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性感的新潮流。”/《神探夏洛克》
“推理小說可以當成一種教育。這種教育對於現代人來講確實很有用，它給你提供一套思維方式，去對待和了解世界。”
推理小說以前叫偵探小說。二戰以後日本進行文字改革，廢除了“偵”字，偵探小說遂改為推理小說。
其實早在19世紀末英國作家柯南·道爾塑造福爾摩斯一角時，這一類型小說就流傳到中國，但“五四”運動將這類小說歸為舊文學，之後它在中國長期絕跡。
我們小時候，推理小說的替代讀物是“反特小說”，1949年到1966年期間出過很多這樣的書。
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阿加莎·克里斯蒂、松本清張、柯南·道爾的作品陸續進入中國，我才開始讀正規的推理小說。
口述 | 止庵（作家，推理小說閱讀年限：40年） 採訪 | 蔣苡芯
推理小說是一種教育
推理小說是類型文學，一般說來，比純文學低一檔次。什麼叫類型文學？就是有一個基本的模式，所有推理小說都是套這個模式。
所謂模式，首先必須有案子發生，案子還不能太小，起碼得死人，或者涉及重大盜竊；然後有破案人、嫌疑人、一個破案的過程；最後結尾一定是破案。
這是推理小說的正路，即便是後來的美國硬漢派也不例外。從“黃金時代”（1914年至1943年，即一戰到二戰之間，被譽為推理小說的“黃金年代”，有人戲稱“名探滿街走，名作天天有”）到現在為止，都不出這個路子。
這裡面蘊含著兩個認識世界的重要方法，一個叫實證，一個叫邏輯，就是怎麼看、怎麼想的問題。
實證是人跟世界打交道的一種方式，就是有什麼東西你得親眼看見。福爾摩斯總拿著一個放大鏡，這個放大鏡是幹嗎的？就是一定要去看、去現場。
從愛倫·坡開始寫推理小說至今，沒有一個人能離開現場。你在現場得到的線索，之後要通過一套邏輯來分析並得出結論，這一點直到現在也沒有任何作者能違背。
福爾摩斯真的很忙。/《大偵探福爾摩斯》
嚴格來說，我認為推理小說可以當成一種教育。這種教育對於現代人來講確實很有用，它給你提供一套思維方式，去對待、瞭解世界。阿根廷小說家博爾赫斯也曾說，推理小說幫助我們保留了對於秩序世界的一種嚮往。
推理小說所蘊含的實證和邏輯背後，還有兩個意思：從實證的角度，可以延伸到“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不能被我們瞭解”；從邏輯的角度看，“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不能被我們理解和掌握”。這正是西方現代科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際上，推理小說是西方資產階級上升階段和現代化進程的產物。那時人們對世界充滿把握感，覺得世界沒有意外，自己可以征服一切事物。
於是，一套社會秩序感逐漸形成，在推理小說中體現為有因必然有果，犯案必能偵破，正義必定戰勝邪惡，光明必定戰勝黑暗。
有可能戰勝的，只是那些被我們看見的黑暗。/《神探狄仁傑》
但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這世界是有秩序的，所以我讀推理小說有一種矛盾性。我承認實證和邏輯是成立的，但由之推衍的結論，“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不能被我們瞭解、理解和掌握”，我不認同。
因為這是一個理想狀態，相當於文學中的浪漫主義——一對男女談戀愛，最後肯定會結婚。這也是推理小說作為類型小說來講不夠高級的地方。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看：推理小說是個智力遊戲，一開始就設了一個謎題，作者和讀者比誰的智力夠，作者只要有漏洞，就會被發現。
