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棗林莊與麻城孝感鄉、南雄珠磯巷和洪洞大槐樹等著名的移民出發地、集散地相比，實在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名。要不是去淮北調查，我們也不會知道棗林莊。
由於朱元璋是濠州人，明朝開國後，他就在故鄉設立了一個跨淮河兩岸的鳳陽府(治今安徽鳳陽縣)。鳳陽府雖然轄境極大，但因長期受到戰亂、災荒、瘟疫的三重打擊，已經殘破不堪，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土著人口還相當稀少，估計不過13萬。
根據文獻記載，從洪武三年至七年(1370－1374)，官方對鳳陽府至少組織過三次大規模的移民，這些移民來自江南的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等府和山西北部的弘州、蔚州、定安、武朔等地。遷自江南的移民主要分佈在鳳陽府城及臨淮、懷遠、定遠、五河等縣，遷自山西的移民則集中在靈璧、虹縣、宿州等地，移民總數已超過了土著居民。
1991年秋，當我們在固鎮、靈璧、宿州調查時，聽到的還都是祖先來自山西的移民傳說，但向北進人濉溪縣時，就發現了明初山東移民的蹤跡。濉溪縣的地方誌編纂人員作了大量調查，在1987年編成的《濉溪縣誌·人口志》中就有這樣的說法：
本縣移民多在明洪武年間和清初徒入。建國前，濉溪城居住著周、吳、鄭、王、李、丁、梁七個大姓。當地有‘·東李西梁南北丁，周、吳、鄭、王居當中”之說。這些姓氏佔總人口的80%以上，均為移民。城東李姓，原籍山東省長清縣野樵窩，明洪武十三年，兄弟四人奉調南遷，老大遷居蕭縣南衝叮，老二遷居宿縣八孔橋附近，老三遷居路叮附近，老四遷居濉溪口城東李家橋，為李家村李姓始祖，繁衍數代後，因人口繁多，遷居到周圍村落。城西梁姓，原籍山西省青平縣，明初遷入灘澳梁廟、梁花園、梁樓等處。
長清縣今屬山東濟南市，今山西省卻沒有青平縣，元末明初也沒有這麼一個縣。仔細分析，發現青平縣當是青平鎮之誤。元代中書省的河間路在濟南路轄境旁有一塊飛地，其中有一個青平鎮，是青城縣的治所。洪武二年(1369)青城縣廢，十四年(1381)恢復，直到1948年與高苑縣合併為高青縣。因此，所謂“原籍山西青平縣”的梁姓實際上也是來自今山東高青縣的移民，與李姓是同一來源。
據同書記載，城南、城北的丁姓，其始祖丁齊原籍山東陽穀縣，元末遷居蒙城壇城集，四世後分遷至濉溪。濉溪的移民後裔，除了原籍不詳者外，能夠追根溯源的，祖籍大多是山東，其中在明初遷人的又大多來自濟南府。
濉溪已是明朝鳳陽府的北邊，我們本來以為山東移民只是因距離較近而就近遷人，但從濉溪折向西南後才明白山東移民的分佈並不限於鳳陽府的北部。
今利辛縣明初屬穎州，也是鳳陽府轄境。這一帶關於山東移民的傳說更多，如一部《紀氏族譜》稱其先祖於洪武八年(1375)由山東萊蕪縣遷來。萊蕪縣在明初也屬濟南府，看來遷人鳳陽府西部的移民也是以濟南府為主要來源。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在民間傳說中保持著一個共同的移民出發地名。1988年利辛縣地方誌辦公室曾組織過一次大型的姓氏源流調查。儘管這次調查缺乏科學的設計和周密的安排，調查質量不高，形成的資料難以運用，但調查中眾口一詞的說法卻特別引人注目—祖先於明初遷自山東，很多人都說祖先來自山東“棗林莊”。需要說明的是，“棗林莊”並未見到書面記載，“棗林”二字只是按照發音記下來的，而一部分人將第二個字讀為"Lian"，而不是‘'Lin"。至於棗林莊在山東哪裡，卻誰也不知道。
南下壽縣，發現這裡也到處是山東移民的後裔。1989年編纂的《壽縣誌))(初稿)記錄了當地23個氏族，其中21族都是明洪武年間遷人的，大多遷自山東，幾乎所有的口碑記錄都說是來自棗林莊。霍丘縣的情況也是如此，《霍丘縣誌》(1989年評議稿)說:“據孟集區《孟氏宗譜》、葉集鎮《臺氏宗譜》、岔路鄉《田氏宗譜》、長集鎮《張氏墓地碑記》，明初到明中葉，霍丘接受了大批的山東移民。”不同的只是，壽縣、霍丘一帶的山東移民大多遷自濟寧，而不是濟南。明初濟寧屬兗州府。
再往南就到了皖西的六安市，已經出了明鳳陽府的範圍，進人了明朝的廬州府境。這裡山東移民後裔依然很多，並且都以棗林莊為祖先的來源。一位姓田的山東移民後裔說，他家老宅中還掛著一副對聯:“薛國名臣第，臨淄哲學家”。他家來自山東自然確實無疑，但他也不知道棗林莊究竟在山東何處。不過，六安一位山東移民後裔卻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他以前看過自家的族譜，記得棗林莊似乎在兗州。
目標縮小了，我們遍閱兗州方誌，最後在康熙十一年(1672)《滋陽縣誌》上查到了“東大南社，棗林莊”這個地名。滋陽縣是明朝山東兗州府的附郭縣(即府治所在縣)，這個棗林莊是不是移民後裔心中的故鄉呢?
