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賜履按：講劉秀講到現在，突然產生一個想法，東漢中後期之所以由外戚和太監輪流坐莊，皇帝基本變成擺設，也許，根源恰恰在劉秀自己。我們讀史，會發現，
皇帝的能力不同，同樣的制度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比如，嬴政與胡亥。強勢君主用起來得心應手的制度，換一個弱勢的或胡搞的或娃娃皇帝上來，就可能變成桎梏。論個人能力，劉秀當然是沒得說，包括後面的明帝劉莊、章帝劉炟（讀如達），也很厲害。外戚和太監，在這仨強人面前，當然是乖得不得了。但是，只要出現一個弱勢皇帝，外戚就如蓄勢待發的春筍，一夜之間暴長沖天。為什麼？因為朝中根本沒有其他力量制衡外戚——劉秀架空了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削了相權啊。這一回，我們從劉秀的寵臣朱浮的兩次上書講起。朱浮字叔元，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人。劉秀任玄漢政府大司馬時，朱浮就給他當主簿（負責文書簿藉，掌管印鑑，大約相當於大司馬府的大管家），後遷偏將軍。公元24年，劉秀滅掉郎漢皇帝王郎，又讓吳漢誅殺玄漢政府任命的幽州（河北省北部及遼寧省）牧苗曾，然後，拜朱浮為大將軍，兼幽州牧，把州政府從無終縣（天津市薊縣）遷到薊縣（北京市西南）。
【朱浮，也當得文武雙全誒】
公元26年，二月，劉秀封朱浮為舞陽侯，食三縣。朱浮和漁陽太守（北京市密雲縣）彭寵老早就相互看不上，一來二去，到了本年，彭寵又氣又怕，乾脆造反，自稱燕王。彭寵攻取薊縣，幸虧上谷（河北省懷來縣）太守耿況救援，朱浮才逃得一命。彭寵之亂，直到公元29年才被平定，我們在《 》一文中已詳細講述過。這一回，我們單表朱浮。
公元28年，尚書令侯霸上奏說，朱浮敗亂幽州，構陷彭寵致其謀反，勞師動眾不能建功，朱浮早就應該自殺謝罪，皇上啊，必須砍了這傢伙的腦袋，以謝天下。劉秀不忍，以朱浮代賈復為執金吾（首都洛陽警備區司令），徙封父城侯（封國在河南省寶豐縣東）。
【侯霸大爺，後來做大司徒做了近十年】
衣賜履說：我們以前分析過，彭寵謀反，一方面是他的確有更大的政治抱負，另一方面，則極可能是朱浮在劉秀的授意下，對他步步緊逼，最後不得不反。也就是說，彭寵之反，最大的推手其實是劉秀本人。隨後，劉秀任命朱浮為執金吾，這個職務，非親信不能擔任。我們說彭寵是被逼反的，大家看，當年侯霸也是這麼認為的。侯霸本年剛剛歸附劉秀，顯然對劉秀與朱浮之間的親密關係還不大瞭解，才有彈劾朱浮的舉動。
隨著劉秀的地盤越來越大，任命的官員也就越來越多。劉秀感到二千石級別的官員很多都不勝任，只要犯了小錯，立即撤職問責，搞得地方上三天兩頭兒換父母官，老百姓不得安寧。
公元30年，九月三十日，發生日食，朱浮借機上書說：
從前，堯、舜盛世，每隔三年對官員考核一次。我大漢興起之後，官員在位時間普遍很長，很多人一干就是一輩子，甚至死了以後，子孫繼任，因此，有的家族乾脆以職務為姓氏（例如，倉氏、庫氏，即管理倉庫的官員後代）。當時的官員，又怎麼可能做到盡善盡美呢？那麼，說三道四的人不得吵翻了天？我以為，
