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知青巫方安:初心激荡的燃情岁月

“阿依啊,阿依啊(巫方安),你可算回来了。阿果(孙传琪)都不在了……”

  “我回来看你们了,我回来看你们了……”

  2019年5月11日,昭觉县南坪乡,两位老人紧紧相拥、高声呼喊。

  74岁的巫方安拍着村民马海木呷遗孀的背,泪如雨下。她说,“56年前,你刚嫁到南坪。如今,你也是老阿妈了。”

  同样70多岁的“老阿妈”搂着巫方安的腰,嚎啕大哭。她说,“你们离开南坪50年啦,想你和阿果啊。”

  旁边,55岁的汉呷嫫拉着巫方安的手,“阿依孃孃,你还认得到我不? 我跟你认过字。”

  巫方安泪中带笑,“认得、认得。你9岁那年,我到你们家舂谷子。你力气小,没拉住狗,我被咬了一口。你们家还要给我赔罪。”

  还有更多的人围上来,“阿依孃孃,你就是当年到我们这里插队的‘汉呷’(汉族)啊。我们晓得你,大人些说过你和阿果孃孃。”

  那一天,巫方安心绪难平。56年前,秉持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信念,她和同学孙传琪(阿果)从成都到凉山插队,成为第一批进入彝乡的女知青,被称为“大凉山上姐妹花”。


凉山知青巫方安:初心激荡的燃情岁月

“赤脚医生”巫方安。(本报资料)

  阔别凉山26年,在儿女和老伴的陪同下,巫方安再次回到知青生涯开始的地方。她问起了很多人、回忆了很多事,那些逝去的人和事如此清晰;甘洛、越西、西昌、昭觉,一路行来,她找回了自己的燃情岁月,看见了凉山发展变化,为现在的凉山而激动、欣喜。

  阔别凉山26年,巫方安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几十年的酸菜汤、荞粑粑、煮洋芋。她说,那几天,她哭得背都痛了,也笑得眼泪哗哗。因为,她回家了。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那年,巫方安4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巫方安在党的教育下长大。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巫方安在成都11中读初中。她记忆深刻,成都更美了,自己的家更好了。

  当年10月1日,巫方安穿着白衬衣、黑裤子,套上白裙子,头戴花环、手舞花环,和同学们组成“花环队”,高喊着口号,蹦跳着走过天府广场接受检阅,向新中国10华诞献礼。

  随着脚步的迈进、看着如浪的人群,一直接受爱党爱国教育的巫方安,感情无法控制。走过广场,手中的花环被舞烂,心中的火热却持续爆发。

  这是巫方安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党和新中国的热爱,也更加坚定了长大报效祖国的决心。

  4年后,这种决心具化为“到凉山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行动。

  1963年,巫方安高中毕业。那时,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党指向哪自己就奔向哪的“螺丝钉”精神鼓舞着巫方安。

  “当时,邢燕子、侯隽等优秀知青的故事广为流传,学校也组织一些下乡的知青到校作报告。我和孙传琪等一些同学就向学校申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巫方安回忆道。

  哪里是最艰苦的地方,巫方安不知道。凉山,巫方安更不知道。作出到凉山的决定,源于一次偶然。

  同一年,四川省、成都市青年联合会同时召开会议,在农村接受下乡前培训的巫方安和孙传琪被借到省上召开的会上帮忙。

  一次上下楼时,巫方安遇到时任团省委统战部长、来自凉山喜德的马海木呷。一段楼梯间的对话,彻底改变了巫方安的人生。

  马海木呷:你们要下乡?巫方安:对。

  马海木呷:凉山,少数民族地方敢去不?

