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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曾在《公孙龙子·白马论》中说道：“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名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曾在《齐物论》一文中对该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由于“指之非指”和“白马非马”只是公孙龙和庄子所要表达观点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指之非指”“白马非马”二者所要说明的本质问题相同，故而，在下文的论述中，只就“白马非马”进行论述。
公孙龙在《白马论》中对白马非马的观点进行了详细反复论证，所以原意不难理解。笔者认为原文中此句的大意可以解释为：“马”是对“形”方面的规定；“白”是对“色”方面的规定。对“形”方面的规定性不同于对“色”方面的规定性，因此可以说，白马不是马。
而庄子在《齐物论》中的反驳所用笔墨较少，且表达十分玄妙，专家学者对其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如郭象注为: 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复以彼指还喻我指， 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将明无是无非，莫如反复相喻。
陈鼓应则译为：以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不如以非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以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以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天地就是一指，万物就是一马。［1］
郭象的这一注解，把庄子的意思归结为反复相喻，无是无非之上，有一定道理，但是他的注解只是说明了一些相对边缘的问题，并没有完全道出庄子此论的核心观点。而陈鼓应的解说是直接翻译，虽无明显错误，但是解说不够深入透彻，也没能说出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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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对原文的理解及对前人观点的吸收，明白“道通为一”是《齐物论》的核心观点。结合这一核心观点，笔者认为“非指”和“非马”中的“指”和“马”，指的并不是生活中具体的“指”和“马”，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手指”来说明具体的“手指”不是“手指”， 不如用抽象的“手指”来说明具体的“手指”不是“手指”；用具体的“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抽象的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天地万物都可以归结为抽象的“一指”或者“一马”，而这抽象的“一指”或者“一马”就是“一”这一抽象概念的代指。
在一般人看来，“马”就是具体的“马”，不管是黑马、黄马、白马、大马、小马，都是马。但在公孙龙看来，“马”指的是形态，“白马”指的是颜色，二者不属于同一范畴，所以“白马”不是“马”。在公孙龙的论辩中，他注意到了世间万物的特殊性，但是混淆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故意把“马”与“白马”这一共性与个性的地位等同起来，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他所指的“马”的形态是所有“具体的马”的共性，“白马”虽然有“白颜色”这一特殊个性，但是，它同时还具备“马的形态”这一共性。公孙龙强调个性的做法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过分强调个性、忽视共性，甚至把个性和共性放在一起比较，就难免走向极端。
庄子在《齐物论》中反驳了公孙龙的观点，认为用“具体的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抽象的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庄子所指的“抽象的马”已经不是我们寻常所说的马，而是马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天下所有的马，无论是黑马、白马，还是小马、老马，都可以被这一抽象概念所概括。而这一抽象概念高于实物，它不同于任何具体的实物，但是它同时又包含所有的这种具体实物。这种概念的抽象度越高，所能包含的实物就越多，相通性就越强。等到这种概念抽象到最高阶段，天地万物就可以用“一”这一概念来指代了。可以说“白马”包含于“马”这一概念，但是不能说“白马”这一具体实物等同于“马”这一抽象概念，二者一具体，一抽象，不能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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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庄子强调共性，用“马”作为抽象的概念来说明“白马非马”的方法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把“马”升华成一种抽象概念或者符号，从而强行使其与“具体的马”割裂开来，则有悖常理。另外，他过分强调共性，忽视个性，甚至把天地万物都归结为“一马”、“一指”或者“一”这一抽象概念之中。“道通为一”，天地万物都可归为“一”这一概念，这样说并无太大错误，但是把天地万物都归为“一”，则又在无形中消灭了个性。使其思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总之，公孙龙和庄子的“白马非马”观点，各有其合理性，但又都存在明显缺陷和片面性。公孙龙在同中求异，过分强调个性，忽视个性；庄子在异中求同，又过分强调共性，忽视个性。二人的观点同时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极端。不过，虽然二人的观点各有其偏颇，但是，两种观点也确有其意义重大之处，对哲学及文学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应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 ［M］北京： 中华书局，19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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