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襄公去世前，趙盾憑藉其父在世期間積攢的人脈關係，出其不意地打破了國君平衡各族群關係的意圖，一夜之間成為晉國的新一任執政。在此後幾年間，他更是將幼主當做傀儡，通過冷血鐵腕手段將有意挑戰其權威的政治對手一一清除，最終形成了其獨斷專行、一呼百應的煊赫局面。戰國時期縱橫家常掛在嘴邊的那句“天下只知有某君而不知道有國君”的離間話術，用在如今的晉國可謂恰到好處。在趙盾輔佐靈公主持國政的這十幾年間，身為晉國主君的晉靈公則嚴重缺乏存在感，君卿之間不對等的關係，必然會帶來巨大的衝突，從而釀成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弒君慘劇。
提彌明血戰護主
這場慘劇發生在晉靈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這年九月的一天，晉靈公命人準備了一道豐盛的晚宴，盛情邀請趙盾入宮把酒言歡。宴會上準備了不少的娛樂節目，一時間宮廷內鶯歌燕舞，鐘鼓齊鳴，氣氛歡樂而祥和，趙盾攜參與宴會的大夫一起頻頻舉杯，向國君表達誠摯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觥籌交錯之間，趙盾不甚歡愉，不知不覺間便多飲了幾杯，到掌燈之時神色已然微醺，飄飄然如憑虛御風不知所止。
正當君臣共歡之時，趙盾的戎右提彌明突然快步走了進來，立在階下向靈公行禮，並說道：“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也不管靈公答不答應就徑直轉身拉起趙盾就走，大殿外等候的其他左右護衛也都紛紛湧到門前準備簇擁著趙盾離開。也就在這同一時刻，靈公將酒樽重重地摔到地上，嘈雜的大殿瞬間安靜了下來，緊接著便聽到急促的腳步聲從四處逼近，很快全副武裝的士兵將整個大殿包圍了起來。
提彌明護衛趙盾殺出重圍，卻不料從殿外的廊簷下突然衝出了一條烈犬，朝著趙盾直撲過去。趙盾入宮時穿著寬袍大袖的華服，行動極其不便，被烈狗撕咬更是無法脫身，很快就被趕來甲士團團圍住。提彌明忠心護主，奮力搏殺烈犬，但終因寡不敵眾在甲士的圍攻下奮戰而死。
靈輒報一飯之恩
正在緊急關頭，從圍捕趙盾的甲士中衝出一人，倒戟抵禦其他的甲士為其爭取了不少時間，趙盾這才狼狽地逃出重圍。慌亂之中，趙盾不忘詢問勇士的姓名，那人顧不得回頭，只是喊道：
“翳桑之餓人也。”
關於翳桑之餓人，《左傳》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次趙盾到首陽山打獵，住在翳桑，看見一個叫靈輒的人餓倒在地上，就急忙前去救助，給了他一些食物。靈輒雖然已經餓得不成人形，卻也很是節制，只吃了一少半的食物，剩下的全都打包了起來。
趙盾很好奇，於是就詢問其原因，靈輒回答說：“我在外學習三年沒有回家，如今快到家裡了，不知道母親還是否健在，所以想把這些留著回去給母親吃。”趙盾被他的孝心感動了，就讓他全部吃掉，又另外給了他一簞乾糧和肉，讓他帶回家去給母親吃。因為這一飯之恩，靈輒甘願為趙盾獻出生命，可見其忠義和勇氣。
趙穿桃園弒其君
趙盾倉皇出宮也不敢回家，只管像沒頭蒼蠅一般命人馬不停蹄地駕車向南奔逃。在顛簸的車架上，他仰望璀璨而渺茫的星空，看著黝黑的群山向身後疾馳而去，眼看自己辛苦拼來的聲勢一朝敗亡，內心充滿無限悲涼。他不知此去經年，自己究竟會流落何方，會以何種樣貌寄人籬下苟活於人世間；他不甘心就此一敗塗地，更不能甘心從此流落惶惶如喪家之犬。更重要的是，那個必欲置自己於死地的國君又怎麼能容忍自己的存在，一旦讓他掌握了軍政大權，在天下霸主權勢的威逼下，又有誰敢於收容自己呢？
在逃亡的過程中，我們無從知曉趙盾究竟做出了什麼決策，只是在不久之後，也就是這年的九月十六日，當晉靈公正在他耗費巨資建立的桃園行宮慶祝功成之時，趙盾的堂侄趙穿突然發難圍攻桃園，將剛剛要親政還未來得及有所作為的晉靈公殺掉了。
事變發生之時，趙盾正停駐在邊境上，當趙穿弒君的消息傳來，他毫不猶豫選擇了折返，繼續回國執政。他的這一做法引起不少貴族的憤慨，其中就有著名的太史董狐，他不畏懼趙盾的權勢，毫不客氣地將“趙盾弒其君”這幾個字刻在竹簡上並公諸於眾。
春秋良史董狐筆
春秋時太史記錄的事件，特別是國君的繼立亡故的大事，通常情況下都會宣示朝野，傳告諸侯。董狐如此記述，趙盾自然不會服氣，他辯解說：“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
看到他惺惺作態的樣子，董狐厲聲責問道：
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魯宣公二年傳）
話說的很明白，你趙盾逃亡未出國境，回來之後明知誰是兇手卻又不懲辦，就只能認定你是真正的弒君者。
《穀梁傳》中同樣引用了董狐的話，不過與《左傳》略有不同，其原話是：
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
在這段話中，董狐首先指出了趙盾的兩項失職之罪。其一，身為正卿沒能履行勸諫君主的職責，使得國君劍走偏鋒釀成衝突，間接造成了後來的災難，對國君的死負有間接責任。其二，在趙盾逃亡尚未出境的時候，其身份依然是一國執政，國內不管發生了什麼樣的禍亂，身為執政都難辭其咎——放在今天絕對是責任事故，是要引咎辭職的——更何況是弒君這樣的犯上之舉呢？
