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教研下乡期间的两件趣事
作者 杨国超
一九八零年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是通过公开考试进行的。柳溪学校转了两人，我是中学数学，何天长是中学化学。当时教育局不成文的政策是：刚转正的教师基本上是一律上山，到金堆镇或其他山区任教。我当时的情况是，女儿五岁，两个儿子才两岁，由妻子一人照管，困难较大。我就去了教育局，想给组织上说说，看能否调到就近学校，减轻一点家庭负担。谁知刚到教育局，就碰见了教研室主任李应泌老师。他把我叫到房子问我：“你教中学数学，对小学数学懂吗？”我回答说：“小学数学我也教过多年，没有什么问题。”李老师又问我：“那你愿意到教研室来工作吗？”我当然愿意。就这样，我刚转正，就调到教研室工作了。
1980年柳校教工合影
尴尬的下乡
一九八零年九月初，学校开学了。教育局召开全干会，布置检查各校开学情况。我和骞宏寿老师分为一组，负责检查塬上高塘、圣山片。我是由民办教师刚转为公办，调到教研室第一次下乡检查，下面的情况一无所知。骞老师四十多岁，也是刚从基层学校调回局另有安排。下去前，局办公室给我们开了介绍信。
我俩从华县坐车到高塘，然后步行逐个去学校了解情况。因首次出门，去时带了些衣服、洗梳用品。每人背了个比较大些的黑色皮包。有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步行到圣山公社薛底学校，刚好遇见学生放学。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在老师的护送下，一班一班地出了校门。我和骞老师站在校门边，目送着学生放学。当学生快走完时，出来一位男教师模样的人，我迎上前去，礼貌地问：“这位老师，你们学校的校长在吗？”他把我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会，摇着头说：“没在。”我问：“去哪里了？”他说：“去公社开会了”。我有些纳闷，刚从公社来，没听说开会。“那学校还有谁负责？”说着，我就拿出介绍信给他看。他看了介绍信，笑着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学校的校长，请二位快到办公室坐。”到了办公室，热情地给我们倒了茶水，才抱歉地说：“前两天学校来了两个人，背着黑皮包，在学校卖毛笔，推销一些文具用品。赖在学校不走，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我看你们两人面生，又背着背包，我以为你们是卖毛笔的商贩呢！”我们听后也大笑起来，对范校长说：“我们第一次下乡，闹点误会也是正常的。不怪、不怪！”然后范校长给我们汇报了学校的开学情况，一切安排正常。
通过这件事，我们认识了范校长，他每次来局里开会、办事，都要来我房间坐坐。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打 针 记
在教研室工作期间，深入基层听课、评课、和教师共同研究教学是我们的工作常态。有一次在侯坊公社李家小学听了温老师的一节数学课，课讲的还可以，就是在学生上黑板做题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粗心的老师竟然没有发现。说到粗心，李校长给我讲了发生在温老师身上的一件事。
话说有天早晨，温老师因头痛来请假，校长就派了另一位老师骑着自行车带他去侯坊公社卫生院看病。经医生诊断，是感冒发烧。医生给开了感冒药和退烧针。他去注射室打针，看到一位年轻的护士，坐在椅子上，哼着歌曲，打着毛衣。他将针递给护士，护士看了他一眼说：“脱裤子！”然后麻利地打完针，拔出针管，说：“好了。”就又忙打她的毛衣去了。温老师提起裤子，就跟着送他的老师回返学校。那位老师骑上车子，让他上车，他跳上车子，就啊呀！叫了一声，说打针真痛。从侯坊医院到学校约有二里多地，那时是土路，路面坑凹不平，一路颠跛，温老师坐在车上龇牙咧嘴，呻吟不断。到学校后，下午召开全干会，在会上温老师面色苍白，虚汗直冒。校长问他：“怎么啦！”他说：“今早打针，疼的让人受不了。”校长见状就说：“会不会打针处发炎起包，回去用热毛巾托托。”温老师回到房间，脱了裤子一摸，妈呀！打针的针头还在屁股上插着呢！温老师非常生气，第二天去了卫生院，找到护士，质问她：“你打针的针头够数吗？”和护士吵了一架。
那时，教育局和卫生局在一个院子办公，在一个灶上吃饭，吃饭排队时，我给大家讲了护士给教师打针的这件事。听的大家笑弯了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卫生局专门派人调查此事。回来说：“确有此事，不过这位护士是临时工，己解骋。”
真道是：
年青护士太不该，工作马虎把人害。
粗心大意实可怜，屁股带箭一整天。
教师气愤去理论，不想自己有责任。
马虎粗心是共病，二人和好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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