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是明朝中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军事失利，在这次战役失败后， 大明最为精锐的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以张辅、邝埜为首的五十余名随行出征的文官武将战死，财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明朝自此丧失了对蒙古的战略优势。终明一朝，蒙古与大明的攻守态势几乎就此固定。
但除了上述的影响外，最为现实也是最为荒谬的问题是，意气风发准备御驾亲征蒙古的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太师也先在战阵中俘虏。这也是自“靖康之变”后，中原王朝第三位被俘虏的皇帝。而相较于他被俘虏的事件本身，他的回归似乎反而成为了一种传奇。
明英宗剧照
在许多历史评论文章中，人们习惯于将他的回归归功于时任鸿胪寺序班的杨善，或者是其本人的人格魅力。这种说法看上去更加传奇和引人入胜，也更具可读性。
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不会如人们想象中那般温暖和柔软：曾经与明英宗交好的伯颜等人是否有能力影响太师也先暂且不论，整合部族全力攻明并几乎重现靖康时局的也先，真的是一个会将人情考虑在利害之前的人么？
我想，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那么，也先释放英宗归明，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要弄明白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也先入寇大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土木之变”发生背后的经济原因
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土木之变发生之前，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关系并不紧张，甚至可以说，由于明蒙朝贡贸易的逐渐成熟，在明朝“薄来厚往”的政策下，蒙古对明朝的态度一直趋于和平。
然而，这种和平的朝贡贸易局面，其形成与明朝常年回赐有关。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蒙古各部违制进贡的事件屡禁不止。
在后来的英宗复辟一事中居主导地位的将领石亨，也曾因此表达过自己的不满：
“往者瓦刺遣使来朝多不满五人,今脱脱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动以千计……”
这种现象带来的财政压力，已经使得明朝不堪其扰，对此，明英宗曾经试图进行改变，他曾传旨瓦剌太师也先：
“此后可汗及太师所遣使不宜过多,仅可一二百人,庶彼此两便,若来者过多,只照定数入关,余住猫儿庄,或欲先回,或候使臣同回,听其自便”。
正统时期，蒙古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开始因为财政问题发生矛盾。但是，对于此时的蒙古来说，明廷的敕令显然不如真金白银有效，甚至可以说，由于明廷竭力禁止违制进贡，
蒙古各部反而想方设法的进一步增加朝贡次数和规模，以期额外收获。
土木之变
而蒙古与明朝矛盾的激化，爆发于正统十三年，这一年也先再次遣使入贡，却因为人数不符合规制而被朝廷拒绝按照常例赐赏，其所获仅为平日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件使得也先极为不满，在《正统临戎录》中记载了也先对于此事的反应：
“你每为大道理来……我每奏讨物件也不肯与,我每去的使臣故买卖的锅、鞍子等物都不肯着买了。既两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来,把赏赐也减了,因这等上,我告天,会同脱脱不花王众头目每,将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爱马养活着,我领人马到边上着一看”。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献之所以看上去如同白话，是因为记录这段文字的，是明代一位名为哈铭的蒙古人，他在英宗被俘期间作为英宗侍从常伴英宗左右，在英宗还朝后被英宗带往北京，并赐姓“杨”。因此，他的这些记载多半显得口语化，却更为真实。
