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在盐矿大门停一下。”
从云南中南部宁洱县城开往磨黑古镇的小巴载着不多不少7个人，绕过20公里山路，驶进一片平坝，一男一女在工厂门口下了车。盐矿的大烟囱高耸着，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磨黑采盐可追溯到汉代，大规模开采并设立盐政也有近300年历史。源源不断的盐晶，使这个茶马古道上的小驿站逐渐聚起繁荣的盐茶集市，至同治年初达到鼎盛。直到上世纪末，磨黑都是远近闻名的贸易中心。镇名即“盐井”，傣语来的。
磨黑古镇街景。 （丁子凌/图）
1941年4月27日，镇上一户姓杨的彝族盐商家里诞下一女，排行第九，大家都唤她“小九儿”。小九儿5岁时母亲去世，10岁时被大姐带去昆明。打那时起，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就与故乡小镇失去了交集。2010年，磨黑为她重建了一座故居，“滇南盐都”之外，又添一张“丽人故里”的名片。
她是杨丽坤，80后并不熟悉的名字，乍一听我还以为是杨丽萍的姐妹。二人并无血缘，却都与大理和舞蹈有着不解之缘。1958年底杨丽萍在大理出生时，文化部正在筹备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以大理为背景的《五朵金花》次年开始在云南选角。而那时刚满18岁的杨丽坤已经在云南省歌舞团跳了6年，她并未在团里推荐演员之列，导演组要离开时，正好看见她擦玻璃，“就是她！”
凭那一眼，这个彝族姑娘摇身变成白族最“金”的一朵金花。杨丽坤故居特意请剑川工匠建成三坊一照壁的白族民居，二层探出磨黑典型的美人靠。故居不大，赶上一队大理来的单位集体参观，挤满了白衬衫。
老街的理发店，楼上是磨黑典型的美人靠。 （丁子凌/图）
迈进一层正厅，扫过崭新的匾额和对联，目光粘在讲解员手边的一幅老照片上。“大家从杨丽坤的兄弟姐妹可以看出，她的家族基因是非常好的，她不仅长得眉清目秀，身材也好，净身高有170公分……”那是一张1954年拍的合影，十二三岁的杨丽坤还没长到一米七，眼神里却已透出异于手足的坚韧。
1965年杨丽坤与越南访问团合影。 （丁子凌/图）
上到二楼，陈列室里展有亲友捐赠的奖杯和生活用品，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图文，一圈下来，像读了一本杂志特刊。2009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共和国60年最美丽12人”，杨丽坤入选，并且在封面上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崔永元的《电影传奇》也为她制作了一期“小九儿”。这些资料，一帧帧剪辑出她的戏剧人生。
2009年杨丽坤被《南方人物周刊》列为“共和国60年最美丽12人”。 （丁子凌/图）
年少丧母的小九儿沉默寡言，在昆明照顾她的二姐夫是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没多久被打成右派，杨丽坤十几岁就在歌舞团尝到了世态炎凉。她把自己埋进舞蹈和书里，拼命练舞，到处借阅文学名著。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孤独自闭的小女孩，成功地演绎了《五朵金花》里的女强人形象。
电影火了，先后在三四十个国家放映。女一号杨丽坤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国领奖和访问演出也是常事。我在那几张展板前驻足许久，仿佛在欣赏时尚杂志上的一线女星大片，她褪去民族服装，不施粉黛，自信的嘴角不挂一丝忧愁。
成名后她保持着难得的谦虚低调，连演电影这回事都不曾主动与家人提起。面对上千封求爱信，她说自己不想结婚想搞事业，就把信都烧了。又拒绝了长影的橄榄枝和工资连晋三级的奖励，毅然留在歌舞团，就因为她爱跳舞。
1964年，由撒尼族（彝族的一个分支）民间叙事长诗改编的电影《阿诗玛》点名要杨丽坤主演，那是她第二次演电影，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政治原因，这部影片一直被封存到1979年才得以公映。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1982年在西班牙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而此时刚刚从地狱里重生的杨丽坤早已面目全非，永别了银幕和舞台。
《阿诗玛》旧书与《五朵金花》DVD封面。 （丁子凌/图）
我走出展厅，侧坐在美人靠上透口气。抬头眺望，对面山间云雾缭绕，盐矿的大烟囱竖在正中，像一根刚刚点燃就被雨水浇灭了的老牌香烟。楼下忽然嘈杂起来，讲解员引着又一拨团队游客走进院子。
