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北京地鐵4號線天宮院站，南來北往的異鄉客。本版圖片均由視覺中國供圖
2013年9月16日早上，北京地鐵4號線因故障停運。這是地鐵站內的乘客。
2008年2月27日，北京地鐵4號線的一條隧道。當時，4號線還未全線鋪軌。2009年9月28日，4號線開通運營。
2015年11月2日，北京地鐵4號線天宮院站附近正在開發的小區。
2018年8月6日19時，北京地鐵4號線開往天宮院方向由於列車運行緩慢，西單站出現大量乘客滯留現象。
2018年12月30日，北京，天宮院地鐵站附近一家大型購物中心開張。
北京每天的甦醒和入睡是有節奏有次序的。以早高峰為例，最先活泛起來的地方是神經末梢——那些地鐵線路的終點。比如地鐵4號線最南端的天宮院站，早高峰來得很早。早晨6點30分左右，站臺上已經排起長隊。晚高峰又結束得特別晚，以至於在通往這裡的末班車上，仍然難以找到座位。
天宮院確實是一個敏感的末梢——它客流量的潮汐，直接反映了住在這裡的人群早出晚歸的作息。
從這裡出發，24歲的趙倩要見到地鐵列車的29次“吞吐”，才會到達目的地。她的工作地點是中關村，互聯網巨頭和新興經濟組織密集之地，被視為中國的硅谷。
她和一隻貓住在天宮院。與4號線上的“北宮門”或“圓明園”站不同，“天宮院”地鐵站並非因為擁有一座皇家建築而得名。它是北京南端的大興區北臧村鎮23個村莊中最大的一個。但是，趙倩給她的貓取了個名字叫“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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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地鐵2010年年底通到這個村莊起，“天宮院站”就是承前啟後的。它是北京地鐵4號線延長線的終點，趙倩回到天宮院站就算到了家，但對車廂裡的另一些人來說，它還是一個起點：出站之後，他們乘坐一趟專線公交車，回到河北省固安縣的家裡。這種生活每天的通勤時間可能達到5個小時。
天宮院再往南，過了永定河，就到了固安縣的地界。北京的手機用戶即便身在縣城中心，也未必收到移動服務運營商“河北歡迎您”的短信。有人開玩笑說，可能是固安離北京太近，你還用著北京的信號呢。
趙倩當初在不同的租房中介網站上尋找住處，最終鎖定了一條“急！轉租”的帖子，房子距天宮院地鐵站321米。發帖人由房東手裡租下這套兩居室，趙倩則以月租1700元分租到次臥。她的工作單位附近條件相當的一間臥室，租金要“貴一倍還要再拐個彎兒”。
前任租戶把鑰匙遞到她手中，告訴她，天宮院是“榮華富貴之地”。由天宮院地鐵站向西數，四條南北向大街分別叫“天榮大街”“天華大街”“天富大街”“天貴大街”，“榮華富貴”齊了。
她在地圖上仔細對照，發現自己周邊盡是各種村、場、莊，龐各莊、皮各莊、韓村、丁村，“有點回到老家的感覺”。
到北京前，她想過一串“竹竿衚衕”“草帽衚衕”這種地道的北京地名。“衚衕”這個詞本身就來自蒙古語，帶著元朝大都的味道。
她又很難將“天宮院村”與自己安徽老家的村莊歸到一起。
通車之後，天宮院地鐵站的4個出口中有3個出口，在隨後的幾年裡蓋起了住宅小區。雖然3個小區分屬於不同開發商，但有一個共同點——名稱裡都帶“春天”。
年輕人在這些“春天”裡成家生子，然後將父母接來一起生活。7年後，頭期開盤的商品房價格已是最初的近3倍。業主拿到鑰匙時，方圓1公里內基本沒有商店和其他生活服務設施。除了一個報刊亭和巡邏的警車，再就是幾個早點攤。