虽然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也先的这段充满牢骚和委屈的话，听起来有些滑稽和可笑，但是他“领人马到边上着一看”却绝对是一种炫耀武力、威胁明廷的直接手段。
正是因为朝贡赏赐的减少，瓦剌太师也先，率领四路大军展开了对明朝的进攻，大同、宣府、辽东、张掖四地告急，在这种情况下，明英宗朱祁镇才被太监王振蛊惑决定御驾亲征，最终酿成了土木之变。
太监王振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也先进攻明廷，其实并非如后金之侵北宋，蒙古之围南宋一般，以攻城略地乃至裂土建国为目标，甚至可以说，朝贡失败导致的财物收益下降，才是也先选择在边境耀武的关键因素。而这种目的差异，也使得也先本人在得知英宗被俘后的选择与前代迥然不同。
二、英宗北狩后的待遇
被俘皇帝的待遇如何？提到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想起的可能是在靖康之耻中被俘虏的徽钦二帝，在宋人所写的《窃愤录》中，被俘虏的徽钦二帝，被金人剥下袍服，只得裸露上半身以“牵羊礼”向金太宗朝拜。在吃穿用度上更是凄惨不已：“日日哭泣不止，衣裙破弊，随行人及帝皆如鬼形”。亡国之君，下场多半如此。
但是，被也先俘虏的英宗皇帝，却并未遭受如此的待遇。甚至可以说，在他“北狩”（即被俘）后，也先一直以臣子事君之礼对待他。
这位瓦剌太师担心英宗不能适应舟车劳顿，便在饮食上苦下功夫，“每二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五日、七日、十日做宴席一次。逐日进牛乳、马乳……也先每宰马、设宴,仙(先)奉上”。而英宗周遭的蒙古族人对待英宗同样如此，“达子达妇遇见皆于马上叩头,随路进野味”。
按照常理来说，瓦剌为蒙古支系，与大明有灭国之仇，对待敌国之君，即使不肆意侮辱以报世仇，却又怎会以臣属之礼待之。
事实上，在英宗于土木被俘时，也先的反应本身就显得极为耐人寻味，在土木兵败后，明朝军队的建制已经散乱，因此，英宗被俘并非电视剧中那般是在瓦剌首领的注视下发生的。相反，俘虏他的其实是一名并未留名的蒙古士兵。也是因此，也先是在战后才得知英宗也在被俘众人之中，“甲子,也先闻车驾来,'惊愕未信,及见,致礼甚恭 ”。
明英宗剧照
从这点来看，此时的也先乃至瓦剌各部首领，已经失去了往日北元意图恢复其疆域的野望，相反，他们更加在乎和注重的，是明蒙朝贡贸易之下所带来的利益和物资享受，这也是为什么在英宗被俘虏之后，反而会成为其“座上之宾”的关键。
三、左右为难的也先
事实上，对于此时的也先来说，英宗的出现既出乎其意料，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新的机会，他一方面试图通过英宗来进一步要挟明朝，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尝试利用他来扣关掠夺明朝边境。
不过，在随后的遭遇中，这种想法却被证实为只是也先得一个妄念。朱祁镇这位有史以来最为尊贵的俘虏，不仅没有给瓦剌带来实际的收益，甚至还造成了明朝与瓦剌之间更为严重的对立与隔阂。这种窘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英宗扣关而边将闭城不出
明朝神机营士兵
在土木之变发生后不久，也先就曾经假借英宗之名，要求宣府守将杨洪、纪广等人开门相迎，但是与也先料想中不同，此时的明朝，虽然后来的景泰帝尚未继位，却开始以郕王身份辅国，并命令各地边塞“或复有文书与人来到,不问真伪,一切拒之,毋堕奸计”。
因此，无论是宣府，还是后面的大同军镇，都未如也先所愿开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
“也先拥上道宣府,总兵杨洪闭城门不出”，可见，也先试图利用英宗名义轻易入寇的想法，很快就宣告失败。
而之后事态发展，就更加出乎也先的意料，正统十四年九月底，也先再次挟持英宗南下至大同，与之前直接要求边将开关投降不同，此时的也先诡称“奉皇帝还”，按常理来论，此时的明军守将似乎应为此事而感到纠结，毕竟到得此时，明廷其实已然知晓英宗尚在，若继续阻拦，似乎有违君臣之义。
不过，与两月前不同，此时的明朝，已经由郕王继承大统，因此，大同守将郭登只言“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自此，也先利用英宗扣关的企图，就再无实行的可能。
（二）北京之战带来的内部危机
在挟英宗扣关失败之后，也先曾经试图趁明朝政局不稳攻击北京城。在瓦剌兵锋的威慑下，
