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孔府门额上的“圣府”二字出自严嵩之手,为何没有被孔子后裔废除呢?

契茶书舍



严嵩官至内阁首辅,他迫害忠臣,铲除异己,后被《明史》列为六大奸臣之一。

严嵩考中进士后当了一个小官,后来得了一场大病而退官回籍,等到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才正式复官。他的迁升离不开夏言的功劳,夏言当时任礼部尚书,深得皇帝的宠信,于是他拼命讨好夏言。

这之后他官运亨通,迁升很快,做到国子监祭酒,后升南京礼部尚书。当时世宗对礼仪非常重视,所以严嵩和皇帝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他做事圆滑,更善于阿谀奉承,世宗对他非常信任。很快他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

世宗沉迷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之术,有些大臣反对,这其中就包括夏言。严嵩为了媚上就跑到世宗那里揭发告状,建议世宗罢黜夏言,后来夏言被斩首,严嵩出任内阁首辅。当年,夏言也算是他人生路上的恩人了,如今严嵩落井下石,是非不分,实为小人。

严嵩掌权后,为了讨好世宗追求长生不老,不惜劳民伤财,斋宫秘殿并时而兴,一年花费二三百万。另外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报复,忠臣沈鍊、杨继盛相继被杀。他后来年事已高,竟然让他的儿子替他处理政务;他还曾经肆无忌惮地说:“朝廷也没有我富有啊!”这样的人祸乱朝纲,实为奸臣。

严嵩跟乾隆年间的和珅有些相似,只是严嵩更甚之。

和珅的字写得好,严嵩的字也写得好,他还善于写青词,百姓嘲讽他为“青词宰相”。何为青词,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这也是严嵩讨好皇帝的一种手段。

山东曲阜孔府门额上的“圣府”二字的确出自严嵩之手,那为什么没有被孔子后裔摘掉呢?

严嵩和当时的孔子后裔是很好的朋友,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代衍圣公都与严嵩有着深厚的交情。

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与严嵩年龄差不多,平时有书信来往,他死后的墓志铭就是严嵩写的。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的袭爵手续是严嵩主持办理的;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还是严嵩的孙女婿,以后孔严两家世代交好。所以在嘉靖年间孔府重修门楼时,当时的衍圣公还是请了严嵩为匾额题字,于是便有了迄今悬挂于孔府门额上的“圣府”二字。

在嘉靖年间,严嵩的字便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当时的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如杨慎、田汝籽、湛若水等对其作品都推崇备至。衍圣公重修门楼要题字,自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严嵩,而严嵩倒台后,衍圣公因爱慕其字舍不得撤换也是有可能的。

关于这块匾额还有一个故事:说是严嵩想攀结孔子后裔,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当时的衍圣公知道严嵩是个祸乱朝纲的奸臣,于是闭门不见。严嵩无奈,就在门外的板凳上坐了两天两夜。见衍圣公还是不开门,严嵩只好写下这两字就走了,衍圣公见这两字写得太好了扔了可惜,于是用在了门额上。显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并不符合历史真相。

最后严嵩的儿子被处死,严嵩乞食回乡,头上有了奸臣的罪名。虽然是这样,孔子的后裔并没有将此匾撤下,这块匾也有了别样的历史。


金牛道


奸臣自古为人们所不耻和痛恨,爱屋及乌,怒解移蟹,人们对奸臣的憎恶常常盖其所有。就书法而言,例如创造秦体字的秦桧,后人恶其奸侫改称“秦体”为“宋体”;原“北宋四大家”的蔡京,人们以其为耻而以蔡襄易之;明朝严嵩也是民间皆知的大奸臣,尽管他的书法冠绝当世,无人可及,但人们以其奸名而见弃其书。然而自古以来被奉为“第一圣人”的孔子的孔府却一直悬挂明朝大奸臣严嵩所书“圣府”门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今谭以为,一是严嵩之奸,不同秦、蔡,非违“大义大节”。二是严嵩功过是非,尚存争议,莫衷一是。三是严嵩才学,尤其是书法,后人确无出其右者,无人之书能当圣府之盛名。



