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面總結了黨領導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重點闡述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為更好地理解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關係，本版特邀相關專家學者進行闡釋。——編者
特邀嘉賓
陳培永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李志勇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
徐 斌 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唐愛軍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最本質的特徵
記者：《決定》的突出特色就是凸顯了黨的領導制度在13個方面制度中的統領地位，對此，您怎麼看？
李志勇：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全國一盤棋，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經濟、文化、民生的顯著優勢，就沒有改革、人才、軍隊、國家統一、外交方面的優勢。
黨的領導來自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近代以來的歷史，充分證明要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必須有一個有擔當、強有力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擔負起了救亡圖存、民族復興大任，為人民求解放、謀幸福，無私奉獻，人民堅定跟黨走。
在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是一個艱難困苦的歷史進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由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是一場極其深刻複雜的歷史變革。在這場變革中，深層次矛盾層出不窮，引發的社會問題成千上萬，如果沒有一個善於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平衡各種政治衝突的領導核心發揮中堅作用，轉型的成功是難以設想的。沒有任何一個政治資源在規模、能力、水平上能夠取代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無論是發展民主還是推進法治，都不能離開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記者：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優勢和最本質的特徵，對此，您怎麼理解？
李志勇：《決定》中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不是單方面、幾方面的優勢，而是幾乎全領域的優勢，覆蓋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優勢，而是在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改革開放40年來，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接續奮鬥的結果；不是一般的優勢，而是顯著優勢；不是“平均用力”的優勢，而是“黨的領導”這一最大優勢統領各方面的優勢。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人民民主，也就沒有依法治國。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建立起保證億萬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確立了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是中國政治方向的掌舵者，是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實踐者，是國家政治體系的統領者，是社會治理的主導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是重大決策的決斷者，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最大壓艙石，是我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最可靠的法寶。
徐斌：一是離開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蕩然無存。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中，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開拓、完善和發展中，黨始終是締造者、開創者和領導者。
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他基本特徵。與資本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自身的基本特徵和制度優勢，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和其他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等。這些基本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是彰顯自身特點的基本特徵和優勢。在這些基本特徵和優勢中，黨的領導是最大優勢、最本質的特徵，處於決定地位、具有統領作用。
記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要有四梁八柱作支撐，黨的領導是貫穿其中的骨架，黨中央是頂樑柱。那麼，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徐斌：一是政治領導：指引明確的政治方向。方向決定前途。中國共產黨人的鬥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1978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改革走向何方，沒有先例可以借鑑。這個過程的具體路線可能有搖擺，但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正確方向的指南針和定盤星。
二是思想領導：確定正確的思想路線。黨的政治領導需要思想領導，中國共產黨對改革、發展的思想領導，主要包括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轉化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塑造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
三是組織領導：統領先進的組織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需要靠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完成，政治領導、思想領導最後都體現為組織領導。要將黨的政治原則、政治立場、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建設貫穿於改革的實踐中，必須加強組織建設、隊伍建設，提高人的政治覺悟、思想素質和實踐能力。
四是社會領導：凝聚強大的社會力量。恩格斯指出，歷史發展的最終結果來自於不同力量的合力。在當代中國改革和發展中，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強大的群眾組織力和社會號召力，才能將單個人的力量凝聚為社會合力。中國共產黨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價值追求，在改革中將個體的利益、意志凝聚為社會合力，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優勢。中國共產黨科學把握社會規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握著中國巨輪的前進方向，組織社會發展的一切有利因素，不斷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記者：近些年，中國道路成為普遍關注的話題，對此，您怎麼看？
唐愛軍：近年來，中國道路成為大家普遍關注的話題，諸多學者從不同視角作了相當多的闡釋，提出了很多具有啟發性的觀點。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堅持黨的領導，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現代性哲學來闡釋中國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仍在生成中的中國道路就是遵循了馬克思主義“資本現代性批判”邏輯，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現代性類型，其基本性質就是“駕馭資本的新現代性”。我們可以從“理念—價值邏輯”“制度邏輯”“實踐邏輯”等三個層面加以闡釋。
一是“理念—價值邏輯”。探討中國道路的“理念—價值邏輯”，就是闡明其內在的價值原則和規範基礎。中國道路秉承了人類解放的價值原則，超越了以資本增殖為最高原則的資本主義現代性。人類解放的價值原則具體化為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等。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就在於，它超越了把追求物質財富和經濟增長當作發展目的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走出了一條以人為核心的現代化道路。
二是“制度邏輯”。從“制度邏輯”考察中國道路，就是探討中國道路的“制度性維度”，它指的是現代性在制度層面上的表現，探究的是實現現代性理念與價值的制度安排。在這裡，我們主要關注的是：中國道路如何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呈現出新現代性的基本特徵？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國家權力”。中國道路必須解決國家權力的自我淨化問題，即如何保證國家權力的人民性。從制度的角度看，中國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構建一套既能讓國家權力駕馭資本，又能保證國家權力人民性的制度體系，它構成了中國道路有效發展的制度支撐。
三是“實踐邏輯”。把握中國道路的“實踐邏輯”，就是探尋它在追求或實現現代性過程中所選擇的具體路徑和發展模式。一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國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二是中國政治發展模式。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三是中國社會發展模式。在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問題上，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有兩個重要原則：一是“保護社會”。“駕馭資本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表現或要求就是為資本“劃界”，不能將資本邏輯和市場交換原則無限制地擴張到社會領域。二是中國社會發展模式在理論與實踐中，努力實現國家與社會的有效互動模式，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顯著優勢
記者：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優越性的基礎上，《決定》中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對此，您如何理解？
陳培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和實踐上締造出來的，它不是任何一套現有的理論可以解釋的，需要我們立足當今中國的時代和人類社會的實踐進行理論總結和提煉，推進理論創新。
就制度本身來看，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公有制強調社會公平、保障共同富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注重個體自由、創造性能力培育；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凸顯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管理要素等各種生產要素作用的發揮，其中貫穿的是社會公平與個體自由的統一。在政治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再加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其中有領導力量，有民主，有法治，貫穿的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相結合的理念。更為根本的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度設計上並沒有給資本提供操控權力的通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杜絕資本操控權力的大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最大優勢，它能最大程度解決西方國家選舉政治的弊端，避免過度依賴形象包裝，不顧國家長遠發展輕許承諾，相互制衡導致政治效率低下，黨派博弈激烈造成社會分裂等局面的出現。中國的集體領導體制、政令自上而下的有效貫徹、層層歷練的選賢任能等都是西方國家所不可比擬的。
此外，我們還處理好了幾個方面的關係，一是制度與效能的關係，注重制度向效能的轉化。並不是說制度完善，治理能力就強。國家治理的制度好，要落實為治理的能力強。二是制度與價值的關係，注重以核心價值支撐制度。沒有支撐國家治理的核心價值理念，就沒有真正的治理現代化，制度框架就會形同虛設。三是制度與道德的關係，致力於提高治理主體的道德修養。硬性的制度離不開主體的修養，沒有道德、修養、理想、信念、信仰、精神境界的普遍塑造，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四是制度穩定與改革創新的關係，既認識到制度的獨特優勢，又看到它需要改進的地方，注重它的兼容幷蓄和與時俱進。只有基於這種態度，我們的制度才會變得越來越好，越來越自信。（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 王霞 張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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