解謎的過程也就是閱讀的時候是興奮的，但看完最後一行興趣就沒有了，甚至很快就忘記——這就是模式的弊病。
與社會現實勾連的推理世界
在類型化背後如何避免趨同性呢？基本方式就是提高罪犯的能力，增加破案的難度。
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裡·奎因的推理小說，結尾總是一個模式——偵探把所有犯罪嫌疑人、關係人叫到一塊，最後通過推理分析，指證兇手。
你會注意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偵探波洛或者馬普爾小姐手裡往往沒有證據，只能憑邏輯推理、排除，但如果罪犯不承認，也沒有辦法。
尤其是《尼羅河上的慘案》，什麼證據都沒有，全都靠分析。現在這種模式已經不怎麼用了，因為不符合現實，且太過於簡單。
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鄉下偵探馬普爾小姐，同時也是為數不多的女偵探之一。她善於在千絲萬縷的細節和線索中找出關鍵點和疑點，從而解開一樁又一樁疑案。/翟硯軍
突破在於“硬漢派”和“反偵探小說”的出現。
英美製度不同。英國是允許私人偵探存在的，所以蘇格蘭場（倫敦警察廳的代稱）會請福爾摩斯來破案。
而在美國，私人偵探是不合法的，再加上大蕭條之後暴力犯罪事件增多，偵探小說逐漸產生了兩種模式：以傳統偵探推理為主的本格派和以警察或警探破案為主的硬漢派。
在硬漢派出現以前，偵探小說裡的角色都是符號，它真正的主人公是邏輯。福爾摩斯的案子，波洛能破；波洛的案子，埃勒裡·奎因（埃勒裡·奎因筆下的同名偵探）也能破。
那些關於偵探形象的描寫，比如杵著柺杖、留著小鬍子等全都沒用，因為這個人是邏輯的化身；直到硬漢派出現，偵探小說才開始寫人物的情感。
雷蒙德·錢德勒筆下的偵探馬洛，他有自己的價值觀、善惡觀，他還同情罪犯，有時甚至會和罪犯發生關係。這套模式逐漸延續下來。
雷蒙德·錢德勒照片。/wiki
二戰以後，幾乎就沒有了以偵探為主的小說，出現的多為警察小說，主人公變成了警察或警探，故事性更強的同時，與實際的社會結構也靠上了。
比如美國作家傑夫裡·迪弗所著的“林肯·萊姆”系列，林肯·萊姆的身份就是紐約市警察局鑑定組組長。
“反偵探小說”的出現也是突破的重點，其中以劇作家杜倫·馬特的《諾言》和法國小說家羅伯·格里耶的《橡皮》為代表。
在《橡皮》中，因為偵探想破案，犯罪才真正發生；在《諾言》中，偵探對案件窮追不捨，使之眾叛親離、身敗名裂。
世界並非百分百可以把握，現實生活中意外的發生，會導致案情無法如預期般偵破，甚至到結尾都無法將兇手繩之以法。
柯南的姓氏“江戶川”來源於日本偵探推理小說之父江戶川亂步。
提及更貼近社會現實的推理小說，就不得不說上世紀50年代興起於日本的社會派。
日本的現代文學，根子在西方，但在日本煥發出新的活力。二戰前日本就有自己的偵探小說，比如江戶川亂步的作品。
但日本第一批偵探小說因為實證和邏輯程度不夠，整體水平偏低。我對江戶川亂步的評價是有“草創之功”，但成就不高。
二戰後，從松本清張開始，日本作家不滿足於對西方進行簡單模仿，而是自己琢磨出了社會派。社會派是日本推理小說的一大分支，要求作品必須是推理小說，只是分析罪犯作案動機時加上社會性因素。
松本清張本身不是水平穩定的推理小說作家，他最有名的三大作《砂器》《點與線》《零的焦點》中，我覺得只有《零的焦點》比較周密，其他兩部漏洞都太多了。
根據松本清張作品改編的電影《砂的器》。
隨便舉一個例子，“黃金時代”代表作家範·達因寫過“推理小說二十準則”，其中有一條：“讀者必須和偵探對案情瞭解程度同步。”
但在《砂器》中，偵探看見一張照片，知道兇手是誰了，卻沒給讀者交代照片上的具體內容，讀者沒了知情權，這不合理。
作為偵探小說的讀者，眼光應該是很挑剔的，不能單純地崇拜作者。得挑剔到什麼程度？你甚至應該知道作者謀篇佈局的路數。