严嵩奸名之论

秦桧做为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向金国卑躬屈膝,伏首称臣,为讨好金国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岳飞等一干抗金英雄,打击“主战派”,使南宋受尽外族欺凌,并最终导致被蒙古族灭国;蔡京4次任相计17年之久,在任期间兴花石纲之役、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大肆揽权敛财,大兴土木,陷害忠良,将元祐朝臣几乎打压殆尽,任用奸邪亲近,撺掇宋徽宗奢靡享受,荒废朝政,使府库充盈的太平北宋被挥霍一空,国力虚弱,民生凋敝,危机四伏,直接导致了“靖康之耻”和北宋的灭亡,被时人列为“六贼之首”。

秦蔡二奸乃为民族之奸,非但祸国殃民,而且是汉奸,所以为国家所不容,民族所不耻。而严嵩之奸是属明朝国内党争之祸,虽然也杀害忠良,擅权敛财,但他没有出卖国家、危害民族,而且一直致力于抵御外侵。就像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卖国贼注定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永世遭到唾骂,而在抗日大义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即便在国内战争中犯下罪行,最终也能得到国家和人民的谅解。汪精卫的书法也堪称一流,但他是大汉奸,书法再好也没人肯公然以悬挂他的字为荣耀。因此,严嵩之奸不似秦桧、蔡京之甚,虽然人们无法谅解其人,但对其突出成就例如书法,在某种程度上尚可接受。

也许孔子后人也是这么想的,才使严嵩所书“圣府”门额被保留了下来。



严嵩功过之论

《明史》中严嵩被列为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无非言其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嵩的奸臣形象基本上来说是通过民间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传播形成的。 但是多年来,关于严嵩是否大奸臣的争论从未间断,主要围绕着《明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他专国擅政、迫害忠良及巨贪恶富的指控。一些人们,特别是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认为严嵩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并且政绩卓著。

读过明史的人应该明白,明朝政治从来都是翻云覆雨,特别是中晚明的历史更加不可靠,做为民间奉为正统忠良的东林党人一直把持舆论,政治操守很差,虚伪清高、空谈误国、结党营私现象非常严重。不只是东林党人,在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党派互相倾轧、不择手段拼争死夺之中,没有哪个朝臣能完全洗脱“奸臣”“脏官”的嫌疑。所以,“清官”海瑞才选择了哪一派也不依附,哪一个人也不依靠,独立特行,把自己当做一柄试图割掉明朝“肿瘤”的利剑。可怕的是东林党人对政敌的诬陷和打击从来是没有底线的,因此严嵩的罪证不足以完全采信。例如“窃权”,明中晚期实行首辅制,不论谁当上首辅都是替皇帝行使权利,不行使皇权治理国家还能是称职的首辅吗?例如“勾结宦官”,明代中晚期皇帝动辄几十年不上朝,和皇帝文呈面见离开宦官基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首辅,一方面必须和皇帝密切沟通,一方面和皇帝顺畅联系,就必须和宦官保持密切往来,东林党人执政也是一样。倒如“罔利”贪腐,除了海瑞,哪个官员不贪腐?徐阶的家底称得上富可敌国,比严嵩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不说是对明史的极大讽刺和对民间传说的一大置疑。


对严嵩向外敌妥协的指责也没有道理,对于北面鞑靼侵犯边境,军事经验丰富的大臣唐顺之和翁万达的建议也是主和。而严嵩明确表态不能一味求和,而是考察实情,采取以守为攻,积极扩充军力,防备边患。面对杨继盛、夏言等极力煽动战争,严嵩保持了清醒,他很清楚明朝军力不足一战,非但没有把握取胜,而且战争势必削弱国力,增加百姓负担。因此一方面牢筑长城和京师城墙,一方面对有能力的将领委以重任加强防范。即使严嵩对鞑靼主战,一旦失利,罪名毫无疑问也是严嵩承担。而严嵩清楚东南面的倭寇才是真正的大患,因此不遗余力地支持胡宗宪在沿海抗倭,也才有了戚继光“戚家军”彻底扫清倭患,使得日本数百年不敢来犯。

史载严嵩曾多次劝谏嘉靖皇帝厉行节约,爱惜民生,与民休息,反对修斋建宫,大兴土木,“为朝廷惜妄费”,可惜嘉靖一味谋求长生,根本听不进去。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代奸臣严嵩居然是因为反对修宫造室触怒皇帝,而被嘉靖罢官下台的。