現在，同一個地方長出了高層住宅和購物中心。在高樓的腳下，每天早高峰時段，會有8000至9000人進入城市的軌道交通。打著呵欠的人們，通過幽深的地下隧道，被輸送到北京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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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租戶臨走時叮囑趙倩，“早晨上地鐵一定要坐到座位，不然路上會很慘”。在天宮院，這是一種共識。
“如果你在天宮院站沒有坐上座，那基本不會再有座了。每一個搶著要坐下的，至少有1個小時路程。”在附近住過一年半的周迪說。
北京這座城市已鋪開的22條地鐵線上，有398座車站，承載著每天超過1000萬人次的人口流動。跟市中心的地鐵站不同，天宮院地鐵站的4個出口，都設有免費的自行車停放處，帶有頂棚，上下兩層。外面圈出來的空地上，則整齊地停著一排排電動車，車把上掛著厚厚的擋風罩。
附近的道路兩邊通常停滿了汽車，幾乎是車頭挨著車尾。那些帶有“黑晉魯豫冀蒙蘇”等省份簡稱的車牌，可以為一個正在學習國家地理的孩子提供一份指南。
再往北1公里，就是北京的六環。根據2019年11月施行的辦法，外地牌照車輛進入北京六環及以內區域，需要辦理“進京證”，每年限辦12次，每次期限最長7天。非“京牌”車違規上路和停放，都面臨罰則。
以天宮院地鐵站為目的地的“固安專線”公交車不存在這種風險——車上都掛著“京牌”。
周迪到現在都記得，早晨看到“固安專線”公交車進站時，自己的第一反應就是——“跑！”不跑就沒有座位了。
地鐵站口總有人小聲地拉客，“固安走嗎，10元一位。”她好奇，“固安到底有多少人在北京工作？”
僅據固安公交公司介紹，每天通過該公司專線公交往返天宮院的就有三四千人次。對“固安專線”上的人來說，天宮院擁有“進京第一站”的地位。2015年，由固安南站開往天宮院站的這條專線開通，每天早晨5點30分發車。公交車會在固安城內兜一個小圈，停靠若干站點，最快1個小時抵達目的地，全程票價8元。
公交車不是唯一選擇，往返固安和北京的通勤族可以選擇由大廣高速開進北京南六環，也可以從大廣高速轉到京開高速，直抵北京南三環。
為固安一家地產公司工作的陳聰（化名）回憶，2015年時，固安的新樓盤大約9000元左右1平方米，那時候多是自住的年輕人，一個名叫“孔雀城”的樓盤，一個月能賣100多套。轉年的年初，房價漲到每平方米1.2萬元，最貴的時候兩萬多元。購房者看重位置，離附近的大廣高速公路越近的房子越好賣。
“那時候賣房都不用太多介紹，對標燕郊，告訴客戶固安就是下一個燕郊。那時候燕郊就是買‘環京’（地產）的標杆。”陳聰感慨。
燕郊是北京正東方向的另一個小鎮，隸屬於河北省三河市，距離天安門30公里。近10年來，它被視為北京的“睡城”，房價一度漲到每平方米4萬元，比河北省會還高。燕郊的很多居民過著潮汐式生活，目前每天約有40萬人往返於北京與燕郊之間。
一個在北京和固安之間過了3年“雙城生活”的年輕人說，像他這樣工作地點位於北京地鐵4號線沿線的人，大都選擇拼車或乘坐“固安專線”到天宮院，“地鐵進城時間有保障”。他每天坐第一趟專線趕往天宮院，沿途至少要下車一次，接受進京檢查。
2018年，一份更嚴格的有關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地方性文件出臺之後，固安的房價有所回落。但仍有不少在北京發展的年輕人買房選擇固安，當地一些小區在規劃時就設置了通往北京的班車，直達中關村、望京或是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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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六環外的天宮院站到北四環的中關村站，近40公里路，趙倩聽到29次“車門即將關閉”的提示。
“車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常常有人以百米衝刺的架勢揮動著胳膊撞進來，靠著那股衝勁，撕開一個口子，跟在後面的一兩人也能趁機擠上地鐵。