很多年後我再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跟讀新的一樣，但讀了兩三頁，就已經知道兇手是誰。
挖掘人性中的善與惡
松本清張之後，日本又出現了很多推理小說作家，比如新本格派代表島田莊司，以及最為重要的東野圭吾。
東野圭吾不是百分百的推理小說作家，他的名作如《白夜行》《解憂雜貨鋪》都不是推理小說，但他的推理小說有一個特點：將人性中的善與惡挖掘到相當深的程度。
比如《惡意》，將人性惡的無底線體現得淋漓盡致；《嫌疑人X的獻身》則寫出兇手石神內心的複雜性。
為了掩蓋自己所愛慕的花岡殺夫的事實，石神殺了一個無辜的流浪漢，替花岡頂罪——這是用一種極大的惡意來表達愛，或者說是在善惡之外的愛。
電影《浪矢解憂雜貨店》劇照。該片改編自東野圭吾所著同名小說，講述了人們只要寫下煩惱，投入雜貨店前捲簾門的投信口，第二天就會在店後的牛奶箱裡得到回答的故事。原作小說人氣極高，長期高踞中國各大圖書排行榜前列。
東野圭吾還有兩本小說我覺得很值得一提：《放學後》和《聖女的救濟》。
《放學後》的殺人動機，真是很微妙，看似難以理解，卻是深切體驗的結果；結構也很周密複雜。
《聖女的救濟》則揭示了一個女人“不可犯我”的立場——她對這一立場的維護是如此強大、有力，不是對侵犯者做出反應，而是從一開始就準備好了。
從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出東野圭吾和社會派的關係。與本格派在密室殺人裡動腦、硬漢派的動腦加動手（因涉及打鬥）相比，日本推理小說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動腳。
日本推理小說裡的警探非常辛苦，他需要不斷地出差，拜訪所有的涉案關聯人，靠體力、勤苦來發現破案線索。
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劇照。該片改編自東野圭吾所著同名小說，原作為“伽利略系列”的第三本小說，是東野圭吾作品中的高口碑之作。
此外，日本推理小說所蘊含的情感比較豐富，線索清晰，節奏也很快，這是中國讀者喜歡閱讀日本推理小說的主要原因。
那這裡就需要說，為什麼我們的原創推理小說比較弱？我認為，根子還是實證與邏輯能力的欠缺。具體表現是：結構不夠周密、複雜，編不好故事。
古代就有很多成語在批判這一弱項，像道聽途說、三人成虎、指鹿為馬、刻舟求劍等，我們明白它是不對的，但很難突破。
還有就是人物刻畫不夠深刻，人物關係不夠深入。咱們當代推理小說裡對壞人的刻畫，還遠遠沒有達到世界上大多數作家對人性的關注的程度，當然那部分還需要純文學去填補。
我們的偵探推理故事，總有一些偉岸模板的意味。/《大宋提刑官》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覺得是現在所有推理小說作家都必須面對的——隨著現代犯罪偵查技術的提高，監視器大量使用之後，推理小說已經不太成立了。
實證與邏輯這兩個方法是互補的，推理以實證為基礎，但如果到處都是監視器，實證被放得無限大、大到不太需要用腦子，某種程度上作家寫出來的東西在真實性上就有所欠缺——除非你寫這條街的監控壞了，或者這件事發生在農村。
在這個背景下，推理小說的發展就很難了，再往下走可能又變成瞎編。所以我覺得，這是目前推理小說界需要共同探討、想辦法解決的事情。
口述 | 止庵
採訪 | 蔣苡芯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第5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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