明朝官员盛行广纳付妾以满足生活私欲,就连清官海瑞也不免俗套。而严嵩在个人生活方面是非常朴素低调的,只有一个独子,却一生不纳妾,跟原配欧阳氏白头偕头,相敬如宾。在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官员大多纵情享乐的社会环境下,严嵩的清心寡欲可谓难能可贵。严嵩贪污是不争的事实,但可笑的是,徐阶等人对严嵩抄家一抄就是几年,却始终凑不够预定的200万两贪污数额,实在没办法,除了金银器皿、玉器书画、房宅田产之外,竟然还把旧衣服、零碎缎绢、扇柄把、帐慢被褥等各类杂物充了数也不够,只好把其他人的财物都算在严嵩父子头上才勉强完成任务。

对严嵩“一意媚上”的指责倒是丝毫不委屈严嵩,严嵩兢兢兢业业服侍嘉靖,经营内阁,经常十数日夜不归宿,以便嘉靖随时召唤,然而就是这样一意媚上的严嵩却曾4次被罢相,最终被抄家身死,不能不说明其间的“大问题”。

今谭也认定严嵩是个奸臣,本文并无为严嵩平反之意,只是想说明严嵩虽奸,但并没有人们传说的那么奸、那么坏。而人们心中和严嵩同时代的忠臣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忠、那么好。在皇权专制的黑暗统治下,黑与白谁能分得清?好与坏谁能说得准?忠与奸谁能辨得明?但为了历史而历史,人们总要顺从习惯必须给一些人戴上非忠即奸的帽子。

对严嵩的是非功过,后人一直争议不休,莫衷一是,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严嵩可论。或许这是严嵩所书“圣府"门额一直被孔子后人所保留的原因之一吧。



严嵩书法之论

严嵩不但文才惊人,“于诗文,各极其工”“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而且书法堪称当世无双,后世无及。这绝不是吹的,他的书法并非因位而贵,而是初入翰林院便已成名,“由翰林院而及他曹,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严嵩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题额10多处。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楼上的“万邦总宪”榜书,宣武门菜市口的“西鹤年堂” 榜书和门联“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严嵩所书。

据记载,清代京城顺天府乡试的贡院大殿匾额“至公堂”便是严蒿所书,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是历代皇帝最为重视的选拔天下俊才之地。当乾隆皇帝得知如此要地竟然悬挂大奸臣的字,极为震怒,认为是有悖天理,大逆不道,便命满朝善书者题写换之,乾隆自视书法不凡,也写数张。然而,最终他发现不管是自己的御笔还是其他书法名家所书,没有一个能赶上严嵩的书法,只好任由严嵩的字高挂于贡院大殿之上。


就连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也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还有严嵩斥骂秦桧的诗词,由一个明朝奸臣指责南宋奸臣而且纪念一代忠臣英雄,难道也是历史的玩笑吗?

既然严嵩的字能高悬于民间门市、街楼牌坊,甚至于道观寺庙、科举贡院、天下第一关,还有碑刻于岳英雄墓前,那么严嵩所书“圣府”门额为孔府后人留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府”门额真实由来

事实上,严嵩与当时孔府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世衍圣公交往颇厚,加上严嵩对孔圣人尊崇有加,对孔府颇有关照,衍圣公们也仰慕严嵩的才华,特别是他的文才和书法。于是在修葺孔府时就拜请严嵩书写了“圣府”门额,严嵩欣赏允诺,并写了除"圣府"二字之外的其他几张纪念文字。严嵩倒台后,孔府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并没有因其被定为奸臣而否认严嵩的一切,严嵩的字便被一直保留了下来。

圣人不同于凡人之处在于圣明,圣人后人继承了圣人的圣明。圣人之圣所圣非虚,圣人之后衍圣亦实。


今谭


这是为啥呢?严嵩虽然孬,但是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啊,全盘否定。

毕竟人无完人,严嵩没有三七开,也有二八开,百分之八十是坏的。


那么今天就讲讲严嵩的二八,记住严嵩不是三八。

先讲讲严嵩的八,即80%。

那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啊,坏的透透的。在朝廷为非作歹20多年,陷害了多少忠良,沈鍊、杨继盛忠臣都让他给弄死了。为了自己晋升不惜陷害自己的恩人夏言。


世宗也想活个千儿八百年的,为了讨好世宗,一年花个几百万的银两,大修什么宫,什么殿的,劳民伤财。



严嵩贪污很厉害,怎么个比方呢,就是比和珅还有钱,黄金几万两,白银两百多万两,以及几千件金银珠宝首饰。严嵩主要贪污有文艺范儿,在于字画方面,《清明上河图》等很多孤本。