與此同時，董狐進一步指出，就算是你流亡的時候無法控制國內秩序，這個鍋不願意背，那麼當你回國重新掌握了政局的時候，你總該有所表現吧？就算你捨不得殺趙穿，你把他抓起來，或者流放到國外去，以你的權威對弒君者加以懲處以正視聽，這不是什麼難事吧？可你並沒有這麼做，你刻意袒護趙穿，任由弒君者逍遙法外，只能說明你與弒君者是同謀。兩人同謀，就應該寫地位高的，這難道有錯嗎？
趙盾越境之詭辯
董狐嚴密的邏輯推理讓趙盾無言以對。趙盾在政治上作風狠辣，對待政敵從不手下留情，但卻也是一個顧家的男人，對待自己的親人不是一般的關愛。特別是趙穿這個堂侄，在河曲之戰時因為其任性蠻橫，晉國整個戰略部署完全被打亂了，即便如此，趙盾還是冒著喪師折將的風險出動全軍去營救他。如今趙穿為自己出頭做出了弒君的惡行，不管之前有沒有得到自己的授意，他都不可能為了洗脫弒君的罪名而把趙穿明正典刑。既然如此，倒不如聽之任之，硬著頭皮把這個罪名擔下來好了。
不過趙盾也是很懂得輕重的，董狐的重點實際上是在“反不討賊”這四個字上，可趙盾偏偏緊緊抓住了“亡不越竟”這四個字，無限感慨的唱道：“因為心中對祖國的眷戀，為我帶來了無限的憂懼”（《詩·小雅·小明》趙盾的引用有改動）。我趙盾之所以背上了弒君的罪名，並不是因為真的殺了國君，而是為了尊重史官的書寫傳統，心甘情願把責任攬了下來。 如果我逃亡的時候能夠更加雞賊一些，多跑幾步路，或者說聽說國君被殺的消息後裝聾作啞，到國外去轉一圈再回來，就不必背上弒君的罪名了。
按照我們通常的理解，不管他有沒有出了國境，晉靈公都是被趙穿殺死的，趙盾回來之後也同樣不可能把趙穿殺了，怎麼他就能因此而洗脫罪名了呢？關於這一點，@子曰少懷曾作了一段很精彩的評述：
逃亡國外，返而討賊，是忠臣良相；
逃亡國外，返不討賊，是品德有虧，但不算弒君；
亡不出境，返而討賊，是責任有失，也不算弒君；
亡不出境，返不討賊，是德有虧責有失，算弒君。
趙盾作為正卿，逃不出國境，趙穿弒君，他就負有連帶責任；反而不討，庇護罪人，就意味著他與趙穿是同謀。反之如果出了國境，趙穿殺人的行為就與自己無關了，因為這意味著你的權力實際上被罷免了，國內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在你的權責範圍之內，哪怕是回去沒有誅討趙穿，頂多算是德行有虧，弒君的罪名自然與己無涉了。
孔夫子春秋筆法
這就好比孟子所說的五十步笑百步，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同樣是逃跑，跑了五十步和一百步似乎也沒有什麼區別，孟子又為何會拿出這樣一句話來舉例呢？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春秋時期兩軍交戰有一個不成文的約定，當你追逃的敵人已經跑出五十步之後，就不能繼續追了。逃出五十步而停止的人，意味著他頭腦尚還清醒，只是為了保證自己不被對方俘獲或者殺掉；而跑出一百步而後停止的人，實際上早就被嚇破了膽，忘掉了約定俗成的界限，因此跑了五十步的人嘲笑一百步的人是膽小鬼是很正常不過的。
不管怎麼說，從各個口徑來看，“趙盾弒君”的罪名都算是坐實了。儒家意識形態中，禮的第一要義就是要定尊卑、明貴賤、辨等列、序少長、習威儀，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弒殺最高領袖可是十惡不赦的罪名。既然趙盾擔負了弒君的罪名，在微言大義《春秋》語境中，趙盾該不該被口誅筆伐，好讓他遺臭萬年呢？
按照《左傳》常有的解釋：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魯宣公四年傳）
在發生了弒君的嚴重政治事件時，名字被寫在竹簡上千古留名可不是什麼好事，做好事不留姓名才是最好的。具體到趙盾弒君這件事上，如果《春秋》寫上“晉人弒其君夷皋”，那麼這個“君”夷皋鐵定就是個暴君昏君了，弒君者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替天行道為名除害，自然是皆大歡喜。然而事實上，在《春秋》文本之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麼一段話：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春秋·魯宣公二年）
在這段話中，趙盾的名字赫然在列，顯然他是有罪的；與此同時，靈公的名字也同樣被記錄在案，可見這個國君也的確不怎麼樣。總而言之，如果《春秋》的確是孔夫子所作，那麼當他寫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這幾個字的時候，就已經算是表明了態度。孔子對趙盾的行徑顯然是充滿了憤慨，因此毫不猶豫地把他的名字寫了上去，以表明趙盾是有罪的，必定要受千夫所指萬人唾罵。
既然孔夫子已經表明了態度，那麼作為孔子言論的忠實傳人，儒家信徒自然也應該對其大家鞭撻。可奇怪的是，在後來所形成的史書當中，趙盾的形象卻並非如此，他不僅成了忠臣良相的代名詞，甚至還憑藉著在《趙氏孤兒》傳奇中扮演的悲情角色而為人廣泛傳送。更有甚者，作為《春秋》專用輔導書，《左傳》竟然還以孔子的名義評價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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