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看来，能发表1095年前后那样的演说，并赢得或可将教会重新融为一体的巨大效应的人，似乎应该是克莱芒三世，而不是乌尔班二世。"
十字军东征，是欧洲走向苏醒的开端。近千年前，恐惧、苦难、入侵和杀戮的凄风苦雨使西欧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本文来自彼得·弗兰科潘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塑造了欧洲。它确立了欧洲骑士阶层与基督教信仰牢牢结合在一起的身份认同；它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模式，虔诚与为主服务逐渐成为被高度推崇的个人品质，在诗篇、颂文、歌曲和艺术作品中广为传颂；它形成了为上帝而战的虔诚骑士这样一种理想观念；它将教皇确立为在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都具有重要性的领袖；它赋予了西方一众公国共同的立国基准，创造了一个评价框架，使保卫教会不仅是一种意愿，更成为一种责任。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生发出的塑造欧洲的种种观念和结构，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前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自身却是分裂与无序的产物。因为11世纪下半叶，欧洲动荡不安，危机频发。当时，整块欧洲大陆都处于征服与叛乱的时代。
阿拉伯的进击
英格兰此前好不容易才抵制住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长期攻势，这时正被诺曼人占领。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也因来自诺曼底的移民涌入而发生着变化。首先来的是雇佣兵，然后是各种被南方提供的丰厚物质回报吸引来的碰运气的人们。西班牙正处于转折时刻。在统治这个半岛长达三个多世纪后，这里的穆斯林占领者从一个又一个城镇被驱赶走。德意志也骚动不安着，起而反抗皇室的大规模叛乱隔三岔五就爆发。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承受着日益累积起来的沉重压力，其北方、东方和西方边界都受到威胁，日益张牙舞爪的邻人们不断突破边界，长驱直入。
11世纪还是教廷与欧洲的大权贵们激烈冲突的世纪，时不时就有君王遭受绝罚，有时双方会和解，但到头来只是为下一次绝罚令做铺垫。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德意志的亨利四世、法兰西的菲利普一世、英格兰的哈罗德国王、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以及诺曼公爵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都至少遭教廷绝罚过一次，而这是教廷为强调自身对世俗世界拥有的权威所做的一部分努力。
格里高利七世
教会内部的分歧巨大，以致到了11世纪末竟然出现了教皇并立的态势，每位教皇都声称自己才是圣彼得之位的合法继承人，而且都得到了自封为正统的一派教士的支持。还有拜占庭的教会，它所遵循的行为标准和正统教义都与西方大相径庭，此时正与西方教会处于大分裂的状态。但在当时，一场最为持久、也是对欧洲和谐统一造成最大威胁的争端，已经对教会整体的活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德意志亨利四世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亨利的先人已经确立了对意大利北部的统治，并在10世纪60年代成功地成为罗马的皇帝。所以，他们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身在此处的教廷，保留着教皇选举的投票权。
1073年4月，格列高利七世刚被任命为教皇时，他与亨利四世的关系发展趋势还不错，格列高利七世被他说成是“一位宗教虔诚的人，精通（圣俗）两界知识，对公平与公正最为积极的热爱者，不畏艰难困苦……令人尊敬，谦和亲切，头脑清醒，朴素贞洁，热情好客”。教皇对皇帝在自己当选后发出的信息也很上心。他向自己的支持者这样写道：“亨利发来的信息充满着愉悦与顺服，就我们记得的来看，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前任们都不曾向罗马教皇这样表过态。”
可是，没过多久，两人的关系就开始恶化。在成为教皇之前，格列高利七世就是个坚定的教会改革行动派，希望更有效地将权力集中到罗马教皇手中。改革中最令众人关注的是由谁来任命教会中的高阶职位。此前这些职位一般都会被售卖出去，其形式充其量相当于一种有组织的腐败行为。有些高阶职位能带来丰厚的俸金，还有影响力和权威，这就让它们成为一种非常让人向往的奖赏——成为有权势的统治者分发给拥趸的极有价值的赏赐。
亨利四世的卡诺莎之行
而格列高利七世禁止售卖宗教圣职，并强调只有他才拥有任命这些职务的权力。他的这种改革尝试使其站到了与亨利对抗的一面，因为亨利非常不愿意教皇干涉德意志教会的事务。到1076年时，双方的关系已经濒临破裂，教皇于是颁布绝罚令，将亨利驱逐出教，他说：“我代表全能的主，圣父、圣子和圣灵，经由您的力量和权威，我拒绝（承认）亨利国王（为我教中人），因为他在对待您的教会、管理全部德意志人及意大利王国时所表现的骄纵自满简直闻所未闻，我解除所有基督徒遵守对他许下的或将 要许下诺言的义务，并禁止任何人尊奉他为国王。”
毫不令人惊讶的是，此举加剧了当时紧张的局面。亨利的支持者们称教皇是一名罪犯，忠于德意志王室的主教们又转而对教皇施以绝罚令。虽然两人曾于11世纪70年代末短暂和解，但教皇经人游说后，又开始支持在德意志对抗并试图废黜皇帝的强大反对派，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破裂，此后再也没能修复。格列高利七世公开对其中一位皇位竞争者表示赞赏，称他谦和顺服，热爱真理，与亨利的骄傲自大、桀骜欺瞒形成鲜明对比，这之后，亨利四世皇帝采取了激烈的回应措施。
1080年6月，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主教们接到传召，到布里克森（Brixen）参加一次大公会议。会上有人提议，应以武力将格列高利七世驱逐出罗马，并选出一位“正统的”教皇取而代之。