严嵩的二,即20%,是他的书法。

严嵩的书法,我的乖乖真是绝了。怎么形容呢,就是男人看了会哭泣,女人看了流眼泪。倒台后到了明宗成为传世珍宝了,很有收藏价值。乾隆看了严嵩的字,也要捶胸,顺天府乡试的贡院大殿的匾额上的“至公堂”三字是严嵩题的,乾隆找了刘墉等几个大书法家写了好几套字,都觉得不如严嵩的,索性打消了换字的念头。



讲完了严嵩,明白了严嵩后面的倒台和他在书法界的地位。接下来就好讲了。

孔府门上的字为啥没去掉呢

谈谈感情:一方面严嵩和孔府家自六十二代开始就是很好的朋友了,邀请严嵩写的“圣府“在当时这可是响当当的护身符。

谈谈钱:事情发展的也很快,等到明宗时候,严嵩的字成为传世珍宝了,竞相收藏。衍圣公自然十分爱惜不舍得换这个马甲啊。

但是挂着也不好看,怕人非议,怎么办呢,编故事:是说严嵩为了巴结孔子家族,过来求见,衍圣公知道严嵩是个奸臣,闭门不见。严嵩也是一根筋,在门口待了两天两夜,只好留下“圣府“两个字走了。衍圣公看了这个字,觉得扔了有些可惜,毕竟一张卫生纸也有它的用处,怎么处理呢?那就挂在门上吧。

于是乎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拆或者不拆早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既然看完了,连个好评,一个赞都没有,太不够意思了。


老赵商视界


说起严嵩,很无奈,历史就是如此作弄,严嵩碰上了嘉靖这个混蛋,几十年不理朝政,看谁都不顺眼,喊打喊杀的,只有严嵩对他的味口,成了权臣,在世人眼中,权臣是个贬义词,没一个好东西,肯定的是,严嵩也祸害累累,得到了该有的惩罚,凄凉而死,列入明史六大奸臣,背上千古骂名。

严嵩,政治上的奸臣,文学上的泰斗。

如果抛开严嵩在历史上的忠奸善恶,只谈他在文学上的造诣,那绝对堪称一代文豪,崛起就非常励志,从小家贫,但很聪明,名副其实的神童,10岁秀才,19岁举人,26岁二甲进士,成绩骄人,他一生作诗就1300多首,数量媲美李杜,留有《钤山堂集》、《直庐稿》、《南还稿》等巨著,作品中无不显示其厚实的文学功底,有才华,表现出大家规范的风格。

六必居牌匾。

特别是严嵩的书法成就,骨法端严,道劲有力,足具大家风范,以前传言北京老字号“六必居”、“鹤年堂”牌匾,就是出自严嵩之手,后来考证,严嵩写过西鹤年堂,倒台后,这四个字流落到民间,取鹤年堂三个字制成店名;而六必居出现于清朝,当年东家利用了严嵩在民间的知名度,而作的一种宣传手段,那问题来了,我们印象中严嵩名声在死后已经臭烘烘了,为什么还有人争相用他来提升知名度呢?

鹤年堂牌匾。

原因就一个,真实的严嵩并非单纯的名声恶臭的坏人,而是个争议人物,一直到今天都是个争议人物。有人通过戏曲知道他是奸臣,有人读过他的文学作品后顶礼膜拜,在文学界,严嵩一直备受学者称道,《钦定四库全书》评价其作品“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而明四大家之一的顾璘,在书中描述出了严嵩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力“弘治以还,严嵩翩起挺望,南北承学,翕然成风,宗为领袖”,什么意思,严嵩是当年文坛的领袖,风向标。

圣府。

在普通百姓眼中,严嵩是大奸臣,在学者眼中,严嵩是追捧对象,这样一个知名度极高,正反两极,富有争议性的人物留下的墨宝,懂的人自然明白珍惜度,况且严嵩和秦桧、蔡京一样,书法基本绝迹,放在孔府门额上的“圣府”二字,可以是孔家后人对严嵩文学的肯定,也可以是“名人效应”一种宣传手段,还有,相传,顺天府贡院至公堂匾额也是严嵩所写,乾隆想换掉,自己写了好多遍,不理想,作罢。