第一次經歷地鐵4號線的早高峰時，趙倩並不覺得人多。後來她才意識到，因為自己在始發站上車，坐在了座位上，“越往城裡走人越多”。據她觀察，自天宮院向北，前12站下車的人極少。到後來，車廂里人貼人，擠得像堵牆。直到過了西單站，人貼人、肚皮貼車廂、手把門邊兒的狀況才有所緩解。由此，人們可以稍微體面地進入在她看來“租金高、人少”的海淀區。
坐在座位上，她沒怎麼注意過擁擠車廂裡乘客的表情和衣著。“看不到，你自己試一次就知道了。”
迄今為止，周迪在車上勸過兩次架。車廂內部矛盾不外乎“你踩我了你推我了你幹嗎擠我”。但她自己有座時，不敢去勸架，因為當事人可能會嫌她“坐著說話不腰疼”——“你都有座了，還能說我？”
即便總要在這樣的車廂裡呼吸，打小兒生活在五六線城市的趙倩仍感到興奮，她在心裡告訴自己，“這就是北京，北京上班就是這樣的”——上班遠，路上花費的時間長，但機會多，可以讓人變得很強大。
研究城市規劃課題的學者也正在關注通勤問題。北京郊區化研究的傳統界定方法，通常把北京劃分為三個層次：內城區、近郊區、遠郊區。學者劉常平在“北京城市職住空間演變、通勤需求與就業可達性特徵”的研究中指出，在2015年，北京通勤距離20公里以上的就業人群佔比超過了20%。到2018年，北京中心城區常住人口1165.9萬人，佔總人口的54.1%，較2015年減少118.8萬人。近郊區成為近年來人口增長最快的區域，人口出現向外疏解的態勢。
在北京，年齡越小承受的通勤時間越長，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佈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時間利用調查報告》是這麼說的：15歲至39歲青年每天的通勤時間平均為1小時52分鐘，40歲至64歲的中年人為1小時15分鐘，65歲以上老年人為52分鐘。
楊昊然與趙倩的通勤軌跡幾乎一樣：在天宮院進站，在中關村下車。他居住的小區與趙倩的住址之間只隔了一條馬路，每天比趙倩提前半小時出發。他與3戶人家同在一個屋簷下。到北京工作快3年，他月薪到手是5000多元。
這個年輕人坦言，住在天宮院，圖的是交通便利、房租便宜。他偶爾也覺得通勤時間過長：3個小時，一天的八分之一，能坐高鐵在北京和石家莊之間跑一個來回。相當於每10天就有一天用於通勤。“活著活著就這麼白白少了1天，細思極恐。”
但在“把地鐵當成第二張床”後，他感覺好了很多。坐上地鐵，他就習慣戴上口罩和帽子補覺。他沒興趣睜開眼睛觀察地鐵裡的芸芸眾生。“坐著也看不到什麼，你抬頭就是人啊，手機啊，耳機啊，戴著耳機看手機，還有的看別人手機。”
他曾與朋友合租天宮院的這間10平方米的臥室，中介提供的單人床、衣櫃和一張電腦桌之外，兩人買了一張行軍床，輪流使用。
儘管每天近3個小時在路上，趙倩仍對自己的第一個落腳點十分滿意。入住半年後，她以每月4100元的價格與房東續租整套房子，也成了“二房東”。像前任租戶一樣，她在網上發帖尋合租室友。在帖子裡，她增加了“比較高端的樓盤”“距大型購物中心一站地”“小區門禁和綠化都很好”等描述，還有一條是：“終點站！有位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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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迪和男友劉亞洲在2017年年初搬到天宮院，租了80多平方米的一套兩居室，2012年建成，已是周圍“最老”的房子。
此前，他們以同樣的價格租住過天宮院以北的新宮站附近一套一居室，也曾在繁華的國貿CBD附近租過一間臥室。說起國貿，他說，“那個破爛地方，太令人嫌棄了。”“但畢竟位置在那，是那麼核心的地方，出門走兩步，就是整個國貿。”