“文革”来了，曾经最红的大众情人，转眼成了最黑的“黑线人物”。生性好强的杨丽坤非但不认罪，还经常点名批评：“周总理讲了《五朵金花》是好电影，假如江青同志说是毒草，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一个造反派上台打她，她反手还了一记耳光，就像电影中阿诗玛教训头人热布巴拉那样。阿诗玛不畏权势，最终化作石林中永生不灭的回声；而杨丽坤被关进礼堂阴暗的地下室，传出阵阵凄厉的惨叫。
大姐千方百计呈给周恩来的信，救了已经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的杨丽坤，她先后被送到昆明和湖南郴州的精神病院医治。关于她的病因，《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给出另一条线索：早在“文革”迫害前，杨丽坤曾和歌舞团一位男团员相好，却被五哥百般阻挠，强行带走，甚至恐吓相逼。从那时起，她就老觉得有人要害她，短暂地吃过药，兄长之意终不可违，这段感情不了了之。
金花的倔强和阿诗玛的刚烈刻进了二十多岁的杨丽坤骨子里。现实中没有白族阿鹏，也没有彝族阿黑，只有善良勇敢的上海人唐凤楼。两人相识于湖南，1973年结婚，次年生下双胞胎儿子。我盯着展板上那张婚后的黑白照片，杨丽坤的面庞看不出讲解员形容的“脸色腊黄，目光呆滞”，却明显因长期服药的激素作用胖了一大圈。婚后她曾辗转于湖南、昆明、上海的精神病院，1978年得到平反，与家人定居上海。
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的生命停在了59岁。故居二楼的耳房里挂着亲友们的题词，或长或短，读起来都像悼词，只有二姐题了一首王冕的《墨梅》，笔力遒劲，诗如其人：“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她的骨灰一半留在上海，一半回到昆明。上海的墓碑上刻着“今日上映《阿诗玛》”，生卒年“1963.10—”。永不落幕的《阿诗玛》每天在故居的放映室上映，与《五朵金花》滚动播放。她一生的荣辱都交错在这两部电影里，连墓志铭和遗像似乎都属于阿诗玛，而不是杨丽坤。
与故居前的阿诗玛雕像告别，雨还没停。杨丽坤的儿子在接受采访时说，母亲生前最怕下雨天，好像对面有人跟她吵架。空旷的阿诗玛广场，不时有人爬到舞台上避雨，长廊里几位白发老人饶有兴致地打着牌。如果小九儿从未曾离开磨黑，如今是否也会有这样的闲情？
从杨丽坤故居二楼的美人靠远眺。 （丁子凌/图）
雨更大了，原本蹲在大榕树下卖野生菌子的摊贩集体转移到房檐下。我也躲进广场边的一家小店，点了糯米饭和凉拌菜。边吃边向老板娘打听：“附近的孔雀屏茶马古道怎么去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没有车愿意跑那个土路，你要去搞什么，去看金花多好。”冒雨寻古道确实不是个好主意，我便放弃了追问，换一个话题：“对面这栋房子新建的吗？”“你说走马转角楼啊，解放前大盐商资本家的宅子，说是要搞旅游就重修了，一圈房间都通着呢。”
饭后围着走马转角楼绕圈，明白了为何得名，却没有找到一扇开着的门。撑伞漫步在老街，偶有行人三两个，歪歪斜斜的老房子里做着慵懒的买卖，美人靠的窗前传来阵阵麻将声。曾几何时，这个弹丸小镇每天有上百队马帮经过，想必是马铃声、叫卖声、行酒令声此起彼伏。
茶马古道上已然沉寂下来的古镇。 （丁子凌/图）
拐进一条巷子，遇到头戴竹笠肩挑竹扁担的婆婆，循着背影，见她停在垃圾车前，把两筐堆得高高的树叶缓缓倒了进去，大概是刚刚修剪过家里的果树吧。又不由想起杨丽坤，她的后半生被轻描淡写：与丈夫和儿子相濡以沫，病情虽有缓解，却始终没有摆脱幻听的纠缠。
电影里，阿诗玛问道：“水啊！你为什么不往高处流呢？”那时光呢，你为什么不能倒流啊！
唐凤楼说他和杨丽坤之间不是爱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合，他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假使现在倒过来活，我没有这种勇气。”那杨丽坤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还会让10岁的小九儿离开家乡吗？会用三十年的漫长抗争换取十年的辉煌绽放和永恒的艺术形象吗？
1964年杨丽坤访问阿尔及利亚留影，美人的永远定格。 （丁子凌/图）
路过几栋破旧的老小区，阳台上侍弄花草的老大爷当年只要从矿井偷走一块盐，就能让全家吃上好几顿肉。各地的商贩带着茶叶、虫草、布匹等特产来换盐，很多时候有钱都买不到。苦日子也有过，解放前盐矿条件差，安全措施不够，一切都靠手挑肩扛，不少人命丧矿井。盐矿是磨黑的动脉，按照2007年的规划，这里本应涌出盐冶业发展陈列馆、盐茶马文化民俗历史博物馆、古盐洞、大锅盐、现代盐浴等新鲜血液。
一队身穿“云南能投”制服的盐矿工人骑着摩托有说有笑地呼啸而过，他们下班了，我也该走了。五点刚过，班车司机对凑够7个回县城的人毫不乐观。等了十几分钟，一个出差模样的小伙子阔气地把车门一关，包了四个空位的钱。
丁子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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