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江都詩協
得悉錢春綺先生駕鶴西行的消息，心中著實悲傷痛惜了一個時期。記得前年去上海，還曾專程到大華新村先生現在的寓所拜望先生，那時先生雖因腿傷行動有些不便，但身體，特別是精神還是很好的。時隔兩年，想不到先生竟這麼匆匆地走了。
據網上介紹，錢春綺先生，1921年生，文學翻譯家，江蘇泰縣人。1946年畢業於上海東南醫學院，曾先後在上海市立第四醫院、上海盧灣區醫院、上海靜安區醫院從醫。1960年，錢先生辭職離開醫界，專職從事自巳喜愛的詩歌翻譯工作，曾任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除了幾部醫學著作外，錢先生的譯作主要有歌德《浮士德》、《歌德詩集》、海涅《詩歌集》、波德萊爾《惡之花》、德國中世紀史詩《尼貝龍根之歌》、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六十餘部，總字數近千萬。曾獲得過魯迅文學獎等多種獎項，是我國翻譯界的資深翻譯家。
網上的資料當然有它的來源和根據。但據我所知，錢先生卻實實在在是我們江都市小紀鎮人。錢先生的父祖是制賣香燭的商人，在小紀鎮，有一定年齡的人，提起“錢家香店”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之所以將錢先生的籍貫說成是江蘇泰縣（現姜堰市），大約和小紀鎮毗鄰泰縣，歷史上也曾歸屬過泰縣有關。
我和錢先生相識，是由我愛人的老師高錫堂先生介紹。三十多年前，我從部隊回鄉探親，得見高先生。當高先生知道我喜愛文學、喜歡讀書後，便表示要把我介紹給他的老友錢春綺先生，並寫了介紹信件。這樣我在休假結束赴杭州作例行健康療養途徑上海時，便專程到南京西路錢先生當時的寓所拜訪了錢春綺先生。
那時的錢先生六十歲上下，身體健康，態度十分謙和，神情之中透露著一絲憂鬱。也許是初次見面，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太善談。我那時不自量力，憑著手頭的一本清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便想做《楚辭今譯》的事（那時文禁剛開，書店裡此類書不象現在這樣容易見到）。所以話題自然是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主要是談詩歌。錢先生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便翻譯出版了海涅的《詩歌集》、《新詩集》、《羅曼採羅》（原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對《歌德詩集》、《歌德敘事詩集》等歌德詩歌集的翻譯，也早在六十年代初便已完成；而用力最勤的《浮士德》的翻譯，“文革”前也已告竣。可惜多數譯稿，都在“文革”中被毀或失落，只有部分倖免。例如《浮士德》的兩個下半部都在“抄家”時被抄走，兩個上半部因為當時放在友人處而倖存。所以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錢先生的上述譯作，不少是後來新譯或補譯出來的。錢先生談起這些往事，雖然感慨萬端，然而心境卻很平和的。談到《浮士德》的翻譯，錢先生講在日本《浮士德》的譯本有三十多種，而在偌大的中國，直到六十年代，也仍然只有郭沫若三十年代的譯本一種；而且郭譯是從英文轉譯的，不像錢先生的譯作直接譯自德文。由此可見當時我國文化建設之一斑。我曾請錢先生翻譯介紹一些現當代外國詩人與詩歌，錢先生當時講“我只搞死人，而且是外國死人，這樣比較保險；例如荷馬，例如莎翁，例如歌德、海涅，例如托爾斯泰，這些文學巨匠，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對他們都有定論，中國的‘之流們’還能說些什麼”。其實錢先生忘記了他吃的是這些“外國死人”的飯，而在那個特殊時期吃的也正是這些“外國死人”的虧。當然錢先生的這個觀點後來好象有所改變，因為在《世界文學》雜誌上，有時可以看到錢先生的譯詩，而且在飛白主編的十卷本《世界詩庫》德國部分，也選收了不少錢先生的譯作，其中便有如李利、恩克龍、霍爾茨等這些近現代德國詩人的作品。
