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天啟七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在駕崩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明熹宗明知魏忠賢禍亂朝政，為何卻置之不理，依舊要重用魏忠賢呢？其實，在明熹宗的眼中，並不是東林黨不好，只是東林黨的思想不合時宜，不符合明朝當時的國情罷了。

楊漣畫像插圖

好比有著“東林六君子之一”稱號的明朝左副都御史“楊漣”，他就曾於天啟四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且事事有理有據。

尤其是“二十四大罪”中的第四條，“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明顯就是在控訴魏忠賢禍亂朝政、獨攬大權，對朝中的諫諍之臣大肆迫害，而這“諫諍之臣”所指，其實就是東林黨官員。——《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換言之，楊漣實則是在嚮明熹宗控訴魏忠賢擅權專制，並且還對東林黨官員大肆迫害，但他們自己又懲治不了魏忠賢，所以便想讓明熹宗親自出面，繼而去嚴懲魏忠賢。

魏忠賢劇照插圖

明熹宗朱由校任由魏忠賢擅權

事實也確實是這樣，魏忠賢當時也確實是已經達到了一種獨攬朝政的地步，舉幾個例子吧，“御史李應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曲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廕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明史·宦官二》

御史李應升彈劾魏忠賢“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為威虐”；給事中霍守曲指責魏忠賢想要進入大明“名人堂”，想要給自己樹碑立傳；御史劉廷佐彈劾魏忠賢私自推薦官員入朝；給事中沈惟炳指責魏忠賢私自濫用刑罰。——《明史·宦官二》

這種種案例，無一不表明魏忠賢對明朝朝政的干涉已經到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地步，但這些奏章無一例外，都被魏忠賢給扣了，而且還“皆矯旨詰責”，顧名思義，魏忠賢假傳旨意，反而將這些彈劾他的官員給統統問責了。——《明史·宦官二》

故而這才有了天啟四年之時，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的事件發生。——《明史·宦官二》

明熹宗朱由校畫像

但反觀天啟年間明朝的正牌統治者明熹宗朱由校，卻儼然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任由魏忠賢擅權，除了對楊漣的彈劾置之不理以外，“南北諸臣論忠賢者相繼，皆不納”，其他官員彈劾魏忠賢的奏章，也一概不理會。——《明史·熹宗》

難道說，明熹宗就真的願意魏忠賢擅權專制嗎？顯然不是。

畢竟在封建時期，不論是對哪個封建統治者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識肯定是改不了的，他們會在潛意識裡認為天下都是他們的，又怎麼會願意與他人分享呢？更別提對明熹宗而言，大宦官魏忠賢不過是個“家奴”罷了。

屬實是因為當時東林黨已然勢大，思想也確實是在為明朝著想，但卻明顯有點不合時宜，並不符合天啟年間的國情，這才讓明熹宗不得不以這樣的形式來整頓東林黨的勢力。

東林黨示意畫像

東林黨勢大

就好比前文曾提到過的左都副御史楊漣、御史李應升、劉廷佐、以及給事中霍守曲、沈惟炳等人，就皆是東林黨的代表人物，且各個身居要職，楊漣更是“東林六君子”之一，屬實稱得上是“東林黨”的領頭人物之一。

除此以外，早在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也就是公元1620年九月爆發“移宮案”之時，“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兵科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上疏力爭，選侍移居仁壽殿。”——《明史·后妃二》

如若不是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時任兵科都給事中的楊漣、以及御史左光斗等人的據理力爭，破除了選侍李氏想要控制明熹宗，繼而自己垂簾聽政的想法，迫使其移居“仁壽殿”的話，恐怕明熹宗想要親政還真不是那麼容易的。

東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示意劇照

而這幾位支持明熹宗的官員，也皆是東林黨人，其中的御史左光斗亦是“東林六君子之一”。之後明熹宗登基稱帝后也沒忘了這幾位的鼎力協助，紛紛給予了不同程度的重用。

這意味著什麼？光是筆者所說的這些東林黨人，就幾乎已經涵蓋了明朝政治機構體系中起監察作用的都察院御史、負責官員升遷任免的吏部尚書、輔助明朝皇帝處理國政的“內閣”大學士、以及同樣對六部有監察之責的“六科”給事中等諸多官員。且各個身居要職，那麼其它機構的東林黨官員還會少嗎？