當年冬天，我們來到兗州，在縣地名辦公室的協助下，終於在《山東省兗州縣地名志》(1989年)上找到了這樣一條材料:
安邱府，位於縣城北3. 5公里，谷城鄉南部，黃土平原。安邱府村民委員會駐地。169戶，686人，漢族。耕地1005畝，以農為方，主產小麥、玉米、地瓜，兼種棉花。
此村歷史悠久，曾有漢代文物出土。據明朝石碑記載，明以前此村稱棗林莊，明魯王裔孫安邱王分封於此，始稱安邱王府莊。明亡後，清康照初年又稱棗林莊，清末複稱安邱王府莊，簡稱安邱府至今。
檢《明史·諸王世表》，第一代安邱王是魯靖王肇輝的第四子，始封於宣德十年(1435)，延續至明亡。所以從1435年開始，棗林莊這個地名已成歷史，雖然清朝有200餘年又恢復了原名，但再稱安邱又有近百年之久，湮沒無聞就不足為奇了。但明初的棗林莊肯定是一個不小的村莊或集鎮，離兗州府城又只有七里，所以才會作為郡王的封地。
那麼棗林莊是不是明初山東移民的出發地呢?
從元末的人口分佈看，山東境內的濟南、青州、萊州、登州等府相對密集，東昌府(治今聊城市)人口最稀少，兗州則僅次於東昌府。但兗州轄境廣大，東部和西部差別很大。西部是黃河氾濫區，元至正四年(1344)黃河在曹縣白茅堤決口，這一帶成為一片澤國，直到至正十一年(1351)賈魯治河堵塞了決口後才使黃河恢復故道，但兗州西部依然荒無人煙。兗州東部屬丘陵山區，既未受河決影響，在元末明初的戰亂中損失也較小，到戰後就成為人口相對密集的移民輸出區。而棗林莊一方面地處充州府治城郊，充州府東部的移民先集中到這裡出發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處於由濟南府各縣南下的交通要道上，來自濟南府的移民也大多會經過這裡，可能在他們的記憶中留下較深的印象，成為他們心目中有特殊意義的一個地名符號。
從山東移民不見於明初官方的文獻記載看，這些移民基本都是自發的、分散的，所以他們大多分佈在官方主要的移民安置區之外，即鳳陽府的西部與相鄰的廬州府西北。由於並非出於官方安排，所以多數移民沒有能夠順利人籍，成為合法的定居民戶，多年後才得到官府承認，被編人當地戶籍。
據正德《穎州志》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穎州有土著1700戶，正統七年(1442)增加了338戶流移客戶;至成化十八年(1482)土居主戶增加到2544戶，流移客戶增加到6356戶，移民戶佔總數的7100。但這並不意味著穎州到正統七年才接受外來移民，只是說明從洪武初開始遷入的移民，直到正統年間才陸續獲得合法的居留權，被編人戶籍。在《明英宗實錄》卷89中正好有一段正統七年鳳陽府收糧監察御史胡鑑的奏章，可以證明這種做法:
本府太和等縣，地土寬廣，荒閒者多，以致各處人民逃來趁食。先是，御史金敬給與勘合，暫編居住，以待原籍來取復業。今經年久，原籍差人來取，有發遣起程至中途逃回者，有聚眾打傷來人而回者。展轉在彼居住，又不入籍當差，至有竊人財物肆為不法者。合行禁止。
朝廷作出的決定是重申都察院以往的規定:“凡逃民離鄉年久，產業已成，不願回還者，許就所在官司報籍，三年一體當差，敢有不遵者，治罪不饒。”並命令巡視鳳陽等府通政司參議王錫負責調查實施。已在鳳陽府西部居住很久的山東移民顯然都符合就地人籍的條件，所以他們從正統七年開始就陸續人籍了。當然，山東移民並不都是在洪武初年就遷人的，有的可能遲至正統七年以後。
明初遷入鳳陽府西部的山東移民的數量並不很多，估計不過數萬，但由於當地土著人口稀少，移民在總人口的比例很高，並且有較高的增長率，百餘年後山東移民及其後裔已佔總人口的70%左右，他們的影響之大可想而知。這也是為什麼至今還有那麼多移民後裔念念不忘山東故鄉的原因所在。
當然，與前面提到過的麻城孝感鄉、江西瓦屑壩、蘇州間門外、南雄珠現巷一樣，山東棗林莊也是一個移民的出發地或集散地，並不是在淮北的山東移民的真正故鄉。但它在移民後裔心目中的意義是不可磨滅的，因為它同樣凝聚著移民對故鄉深深的眷戀。
在慶幸棗林莊被重新發現時，我們又面對著新的疑難，在漫長的中國移民史中，需要我們尋找的移民發源地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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