錢先生早年從醫，記得告訴我學的是耳鼻喉科專業；後來棄醫從文，除了在醫學院所修的德文外，又自學了英、法、日、俄幾種文字，並研修了古希臘文、拉丁文、土耳其文。除了歌德、海涅的詩歌外，德國中世紀的詩人瓦爾特，十六、十七世紀的詩人薩克斯、格呂菲烏斯，十八、十九世紀的詩人金特、萊辛、席勒、繆勒、韋爾特等人的作品錢先生也有譯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錢先生翻譯了德國中世紀的偉大史詩《尼貝龍根之歌》，把這部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介紹給了中國讀者，填補了我國史詩翻譯介紹上的一項空白，被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世界文學名著文庫》。先生晚年用力最深的是對尼采的翻譯，一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原文不足30萬字，先生加的註釋便達到近6萬字。錢先生的譯作，文筆流暢優美，讀來毫無滯澀之感；而錢先生撰寫的《譯後記》，則是絕好的導讀文章，腳註則以資料翔實，釋意精闢見長。我的體會，就外國詩歌而言，讀荷馬史詩當讀羅念生、王煥生，讀莎翁詩劇和十四行詩當讀方平、屠岸（散文譯本則是朱生豪），讀但丁當讀朱維基，讀彌爾頓當讀朱維之，讀普希金當讀戈寶權，讀華茲華斯當讀黃杲炘，讀歌德和海涅當讀錢春綺。錢先生對於德語文學特別是德國詩歌的譯介，確實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
我和錢先生的交往，主要形式是通信。錢先生在信中說，我們是鄉親，又是以文會友，所以感覺親切。鄉親自然是事實，以文會友在我則是斷不敢受的；對於錢先生，我始終是執晚輩後學之禮。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我翻閱了保存的錢先生的來信，發現那時我的主要目的是三個：一是就外國文學、外國詩歌的一些問題請教錢先生；二是就我業餘搞的《楚辭今譯》和《李白、杜甫詩歌名篇合譯》的事希望得到錢先生的指點；三是託錢先生在上海給我買書，因為那時我隨部隊駐守在戈壁灘上，買不到要看的書。錢先生對於我的問題和願望，總是詳盡的給予解答，盡力的給我滿足。為了給我買書，錢先生跑了不少上海的書店，包括出版社；為了給我找一部《聖經》，錢先生多次出入教堂。找到了還要花郵費親自到郵局往新疆給我郵寄；書買不到還要寫信向我打招呼，告訴我他所瞭解到的出版信息。現在想來，我那時實在是少不更事，無端給
長者添了不少麻煩。至於在文學知識方面給我的教益，則就更難盡述了。例如關於外國詩歌的“詩形”、“詩體”、“詩格”等，錢先生在信中給我作了詳細的講解，並且舉莎劇《哈姆雷特》中的成句，向我說明英文原文的音步、抑揚情況和漢語譯詩的對應關係。錢先生對於晚輩後學，實在是關心備至、誨勉有加的。錢先生的心又特別細，發現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十天，後來給我寫信便使用“航空”，指望走得能快些，殊不知一用“航空”，倒比平信更慢了兩天。又很節約，給我寫信，信紙往往是用公函的反面；信封有時則用用過的公函信封拆開重糊或乾脆自制信封（那時還沒有強調要用標準信封）。還要說的是，錢先生雖然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幾十年，和我們說話，卻決不打“上海白”，而是一口地地道道的純正的裡下河鄉音。
在我的書架上，靜靜地插立著錢先生親筆題贈的歌德的不朽詩篇《浮士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這部精彩的譯作與錢先生其他譯作一起，完全可以進入“名著名家名譯”的行列。錢先生以學醫始，而在棄醫從文之後，踽踽獨行，作了一個“翻譯個體戶”，並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這是錢先生的不幸，又是錢先生的大幸。錢先生和我談起過進入上海文史館的感受，絲毫沒有流露出晚年終被承認的自豪與喜悅，只是淡淡地說：“我的手稿在我身後可以有所著落了。”
錢春綺先生走了，這是中國翻譯界的一大損失，更是中國讀書界的一大損失。眼下正是清明時節，讀著錢先生的譯作，寄託對先生不盡的哀思與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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