那是在只有四五棟“老破小”建築的小區裡，一套三居室，客廳也打了隔斷闢為臥室。房子裡住著在附近上班的4戶人。廚房裡站兩個人便錯不開身，他們早晨在廚房洗漱後，匆匆趕去單位如廁。倆人眼見著其他三戶人在擁擠的房子裡接待親友，這套房子最多時住過11口人。
劉亞洲說，穿過這四五棟樓，抬眼望去都是高級寫字樓，他的住處，讓人產生一種在“年薪百萬”包圍圈裡窮得“瑟瑟發抖”的感覺。
事實上，他和女友是這套房子裡掙得最多的，兩人月收入接近2萬元。他們所瞭解的鄰居，有事業單位的合同工，也有“像在金融機構裡發廣告的”。
附近沒有便利店，最近的超市需要步行20多分鐘。他們在居民樓一樓找到了最“古樸”的小賣部——只有一間房子，出售香菸和冰棍兒，但一些常用物品比如襪子是買不到的。周邊最多的就是山西面館，“碗跟盆一樣大”的面15元錢一碗，“吃完特別扛餓”。那時，附近的北京第一高樓“中國尊”還在建設中，同他們一起吃飯的大多是頭戴安全帽的建築工。
“因為窮，又想住得好一點。”趁著房東要裝修房子，劉亞洲拉著女友搬離國貿，沿著地鐵4號線找房。
蛋殼公寓聯合知乎發佈的《2019租房青年生活調查報告》顯示，喜歡獨自租房的90後和95後人群，佔比超過80%。學歷越高、收入越高的人，越願意選擇獨自租房。
天宮院站本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他們將“出城”的第一站定在了天宮院向北10站的新宮站，“住的品質有了大幅度提升”。一年後，房租漲價30%，他們繼續南下。
“每向南一站地，租金會稍落一點點，天宮院不是最便宜的，但只有天宮院才能上得了車。”劉亞洲作為地鐵“常旅客”總結著經驗。“坐與站是質的區別。如果坐著，多坐十幾站或半個小時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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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上的一個座位太重要了。
周迪不喜歡冬天，這也與地鐵有關。“冬天大家穿得多，地鐵的容量明顯不夠了。”
她在通勤路上，經常看到人們緊緊拉著欄杆，站姿都被擠歪了，陌生人被擠得幾乎要貼到她的臉上。“那也無所謂！你都坐著了，還說啥？能上車就已經很幸福，多得是等了三四趟地鐵都還沒上來的人。”
他們找房時，一位房屋中介建議，如果覺得租金貴，可以考慮倒數第二站地鐵附近的房子，會便宜幾百塊。“4000元到4500元可以租一套兩居室，差一點的不到4000元，考慮一下嗎？呵，在中關村附近，4500元能租個10平米內的臥室。”
這位中介強調，很多租房者都是這麼坐地鐵的，“上班的話，可以從倒數第二站坐到終點站，（再往回坐）能有座兒。”
趕著“北上”的乘客渴望著地鐵上的一個座位，地鐵尚未觸達的地方等著地鐵南延。固安縣政務網站，多年裡一直顯示著乘客們對“固安專線”增加車次、更改線路等方面的建議。據這趟線路的工作人員介紹，專線的運營高峰有著“早進城、晚歸鄉”的特點，週二至週四每天發車103次，承載著3000人次的往返，週五至下週一每天發車113次，往返超過4000人次。
很多人在期待地鐵南延。劉亞洲始終不認為“南延”能成真，根據他的觀察，“4號線早高峰運力已經到極限了”。
運營這條線路的京港地鐵公司總經理邵信明說，地鐵4號線最小發車間隔已經臨近極限。
曾有政協委員提交過“關於北京地鐵4號線南延至大興區龐各莊的提案”，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答覆說，地鐵4號線現狀客流壓力大，最小發車間隔為2分鐘，高峰小時最大運力為4.2萬人次，“已達到設計能力”。在菜市口站至宣武門站之間的路段，小時最高斷面流量已達4.9萬人次，線路滿載率達117%。“未來進一步加強研究利用區域幹路系統設置地面公交快線，構建覆蓋全面、接駁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統。”