克莱芒三世
于是，拉文那（Ravenna）大主教威伯特（Wibert）被任命为待任教皇，他的加冕仪式定于次年春天在罗马举行。亨利四世先是被德意志境内发生的叛乱拖延了些时间，等事情解决之后，他终于进军意大利，逼近罗马并最终于1084年攻下了这座城市。威伯特即刻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教皇克莱芒三世（Clement III）。一个星期后，亨利四世自己又被加冕为罗马皇帝。“我得到了教皇克莱芒（三世）的正式任命，”他写道，“并在神圣的复活节那天得到所有罗马人的同意，在所有罗马人民的喜悦欢呼声中加冕为帝。”克莱芒三世被立为敌教皇（rival pope），他声称自己是圣彼得之位的真正继承人，还得到一群高级教士的支持，这产生了要将罗马教会分裂为二的威胁。尽管格列高利七世本人在拉特兰宫避难，后来又逃出罗马去了萨勒诺，并最终于1085年在那里以流亡之身过世，但教廷仍然笼罩在不确定与混乱疑惑的氛围中。过了近一年，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人才被选出来，而且即使到此时他已经被提名成为维克多三世（Victor III），还是多多少少依靠武力才成功上位。可他在任还不到18个月就去世了，新的选举又得举行，这催生了新的争斗与骚乱。1088年3月，奥斯蒂亚红衣主教奥多（Odo）被提名为教皇，取封号为乌尔班二世。然而，他在亨利四世治下的德意志和北意大利并没有得到承认。教会仍然处于混乱无序之中。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西方教会的分裂态势并没有弥合的迹象。1095年克莱蒙大公会议召开之前的十年间，处于强势地位的不是乌尔班二世，而是克莱芒三世。毕竟乌尔班二世在继位后的最初几年里连罗马的城墙都进不去，甚至连他的选举仪式都是在远离“永恒之城”的泰拉奇纳（Terracina）举行的。因为罗马还牢牢地由忠于亨利四世的军队控制着。尽管乌尔班二世在1089年得以短暂地进入罗马城，举行了一场庆祝游行、一次加冕弥撒，还发布了一份教皇通谕，但他很快又撤走了，没敢冒险在城中停留更长时间。1091年和1092年圣诞节，他再次返回罗马，却被迫在城外扎营，无法履行教皇最基本的职责，包括在圣彼得大教堂主 持弥撒。
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发表演说
在乌尔班二世刚当选的时候，如果谁说他能打动并激励欧洲的基督教骑士们奋然拿起武器，远征耶路撒冷，肯定会被当成笑话。尽管教皇密切关注着西班牙的局势发展，也注意到基督教势力屡有斩获，而伊斯兰势力不断遭受损失，但他除了送去热情洋溢的表示支持和鼓励的信件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考虑到乌尔班二世在欧洲本土所处的窘境，尽管他对东方虔信者们命运的关注或许发自内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显得无足重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毕竟他自己都还在苦苦挣扎着，希望在罗马多召集些支持者，欧洲其他地方的支持就更成问题了。
与此相反，克莱芒三世却始终不懈地在强化自己作为天主教会真正领袖的地位。11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发出一批信件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兰克（Lanfranc），邀请兰弗兰克前来罗马，送来给教皇的献金，并提出愿意帮忙调解英格兰的争端。他还敦促英 格兰国王和主教们向罗马教会提供帮助。12此外，克莱芒三世还与塞尔维亚人联系，认可了他们的圣职任命，还送了一件特别的圣职法衣给安提巴里（Antivari）大主教。他还与基辅（中世纪基辅罗斯公国的首都）的教会领袖接触，发出表示善意的信息。他的言行举止恰如教皇所应该做的：不请自来地经常联系基督教世界中的重要人物，并给予建议和支持。在当时看来，能发表1095年前后那样的演说，并赢得或可将教会重新融为一体的巨大效应的人，似乎应该是克莱芒三世，而不是乌尔班二世。
乌尔班二世塑像
乌尔班二世唯一胜过对手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与东方教会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本身也不是毫无问题的。起初，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只是基督教世界五大初始主教区中的两个。其他三个分别是安条克、亚历山大港和耶路撒冷，它们先后在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大征服中陷落，这就让仅存的两大主教驻地成了对抗的两极。有关两者地位应如何排列的争端以及关于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的争论时不时就兴起。公元9世纪时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牧首波提奥斯（Photios）之间的激烈争论，更是让双方的关系跌至谷底。
不过，时间总会抚平冲突，长期的合作消解了这些争端。一份10世纪的拜占庭文书揭示了君士坦丁堡送给教皇的信件应该遵循怎样的固定格式来写就：“因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唯一的主之名。（留空填写名字处）和（留空填写名字处），罗马人的皇帝，主的虔诚信徒，写给（留空填写名字处），最神圣的罗马教皇，我们的精神之父。”相应地，罗马的使节们应如何称呼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有固定格式可循。这些成例表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合作是常态，而非偶然的例外。
以上内容摘自海南出版社2019.10月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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