明朝内部虽然曾经因战和与弃守摇摆不定，但是在兵部尚书于谦等人的坚持下，明廷最终定下以北京作为最后城防抵御瓦剌的战略部署。在紫荆关失守后，于谦“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陈于京城九门”，并许下“报功升赏不吝”的承诺激励士气，最终在北京城下重创也先部队。在这次保卫战中，瓦刺骑兵损失极为惨烈，“合人马计有九万战死及役死已不下万余”，而也先胞弟孛罗、平章卯那孩的战死，更是动摇了他最为倚重的心腹力量，在这种状况下，他不得不由良乡再次出关遁逃。
这一次战役，也先损兵折将，而原本跟随其在土木堡战胜明军的脱脱不花等首领，反而踟蹰不前，丝毫没有与之一同奋战的想法。脱脱不花等首领的选择进一步恶化了也先的处境，他希望依靠英宗为质，挟制明廷的种种做法均宣告失败。
（三）明蒙朝贡贸易的再次断绝
而更让也先等人沮丧不已的，除了扣关夺城的失败以外，还有明蒙朝贡的禁绝。是的，在土木之变发生之后，也先仍然没有放弃与明朝朝贡的可能，甚至可以说，由于其拥有英宗作为人质，这位瓦剌首领还试图以之要挟明朝，增加明蒙朝贡次数。
然而，这样的企图依旧落空。土木之变中，明朝三大营覆灭殆尽，但是明朝朝廷却也因此定下了对蒙古更为明确的外交政策。面对蒙古来使，明朝以近乎于蛮横的态度一杀了之，有些使臣甚至还来不及行至京师就被边廷武臣所杀。
“后十一月十一日,遇圣节。有也先亲来与爷爷上寿,进黄蟒龙貂鼠皮袄,杀马做筵席,计议差人讨使臣。……后差使臣计安、苏斌等赴京奏讨使臣。到宣府地方,尽行杀了……后又差使臣张能等来京取讨使臣,不回”(《正统临戎录》)。
这种强硬的对蒙政策，其实事出有因。对于明廷来说，英宗北狩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尴尬问题，虽然在其北狩之后不久，明朝就选择拥立朱祁钰继位，并遥奉朱祁镇为太上皇，但是其身份的敏感性很容易再次引发朝廷争端，而
此时刚刚稳固下来的朝堂，无疑已经不允许再一次动荡的出现。这种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对于瓦剌的种种要求，明廷只有不闻不问才是最好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并非事态全貌，在明蒙关系最为恶化的时刻，明朝依旧零星的派遣使臣出使瓦剌，季铎、岳谦、李实、乃至后来迎会英宗的杨善皆是这一时期明蒙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员。然而出于上述考虑，这些人并不代表大明朝廷与蒙古和谈，就连杨善本人的出使也是其主动请缨、自出家财而为之的。
紫荆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使臣自然无法为也先等人带来他们所希求的赎金或者物资。这种局面的形成，使得英宗俘虏地位变得更加鸡肋起来，对于瓦剌来说，这位明朝“太上皇”，既不能为他们带来物资补给乃至种种必需的补给，同时也成为了明蒙之间无法和谈的关键。
四、结语
对于瓦剌来说，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是一件意外。然而在英宗被俘期间，他虽然试图利用英宗为其牟利，但是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被俘虏的英宗都难以为其带来更大的利益。
因此，在北京之战中屡屡受挫的也先太师，开始逐渐审视英宗去留的利弊。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蒙古，已经不是十三世纪初期那个驰骋草原的蒙古帝国，对于此时的蒙古各部来说，他们最大的利益，来源于与中原王朝的贸易而非战争，这种心态甚至可以从一些史料中窥见一二，当也先决意送还英宗之时，其部下族人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喜悦之情：
“彼处虏人举皆喜悦,夹道讴歌。沿途乳酪劝臣等饮之,咸愿和好。盖用人马多病死”。
可见，此时的瓦剌部乃至蒙古诸部，都已经明白，因为英宗的存在，明朝难以与蒙古以和平态势保持交流，相反，送还英宗既可以释放善意，同时也能缓解因土木之变造成的明蒙绝贡。
相比之下，一些文章中对于英宗人格魅力和使臣杨善辩才的种种推崇，反而只能是整个事态发展的细枝末节。历史，在大多数时候其实本无传奇可言。
参考文献：
1、《正统临戎录》
2、《明实录》
3、《明史》
4、《从明英宗被俘至归京看也先》
5、《永乐至宣德的政策失误与“土木之变”》
閱讀更多 史海沉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