諸如天啟四年，在楊漣彈劾魏忠賢被明熹宗處罰以後，“魏大中及給事中陳良訓、許譽卿，撫寧侯硃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嶽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這無疑就足以證明天啟年間的東林黨，確實稱得上是一個勢力極為龐大的政治黨派了。——《明史·宦官二》

而東林黨的勢力一大，也就相當於有了話語權，說話的權威性自然也就上去了，因此勢必就會在朝堂上大肆發展東林黨，繼而也就能更好的在朝堂中宣揚東林黨的思想。

李三才畫像插圖

東林黨思想為明朝著想，但卻不合時宜

但問題也正是出在了這裡，東林黨人支持的乃是一個“藏富於民”的政治主張，但當時明熹宗朱由校想要的卻是“富國強兵”，想要儘可能的充實國庫，用作軍需。兩者儼然呈現出一副背道而馳的模樣。

就好比此前於明神宗執政後期，東林黨官員代表之一的“李三才”，其一直秉持的都是一個“以折稅監得民心”的政治理念。——《明史·列傳第一百二十》

顧名思義，就是主張減免賦稅，讓百姓都有錢花，從而通過讓百姓安居樂業來達到獲得民心支持的目的。

這也就意味著東林黨代表的其實是“百姓”階層的利益，認為只有百姓生活的好了，國家政權才能強大，畢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百姓作為一個政權的基礎根基之一，如果連百姓都窮困潦倒、揭不開鍋的話，那這個政權的富強又從何談起呢？

如果從這方面來看的話，東林黨人的思想主張確實沒啥毛病，但那也是要分情況的，如果每年都能風調雨順，百姓年年豐收的話，那這東林思想確實好用。

但問題是明朝末年恰逢“小冰河時期”的到來，溫度普遍比較低，因此也就導致當時的氣候條件並不怎麼適合農作物的生產，再加上明朝種植技術落後，故而也就導致農業減產的現象極為嚴重。百姓自己都揭不開鍋了，又哪裡還拿的出賦稅呢？

如此一來，在朝廷幾乎收不到賦稅或者說是隻能收到極少一部分賦稅的情況下，國庫自然也就無法滿足國家機器的運營所需，因此勢必就面臨著一種“國庫空虛”的尷尬局面。

明神宗畫像插圖

偏偏早在明神宗執政末期，明神宗還曾因東林思想的影響，在其遺詔上立下了“罷一切榷稅並新增織造諸項

這也就導致明朝國庫的稅收途徑變得更為單一，對農業稅收也就更為依賴，這就又進一步的加重了普通農戶的負擔。更別提賦稅還不一定能收的上來。

其次，明熹宗執政時期的邊疆局勢也並不安穩，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大軍在關外虎視眈眈，類似“大清兵取西平堡，副將羅一貴死之”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對於兵源以及糧餉的需求也就更為頻繁。——《明史·本紀第二十二·熹宗》

實打實的集內憂外患於一體，情勢十分嚴峻。

努爾哈赤率軍動漫示意插圖

試問，差異如此巨大的兩個統治理念相聚在一塊，明熹宗會怎麼選？“藏富於民”然後再將江山拱手讓人？顯然不可能，否則明熹宗與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戰爭也就沒有繼續打下去的必要了。直接出城投降不就好了嗎！

可是反觀明熹宗這邊的實際形勢，卻赫然因為東林黨的勢大，導致了明朝國庫始終都處於一個空虛的狀態，根本就拿不出多餘的錢糧來滿足邊防戰爭的需要，所以說，如果明熹宗想要改變這種國庫空虛的現狀，勢必就需要從整頓“東林黨”去入手。