图文绘历史


一说起了严嵩,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奸臣二字。他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世人都为之不耻。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了贪婪、恶行,故而,他一直都是被人们唾弃辱骂的对象,是为官者的反面教材。但不管他在官场上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样子的,在他的身上还是有着一定的优点,就比如说他的书法,他的书法被称之为是一门艺术,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混迹于官场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但是,当年他奸臣的身份暴露之后,天下人为之不齿,他的书法著作也因此被人们唾弃。但是,当年他在孔府门前上提下的圣府字却被保留了下来。孔子的后人应该是对这种奸臣很看不上眼才对,那么为什么他提的这两个字却没有被废除,而是被保留了呢?理由有三。



理由1,作品是真的好,废掉了可惜。虽然说严嵩这个为人不怎么样,但是他的字好,这却的确是没话说,他的字有着独特的笔锋。孔府的人看到这两个字,也是觉得漂亮。如果因此丢掉了,那就真的可惜了,所以就这么挂在那,不去处理它。



理由2,字又没有错,没有理由毁掉它。孔子的后人对是非曲直还是很分得很清楚,做错事的是人,又不是这个字。那么字挂在这里就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非议。就因为他们的这种思想,没有因为人而迁怒于字,所以才有幸保存下了这样的传世佳作。再说了,保存这个字正好体现出了孔府的博大胸怀,是他们优秀精神的一种体现。

理由3,提升孔府的名气。不管严嵩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闻名天下,总之他成为了一个名人。既然是名人,那么就会有名人效应。所以他的字体也带有着宣传意义,有这两个字在孔府,能够提升孔府的名气。同时,严嵩既然给予了孔府圣府的称号,说明他对孔家后人还是怀有尊重之情。一个大奸臣,身上还有这么多负面形象的人物,在内心中却有着能让他信服的对象,由此可见,这个对象是多么的了不起。所以借着这个原因,孔府的形象就变得更加正面。

所以综上三个原因,留下这两个字挂在上面,比去掉这两个字得到的好处还要多。只要思考得深,想得远,那该怎么选择?不需要多说,自然知道如何做了。


紫禁公子


严嵩作为明朝权臣,为了个人利益,只是一味的迎合当时的皇帝,排除异己,谋害忠良,他的种种罪过,孔家后人是知道的,严嵩为孔家题的匾并没被孔家人拆除,孔子作为万世师表,是世人学习的正面教材,严嵩作为反面人物,世人(包括孔家后人)可把他当作一面镜子,时刻告诫自己,时刻反省,这一正一反,不正是道德经里`师`与`资`吗?

道德经讲`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以孔子为师,以严嵩为资,这多妙啊。


一中道学


明世宗时期,尤其是在“大礼仪之争”后,嘉靖皇帝将孔子的封号由“大成至圣文宣王”改成了“至圣先师”,尊重孔子及孔子门生,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而从明武宗时迁移县城以卫孔府的明曲阜故城也在明世宗时期建成。作为明世宗嘉靖最为宠信也是最大背锅侠的严嵩,独揽朝政媚上专权近二十年,自然有他独特的政治手腕。严嵩的手书,在嘉靖年间便已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当世的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如杨慎、田汝籽、湛若水等对其作品都推崇备至。严嵩手书“聖府”,首先体现的是当朝皇帝的意志和褒奖,而作为当朝权倾天下同时也是书法名家的严嵩书丹自然更是不逞多让。历朝历代的孔府都保持政治中立,不以朝代更替或人亡政息而改弦更张,这也是“聖府”匾额一直高挂于今的主要原因之一。


心雨说海南


不清楚,不明白;咋回事,请赐教;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孔子清楚自己的学说,有利用价值。所以,才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加封为至圣先师。至于严嵩,【老子】中有一句话是专为他所说:“慧智出,有大伪”,其必有才,才能脱颖而出;人品不行,大节有亏,当世有报,遗祸子孙,应为反面教材!


太乙拂尘


严嵩虽然为臣不忠,但其书法却为一流,孔子后人的做法确实令人敬佩,书法跟人品、政见没有必然的联系,要公正的评判一个人、一件事,譬如康生,虽然政见不正,但其书法才华确属一流,不能否认。但永康之流则不然,明明书法不行却利用职位乱题字,结果刚一出事,石油大学的题字就被撤了下来,还有那个什么长青的,也是一个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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