我的课是晶体管脉冲电路，早晨讲各种电路原理和设计方法；中午选配实验材料；下午指导学生设计安装；晚上指导学生调试测量；实验后还要修理调试实验设备，以备再用；深夜才能进行备课，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但仍然和大家一样劲头十足。
实习阶段分组在基地实验室和校外工厂搞设计安装，全过程不长，但教师和学生都有很大收益。
在短训班期间，获悉教学基地要盖实验教学楼，我们还给实验楼提供了水电布线的初步方案，后来得知这就是教育学院一进门的西楼。
在罗家庄办两期短训班，前后不到两年，但在那里进一步驱散了我因挨整和担心国家前途而积聚的忧郁；留下了我因教学进步而带来的畅快；通过“反面教材”了解到邓小平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点燃了对未来的希望；但也留下了我对三位伟人相继去世的深深的悲痛；特别是留下了我因粉碎“四人帮”获得第二次解放而涌自内心的巨大欢乐。
这些都是我对罗家庄农场永不磨灭的记忆。
教育学院环形文科大楼在建时期，我又曾去那里看望过。
那时，我既为教育学院的发展而喜悦，又为那美丽湖泊的干涸而惆怅。
1997年12月，四校合一重组宁夏大学时，教育学院已具相当规模，十分可喜。
在昔日的罗家庄农场这块沃土上，还养育着农林科学院、农机研究所、电视大学、重工职大、农校、供热站和一些工厂企业，2003年又增添了一条正阳南路大道。
我既为这些新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又为回归到宁大的土地已不到四百亩（25.23公顷折合378.43亩）而有些失落。
经过我校基建，总务和后勤集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很快完成了南校区的规划、审批，并开始进一步的校园整治和绿化、美化。
2000年按规划破土动工重新修湖，如今已像一个公园。
每到傍晚，湖畔休闲的师生员工，三三两两，或沿湖漫步，或亭中嬉戏，或在器械场锻炼健身，或观赏湖光水色。那成群的金色鲤鱼、黑色草鱼与那绚丽的霞影、灰白相间的云影连成一片，使人心旷神怡。
今日之南湖虽已失去了昔日壮观的气势和自然的美，但又多了几分纤巧和秀丽。
每当我漫步在校园、湖边，看着这越来越美好的南区校景，往事不尽历历在目、浮想联翩……
上世纪80年代的宁夏教育学院
张 奎：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宁夏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中国物理学会第六、七届理事会理事，宁夏大学原校长。 2018年11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
文章源自《宁夏大学五秩庆典实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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