不過，這並不妨礙網民們暢想地鐵南延的話題，此類話題常常圍著天宮院打轉。“進京的怎麼也得進，延長到龐各莊，從龐各莊上；延長到固安，從固安上。不延長，還是從天宮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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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天宮院，劉亞洲認為對自己最大的影響是：“我們和北京東邊的人基本不打交道了，我們徹底告別了朝陽區和通州區，但依然能打通西城、海淀、大興，包括昌平。”他又補充說，“認識的人都在西邊。”
他們和“西邊的朋友”約在中間聚會，還會相約坐跨城公交車繼續向南，到河北省霸州市去泡溫泉。他認為，自己在天宮院“基本沒朋友”，“租房哪有什麼鄰居不鄰居的？”
周迪每早7點20分之前出門，晚上8點半左右回到住處，偶爾加班坐末班車，“依舊不會有座”。她工作日一日三餐在單位食堂解決，週末主要“靠外賣活著”，偶爾逛街時順便在商場吃飯。她結識的同小區的其他住戶，是遛狗時認識的。她養過一隻貓和一條狗。“只要你們的狗玩到一起了，你們大概率會熟悉起來。”遛狗時拴繩和不拴繩的、訓練狗和不訓練的，都成為大家找朋友的依據。
在天宮院，趙倩也沒有交到新的朋友。成了“二房東”後，她倒了3趟公交車，從同事家抱回一隻出生不久的貓，因為貓通體黃色，她給起名“皇上”。
“皇上”是她在天宮院的第一個朋友。
看到她的招租廣告，來租次臥的是個文靜的姑娘，東西分了好幾趟搬來，之前她住同學宿舍，在東六環外。趙倩跟她商量好，房租每月2000元。沒有合同，只是口頭約法三章——不能帶異性回來，不能養大型寵物，如果要搬走至少提前一個月提出。
她的室友每週四休息一天，週末照常上班。她們偶爾在吃飯時間一起在客廳裡觀看綜藝節目。趙倩記得，室友第一次敲自己的房門，是要藉手機充電器。
她評價這是一種“危險與溫暖並存”的生活。她覺得在北京，對陌生人變得不害怕了，會容易相信別人，但溫暖也是陌生人給的。她覺得幸運，找房沒被騙，找室友沒遇到壞人。
但當遇到吃火鍋找不到同伴、逛街沒有人陪、除了同事和微信好友沒有說話對象時，她會感到孤獨。
市場研究機構歐睿信息諮詢公司的報告顯示，全球獨居生活人數已經從1996年的1.53億上升到2011年的2.77億，預計到2020年，全世界將新增4800萬獨居家庭。在中國，超過5800萬人過著“一個人的生活”，其中20歲到39歲的已達2000萬，他們也被稱為“空巢青年”。
而寵物行業的一份白皮書說，2019年中國寵物市場規模達到2024億元。在2017年的養寵人群中，未婚及已婚無子女者合計佔了65.2%。
趙倩的日常生活很簡單：養貓，在客廳裡跟著健身App做瑜伽，在小區裡跑步。經她測量，繞小區一圈恰好是一公里。
她還跟著網上認識的一群戶外活動愛好者，去過霧靈山、喇叭溝和烏蘭布統草原。她發現，同行的隊友幾乎都是一個人報名來玩。
她也參加一些線下活動和免費搶票福利，但要看地方，“有的太遠就不想去了”。她邀請朋友來家裡打牌，因為她租的房子最“寬敞”，十幾個人聚會都沒問題，但她最多約到過4位。朋友們選擇週末“跋山涉水”而來，帶零食帶水果也帶麻將牌，這樣的熱鬧要按季度算。
“慢慢就習慣了，一個人生活也挺好的。”趙倩說。
有人將“空巢青年”與“孤獨經濟”聯繫在一起，認為“孤獨的年輕人孕育了孤獨經濟”。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志強則認為，“孤獨經濟”的興起不是因為“孤獨”，而是人們對自己人生異常精緻的訴求。就像不結婚的人無法忍受自己“精緻生活”裡的他人，“對於一切隨隨便便的生活都不能用隨隨便便的態度去應對，在沒頭沒尾的細節消耗大量的心力和時間”。