然而，想要整頓已然勢大的東林黨也不是那麼容易的。畢竟東林思想再怎麼著也是在為明朝著想，只不過其“藏富於民”的主張暫時不合時宜罷了。

因此，如果明熹宗直接就親自出面對東林黨進行打擊，那豈不是就有可能會在輿論上處於下風，甚至給他留下一個昏庸無能的罵名？而且還極有可能激化統治階層與官僚階層甚至是百姓階層的矛盾，使得形勢變得更為惡劣，反而得不償失。

魏忠賢示意畫像插圖

明熹宗借魏忠賢之手打擊東林黨

因此，明熹宗思前想後，也就自然而然的把目光放在了“魏忠賢”的身上，作為一個無根無後，且身為“明熹宗”家奴的宦官，魏忠賢的一切權力可以說都是由明熹宗所賦予。

這也就意味著明熹宗幾乎可以實現對魏忠賢的全面掌控。並不會因魏忠賢一時勢大就導致皇權旁落，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讓魏忠賢暫時代行皇權罷了。

顧名思義，魏忠賢就是明熹宗所選定的那個整頓“東林黨”的代言人。如果想要整頓魏忠賢的話，不過就是一句話的事而已。

並且，對明熹宗而言，即便是魏忠賢整頓東林黨之時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也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責任都往魏忠賢身上一推，輕鬆就能置身事外，一方面保障了明朝皇室的名聲，另一方面還能緩解國庫空虛的現狀，至於明熹宗自己，那就更不會落下什麼昏庸無能的罵名，屬實是一舉多得。

東林書院示意插圖

故而，也就有了文章開頭筆者所說的那些案例，以及天啟五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625年八月，明熹宗下令“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的事情發生，說白了就是明熹宗想要通過遏制東林黨的發展，來達成他充盈國庫、穩定局勢的最終目的。——《明史·熹宗》

也正是因為魏忠賢能幫助明熹宗滿足充盈國庫的需求，才讓明熹宗在天啟七年駕崩前，還念念不忘的對崇禎帝朱由檢說了“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這句話，赫然是想要崇禎帝繼續繼承他的想法以及初衷，進一步加深對東林思想的遏制，或者說是控制。

而且從後來李自成攻進京師以後，“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在京城中搜集到了大量黃金的結果來看，一方面證明東林黨“藏富於民”的政治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是實現了的。

另外一方面也足以間接證明，明熹宗重用魏忠賢整頓東林黨的辦法確實是行之有效的，不過沒有被崇禎帝繼續施行罷了。——《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遼東戰事吃緊示意插圖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在明朝末年那個天時、地利、人和幾乎啥都沒有情況下，風不調雨不順，百姓沒錢不說，清太祖努爾哈赤還虎視眈眈，使得遼東戰事極為吃緊，偏偏朝堂勢大的東林黨考慮的還只是百姓的利益，繼而也就導致國庫變得十分空虛。

這種種原因綜合之下，也就足以證明如果明熹宗還只是單純的採用常規手段去治理明朝的話，肯定是行不通的。

畢竟氣候變遷他掌控不了，解決百姓吃飯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再加上遼東戰事又吃緊，士兵糧餉不足導致損失慘重，如果再不加以控制的話，可能用不了多久明朝就沒了，那明熹宗的統治又該從何談起呢？

故而，明熹宗只能是採用這種非常規的辦法，借魏忠賢之手，先行整頓東林黨控制局勢，遏制東林思想的傳播和蔓延，儘可能的先滿足邊防戰事的經濟及物質需求，然後再想辦法去進一步的治理明朝的百姓民生。

而且據明朝天啟年間的“國情”來看，顯然這種辦法對明朝政權的穩固以及充盈國庫等方面是極為有效的，也是最有可能輕鬆實現的辦法了。

如此一來，出現魏忠賢大興東林黨獄，對東林黨官員大肆迫害，但明熹宗卻始終都置之不理，甚至還要進一步重用魏忠賢的現象也就無可厚非了，屬實是因為魏忠賢代表的就是明熹宗自己的意志。

因此，如果我們暫且不提魏忠賢對明朝朝堂政治局勢所造成的影響，而是單從穩定邊防局勢、充盈國庫等方面來看的話，很顯然明熹宗這樣的舉措是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存在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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