天地之功不可一蹴而就，艱難之業必累日才能完成。而近來太守、縣令（宰）頻繁更換，他們上任後，屁股還沒坐熱，情況還沒熟悉，上級就提出苛刻的要求，並且不斷檢查督促。官員們內心慌亂，左顧右盼，惶恐不安，哪有心思去幹工作呢？有關部門為迎合上級，打著考核績效的幌子，三天兩頭兒找地方官員的麻煩，查到一點兒小問題就糾住不放。二千石級別的官員，前怕遭人彈劾，後怕被人譏刺，於是，誰都不幹正事兒，全都爭相弄虛作假，只求在上級那裡別被掛號。這就是發生日食、月食的原因。物暴長者必夭折，功猝成者必亟壞。如此損害長久大業的基礎，只圖速成之功，不是陛下的福氣。希望陛下將眼光放長遠，至少看到一代人之後，則天下幸甚。
【劉秀，修理起臣子來，可是一點也不柔啊】
劉秀把朱浮的奏章交下面討論，群臣多同意朱浮的意見，自此以後，州牧、太守的調動、更換就減少了。
衣賜履說：本來對朱浮，我是頗有一些看不上的，看過這道奏書，我立即折服。光武說朱浮有才，其言不虛。
“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物暴長者必夭折，功猝成者必亟壞”，真灼見也！
劉秀曾對人說，他是以“柔”治天下的。對功臣、對外戚，是“柔嫩”的“柔”，對其他官員是“柔道”的“柔”，不是”十字絞“，就是”大背跨“，說換就換，說撤就撤，甚至說殺就殺，一點不客氣，絕對的鐵腕人物。如果不是朱浮這道奏書，我們豈能瞭解到劉秀用人的這一面？
按照舊制，州牧發現二千石官員不勝任，就上奏朝廷，然後下給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由三公派專人核實，如果屬實，或降職或罷退。但劉秀玩兒了個狠的，乾脆繞開三公，直接與州牧交接溝通，對認為有問題的官員，該換換，該撤撤，沒三公什麼事兒了。
衣賜履說：監督郡縣官吏是否稱職，是州牧的職責之一。劉秀這個舉動，相當於把三公的人事權奪了，沒了人事權，三公基本上就是擺設了。
朱浮於是又上奏書說：
陛下清明，親作表率，宗室諸王、外家后妃的親屬，也都遵紀守法，沒有結黨營私的。可以說現在是法令整齊完備，沒有作威作福之人（先拍馬屁）。但是，形勢雖然一片大好，卻仍有災異出現，這是怎麼回事呢（古人認為，出現災異，比如日食、地震、蝗災等，就說明朝廷裡一定有問題，一定要找個人出現背鍋的）？我以為，天道不會欺騙我們，這個事兒有必要討論一下。我私下裡琢磨，陛下痛恨以前天子大權旁落，不能主宰國家命脈（應指西漢成帝劉驁、平帝劉箕子等幾位，權力被王氏外戚把控，最後被王莽奪了天下），因此，您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任州牧之官，廢除三公之職（黜鼎輔之任），以至只要有人彈劾二千石官員，就加以免退，複核案情，也不通過三府（三公的辦事機構），因罪受罰的，可能也沒有核查清楚。陛下以使者（指刺史或州牧）為腹心，而刺史又以從事（州里的百石級別的小官）為耳目，對二千石大員的調查任免懲處，本應由尚書（宮廷秘書署）來負責，現在卻取決於百石小吏的彙報，這幫小子，一個比一個苛刻，一個比一個刁滑，都覺得自己了不起，再加上私心作祟、憎愛不同，怎麼做有好處他們就怎麼做，所以有罪者對法律並不畏服，清白的反被各種法條牽累，這樣的作法，恐怕不宜傳於後世。臣朱浮愚鈍，不勝懇切，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對那些不實之奏多加警覺。
【皇權與相權鬥了兩千年】
衣賜履說：這裡沒說劉秀的態度，說明這道奏書被擱置了。為什麼？朱浮的意思是，皇上啊，該你管的你管，該三公管的讓三公去管，你不能把什麼都攬自己手裡啊，你得把三公的權力還給人家誒。劉秀當然不搭理他。現在大家清楚了吧，在劉秀朝，官當到三公，都沒什麼權力，二千石官員的任免、調查，都與三公無關，實際上，通過這道奏書，我們可以知道，劉秀把他認為重要的權力，全部收到自己手裡。