在他看來，當技術高度發展，人們只需要幹好份內的事就能活得很好，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讓人們能夠應付各種風險和擔當各類消費。除了生活範式的改變，更核心的原因是，婚姻不像以前那麼重要了。
合租的室友搬離，談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楊昊然開始一個人使用一間臥室。他聯繫密切的仍是大學同學，他們常約著回學校踢球，當然，次數按年計。手機遊戲是他每日必備消遣。他買了一個電煮鍋，不點外賣的時候，吃得最多的就是煮麵條。
“走出房子就不孤獨了，不能天天在這小屋裡待著。”楊昊然說。但多數時候，他都因為“拖延症”或“行動力不足”而留在房間。“可能也是因為也沒有特別想做或是要做的事，就是沒有明確的目的。”
他也有疑慮，“微信裡很熱鬧，但是生活裡好像沒什麼人，但是你又感覺你有很多朋友，也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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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生活讓趙倩學到了一些人生哲學。諸如“人本來就是孤獨的，不管成家與否”，以及“和自己相處更重要”。
她也發現，可能因為獨自生活，“和我媽的關係好了很多”。2019年春節後，趙倩的母親再次提出，退休後的生活很無聊，想搬到北京和女兒同住。趙倩告訴她自己還有合租室友，母親表示沒關係，她可以照顧“兩個孩子”。
“我說我爸在家不吃飯嗎？我媽說，你爸吃食堂。”
除了一箱子家鄉特產，趙倩的母親還帶來兩口鐵鍋。趙倩的生活質量隨之大幅提升。她下班回家，家裡已經備好了粥和小菜，週六日還有魚蝦。她不再熱心於每天搶外賣紅包，也會偶爾邀請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飯。
“現在覺得他們真的老了，想多陪陪他們，只要她不老催我找對象，不天天挑我毛病。”趙倩說，“她嘮叨的比如東西亂放、老玩手機這些我都能接受，就是關於找對象這個比較麻煩，因為我也不能立刻解決。”
2018年年底，天宮院地鐵站的一個出口位置，開了一座大型購物中心。趙倩可以不用步行20分鐘或坐一站地鐵去逛街了。她可以在這裡的電影院買到任一場次的座位，不用擔心沒位子。而工作日，購物中心更顯空蕩，她在城裡需要排20分鐘隊才能買到奶茶的店鋪，在這裡很少需要排隊。
她也習慣了天宮院的慢節奏。和城裡風風火火的外賣員不同，她在送餐高峰的晚7點見過任外賣箱敞開、悠閒地把腿翹在電動車車把上的外賣員。
2019年5月，趙倩將一位同事“忽悠”到自己住的小區租了房子。除了母親和那隻叫“皇上”的貓，她有了可以一起看電影和逛街的人。
對於所有暫時以天宮院為棲息地的人來說，房租是一個共同關心的話題。劉亞洲和女友租的兩居室原本租期一年半，月租是3200元，房東突然毀約。兩個年輕人就這樣被轟了出來。
房東退給了他們押金，3200元。他們沒去索賠，因為忙著找下一個落腳點。等到半年後再從中轉房搬走，有些當初打包的箱子還沒拆開過。
劉亞洲起了買房的念頭，將攢下的錢和借來的錢折騰了一年，湊夠了100多萬元首付，花300萬元在北京房山區買了一套房子。
他告別了天宮院，“從六環外1公里搬到五環外1公里”，“前進”了一環。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馬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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