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平安村，鬓发灰白的母亲，常常衣裳、围巾上粘着柴草叶，屋里院外地不闲着，很普通。但她眼一抬，就寒光照人，口一开，就铜锣响亮。屯邻一提起她，都精神一振：哎呀，那老太太，厉害！
母亲是很厉害，她不怕各种虫子。我家院里有几棵果树，春天常生那种鲜艳的“洋剌子”。母亲会站在树前，对着这些满树涌动的家伙，若无其事地捉起一条，任其翻扭挣扎，两手轻轻一扯，黄的绿的浆儿就冒了出来。扔在地上，再捉一条，一会儿地上就“尸横遍野”。
她还不怕鬼。一年夏天，苞米正灌浆长个儿，我家一块挨着荒坟的地，苞米隔三差五地丢。看着秆儿上空荡荡苞米叶，父亲挠着头犯愁：这咋整，晚上也没法去看着呀，鬼森森怪吓人的。母亲眼睛一瞪：怕啥？有啥可怕的？我正要看看鬼长啥样儿呢！说着拽起父亲就走！
漆黑的夏夜，坟边是黑压压高过人头的苞米。夜风凉森森的，像蛇吐着信子“咝咝”游荡，苞米叶“唰啦唰啦”乱响，仿佛什么在黑暗中打抖。坟地里，乱树杂草间吱吱怪叫，大小坟头上鬼火幽幽……到了后半夜，“鬼”骑着马出现了。马散放在地里吃苞米，“鬼”则拎着大编丝袋子，专挑大个儿的苞米棒子“噼里啪啦”擗。正当“鬼”嘴里哼着小曲儿，把装满苞米的袋子往马背上掫时，母亲大喊一声，兜头就是一放牛捧子，“鬼”“嗷——”地一声，惨叫着和受惊的马四散奔逃……
母亲对“鬼”厉害，对人也厉害。
好多年前，能干且节衣缩食的爸妈，手中有一点儿余钱。村里跑买卖的能人，有倒不开钱时，常到母亲手中“抬”点儿。一个叫李强的不仅自己“抬”，还帮别人“抬”。一次年底时，他先和母亲唠，要求母亲不收他的利钱，母亲没答应。他不是心思了，长长着脸子说：我今年买卖不好，怕是一时半会儿给不上你了。帮你抬出的钱，他们也都压着货，钱紧，我也不好出面帮你要了。母亲“啪”一拍炕沿，声音一下提了好几度：现在还钱你不好出面儿，当初借钱时你咋好意思出面儿了？钱我是冲你的面儿借出去的，要是他们自已觉得有这个面儿，也不是不认识我张艳清，为啥不自已来，偏要你来说话呢？！当初你舍着脸来找我，我给你面儿，你现在是拿自个儿的面儿当鞋垫儿啦？能不能把自个儿的一分不差地给我还上？能不能把钱给我收上来？说句痛快话！？
母亲说干就干:下了炕穿上鞋就奔那几家要钱。进了门就说：李强说了，你家想打赖，不想还钱啦！我觉得，你家是正经八百过日子人家，你是办事儿钉是钉铆是铆的准称人，是宁可身受苦不让脸受热的红脖汉！我想来看一看，他李强是埋汰你家呢还是你真是这种人！那家人当即抻着脖子大骂李强：去——他妈的，他才打赖不想还呢！大姐你坐好，我马上把钱连本带利一分不差给你带回去！
母亲一家家把钱收了，接着就推上小板车直奔李强家。爬上房子高高站上屋顶，“啪、啪、啪”就往下扔瓦片，对着左邻右舍大喊：李强欠钱耍赖不还——我今天就扒他家房子——再推他家的苞米——再抓他家猪羔子……
没扔几下呢，李强慌慌张张跑出来讨饶：大姐大姐你快下来吧！钱马上就还马上就还！一分不少一分不少……
对村里“豪横”的人厉害，但对真困难的村邻，母亲却常有接济。有时谁家儿子娶媳妇啦、有个病灾啦，求到母亲头上（甚至她听说了就穿上鞋跑去问），二话不说就出手相助。这使个别人阴阳怪气说她“厉害”时，很多村邻却对母亲竖大拇指：张艳清那人，没比滴！
母亲对人厉害，对土地更厉害！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策的放松，一些村民的脑瓜儿活起来，不安于种那点儿地了。有的屯邻拉废铁挣钱了，有的妇女倒弄“日本旧”发财了，可妈妈却心无旁鹜，全部的心力都用在土地里。从苞米种子拱出土，伸出小嫩胳膊似的白芽儿，到嫩绿的苞米苗在春风中跳舞，再到穿出黄缨长出粉穗，直到苞米迎着秋阳敞怀裂肚地露出金灿灿的身子，她的身影儿都一直忙碌在地里。
农村的活儿，秋收最忙最累。天刚放亮母亲就早早起来，系上旧围巾，筐里放两个馒头一壶凉水，呼吸着仿佛带着冰碴的空气，就迎着冷霜下地了，常常一干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坐在地头儿，就着凉水嚼馒头。秋风，吹得苞米叶子哗哗作响，也扯得母亲的鬓发凌乱飘动。晚上，撂下饭碗，她就裹上棉大衣，坐到潮冷的院子里扒苞米。随着扒苞米的唰唰声、甩苞米棒儿的道道弧线，金黄的苞米堆慢慢升高，身边的苞米叶儿也云朵一样腾起。不知不觉中，冷夜已深，明月愈加皎洁地照着大地……