本質上是，在皇權與相權的鬥爭中，皇權完勝，相權完敗。我個人認為，皇權和相權，最佳的組合方式是，皇權略高於相權，相權也對皇權有一定製衡，這樣，不容易出大的錯誤。當皇權完全踐踏了相權，三公都成了擺設之後，如果皇帝很強，當然問題不大，比如，漢武，漢宣，包括光武；但當皇帝不行的時候（有時候是皇帝太次，有時候是未成年），相權根本起不到輔助支撐朝政的作用，外戚們立即跳出來填補權力的真空。讀到東漢中後期後，我們會發現，所謂三公，大部分只是有個尊貴的身份，對朝政是真的說了不算，形成這樣的局面，光武有沒有責任？公元31年，又任朱浮為太僕（交通部長）。公元44年，代竇融為大司空。公元46年，以賣弄國恩被免職。
衣賜履說：在太僕位子上一干十幾年，劉秀跟朱浮的關係可見一斑。賣弄國恩，不曉得是什麼情況。
公元49年，徙封新息侯（封國在河南省信陽市息縣）。劉秀感覺朱浮經常欺蔑其他官員，對他很惱火，但愛惜其功勞才能，不忍加罪。
衣賜履說：細心的讀者可能立即會想起伏波將軍馬援來。我們前面講過，公元43年，馬援因平定交趾郡（越南河內市）徵側、徵貳姐妹叛亂，被封為
新息侯。公元49年，馬援征討武陵蠻，染瘟疫逝于軍中，但依然被以劉秀女婿梁松為首的一幫人構陷，劉秀大怒，奪了馬援新息侯的爵位，隨即徙封父城侯朱浮為新息侯（詳見拙文《 》），也就是說，劉秀根本不給馬援平反的機會。我們不知道，在馬援受冤的問題上，朱浮是否也起了作用，但是，這個新息侯可不是好當的誒。永平年間（公元58年-公元75年），有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控告朱浮（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劉莊大怒，賜朱浮死罪。長水校尉樊鰷（讀如條）進言說，唐堯當年誅殺四凶，尚昭告天下，讓人民群眾都知道四凶的罪惡，朱浮的事雖然很清楚，但人們並不知情，應該由廷尉審理宣判他的事。
劉莊於是有些悔悟。
衣賜履說：樊鰷是劉秀舅舅樊宏的兒子，是劉莊的表舅。有人沒有證據控告朱浮，這個“有人”是誰？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劉莊的皇后姓馬。馬皇后是誰？伏波將軍馬援的小女兒。當年，馬援死後蒙冤，老馬家受盡欺凌，隱忍了十餘年後，老馬家又出頭了，馬美女由太子的小老婆，變成皇帝的大老婆——永平三年（公元60年），皇太后陰麗華欽點馬美女為皇后。於是，我們就可以發揮想像了，當年陷害馬援的，落井下石的，補打黑槍的，都等著吧。作為劉秀的寵臣，朱浮佔了馬援的爵位；作為劉莊朝的退休老幹部，劉莊要為含冤的老丈人討一個公道，朱浮將會是什麼結果？頭上頂著“新息侯”的爵位，還需要別的證據嗎？呵呵。
【粉嫩欲滴的明德馬皇后】
另外，當年對馬援構陷最甚的劉秀的駙馬爺梁松，於公元61年，因一封匿名信下獄而死，封國廢除。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陷害別人的時候，似乎應該多想想這句話。
這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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