母亲贪黑干活儿，常累得浑身疼，吃不下饭。可第二天早晨，她总是硬爬起炕来，一仰脖吞下两片去痛片，拎着镰刀打着晃就下地了……
近几年，母亲一年年上了岁数，我和弟弟就劝她别种地了：您再能干，也得看看自己多大年龄吧？从事重体力的女职工，45岁就退休了。妈您绝对是重体力劳动者，快七十了，您就别干了！
可老妈闭目、使劲儿摇头。
这样拼着命，从年轻漂亮到白发苍苍，一干就是一辈子。今年已70周岁的母亲，还在和那十几亩地“厉害”着。她曾劈头盖脸地数落同村的老叔：我就不信了，就干呗！那日子还有过不好的？你现在让我净身出户，三年两年我还能把日子过起来，你信不？老叔低着脑袋一个劲点头：信！信！你多厉害啊！
母亲对土地厉害，遇事最厉害！
九二年八月的一个下午，从学校取高考成绩回来的我，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进了院，早就等在门口的母亲迎了出来，热切的眼神儿一下烫到了我，我心里虚虚地闪开。虽然没敢再看母亲，但我分明听见，她心底发出的一声叹息。真的，有那么句话：母子连心，我真的听见了她那一声没有发出来的幽深长叹。
那时，考学是我们走出农村的最佳途径。我从小成绩不错，是母亲最大的盼头儿，也成了她最大的精神支柱。我浇灭了母亲心中多年的热望，让她精神受到了重重一击。同时，村邻们的不断的关心和探问，对她也是一种折磨，这是我多年后才理解的。
但是，母亲很平静，异常的平静。母亲是一个骂人能出口，打仗敢出手的人。他的儿子辜负了她，她没有像有些女人那样唉声叹气、埋怨唠叨。母亲没有埋怨我，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句也没有。
母亲只是不停地在家里家外干活儿。她脸色平静，头发拢得好好的，“哗哗哗”使劲儿地扫院子、成捆成捆地往回捡树枝、一大筐一大筐地往回掳猪菜……
这时，让母亲开心的是，小弟很争气：他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公主岭师范学校！这让母亲欣慰，也给母亲带来了荣誉。母亲脸上露出了喜悦，眼神泛起了光亮。
母亲刚缓过来几天，就再一次出了问题：我得了黄疸性肝炎！而且，还把小弟也传染上了！
这时，小弟的师范开学了，学校拒收带病的小弟！
面对接踵而来的闹心事，母亲，一个农村妇女，她没有懵。她几次三翻到公主岭师范去陈述病情，求学校网开一面；她带着东倒西歪的两个儿子，坐着叮当乱响的公共汽车去公主岭看病、去长春看病。在长春，她一次次不停地问道问公交车线路问停车站点，一次次对着医生刨根问底地反复探问……一次去长春中医学院，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小弟，在红旗街十字路口等19路电车。这时，一阵枯叶被飒飒的秋风卷落，粘挂在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我清晰地记得，就在给她摘一片枯叶时，母亲蓬乱的鬓边，隐现一根白发。再仔细看时，又两根三根……我鼻子不由一酸，看向她：此时的母亲，面庞憔悴，眼神坚定，紧紧拉着我和弟弟的手。
在长春，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需要交1000元押金（有现在几万元的感觉）。母亲丝毫没有迟疑，把带在腰间的一包钱捧出来，向交款窗口探着头，一下子全交了进去，认真而坚决。母亲平时很紧手，那时母亲养几只芦花鸡，鸡蛋8分钱一个，每次卖前，都看她把小筐里的鸡蛋一个个比来比去，留几个大一点儿的给我和小弟吃。可母亲遇事儿却豁得出来，当时吃一种药叫环丙沙星片，2元一片，母亲一下就买了100片！我清楚记得，药片淡黄色，衬衫钮扣大小，每吃一片，我都感觉吃下一片欠疚。吃完药片，总要把沾在手上淡黄的药面再舔一舔，苦森森的，弥漫到鼻腔。
我认可母亲厉害。但是，我总觉得，“厉害”这个词儿之于母亲，不够确切。
前一阵儿偶尔听了个网络词——“硬核”。我会心一笑，瞬间想起了老妈！
我想，如果母亲是个民族，她会是个怎样的民族呢？如果母亲是个国家，她又会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閱讀更多 潮頭文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