  巫方安:敢。那里穷不穷、苦不苦?马海木呷介绍了凉山的情况后,巫方安没有犹豫:好,我就到凉山去。

  急匆匆跑下楼,巫方安找到同学6年的孙传琪,两人商量后,向组织打了到凉山去锻炼的申请。

  谁知,接到申请的马海木呷“反悔”了。他说,两个女娃娃不能去,凉山冷、语言又不通,你们去干嘛。小心狗豹子把你们叼走。

  得知申请不被批准,巫方安急了,从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给马海木呷写信:你那么大个人、还是领导,啷个说话不算话。我们就是要像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上井冈、奔延安、赴太行一样,把青春献给最艰苦的地方。

  巫方安的决心,感动了学校、成都市团委、四川省团委。几经斟酌,她们的申请得到认可。但是,要求自己做通家里的工作。

  一时间,巫方安和孙传琪家里“闹翻了天”。

  “凉山、一听就冷、就苦。你娇生惯养的,不可能过得惯。”巫方安妈妈的话斩钉截铁。

  接过巫方安递来的关于下乡的书,妈妈一把丢出窗外,“不准去。”走在街上,妈妈指着电杆发气,“我女儿不听话。”

  在孙传琪家中,同样的故事不时上演。甚至,孙传琪的妈妈说,你要去,就断绝关系。

  一次次“顶嘴”、一次次表决心、一次次抹眼泪,巫方安和孙传琪的父母终于“投降”。“坚坚决决地去了,就要认认真真干,不要哭兮摆带的回来。”

  “战斗”打赢了,巫方安和孙传琪既有胜利的快乐,也有即将离别的愁绪。

  回忆起1963年,巫方安说,我们不为名、不为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


凉山知青巫方安:初心激荡的燃情岁月

  在越西县和平大队,巫方安和社员们一起,从山上引来山泉水,解决了当地群众吃水、用水难的问题。图为巫方安(中)和彝族社员一起洗衣、交流。(本报资料)


  离开老家奔赴新家

  1963年12月26日,成都汽车站,巫方安和孙传琪带着父母精心准备的行李,含泪和父母告别。

  当时,从成都到昭觉,每月只有3、6、9日有班车。而在离开前的12月25日,是巫方安18岁生日。

  这个生日,家里为她办得比往常热闹。行李已经打包好,即将陪伴刚刚成年的巫方安远赴他乡;饭菜已经上桌,更美味的却是父母的叮嘱。

  是啊,凉山是那样的遥远。昭觉,是那样的陌生。

  在巫方安心里,昭觉是一个大庙子(成都有个昭觉寺)。每天天亮,会敲钟。

  在孙传琪心里,昭觉是个大坝子,有很长的街,街道上有很多卖东西的店铺。

  熟悉昭觉的人却告诉她们,不对,那里一盏路灯全城亮,一碗回锅肉满城香。

  带着好奇、带着猜测,更带着豪情,巫方安和孙传琪离开成都。

  踏上班车,车里大多数乘客是彝族。送她们到昭觉的同志用彝语告诉大家,这两个成都的汉族知识青年女娃娃,要到凉山插队。

  一时间,整个车厢喧闹了起来。彝族乘客纷纷与她们打招呼,向她们报以微笑。

  “那时,真正感觉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第一次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热情和淳朴。”巫方安回忆。

  车到眉山,巫方安和孙传琪大叫:好大的山啊。

  同车的彝族乘客大笑:凉山的山更大。

  路上的3天,吃在一起、笑在一起,巫方安和孙传琪融入了车里的“临时大家庭”,学会了说“卡莎莎”,更加了解了凉山的情况。

  亲如一家的3天,让巫方安和孙传琪更加坚定了信念,要把他乡当故乡,用党教给自己知识去改变大山的模样。


  在最艰苦的地方干

  车到昭觉,巫方安和孙传琪第一眼看到的是烈士纪念塔。

  为纪念解放凉山和在民改中牺牲的烈士而立的塔不高,却庄严肃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至今牢牢镌刻在巫方安的脑海中。

  州里、县里十分关心这两个从成都来的汉族女知青,安排她们住在好一点的地方,留她们过元旦,并开始安排她们的工作。

  “到越西去,那里条件好。”

  “不去,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到竹核去,那里离县城近,还是昭觉的鱼米之乡。”

  “不去,我们要到彝族多的地方去。”拗不过巫方安和孙传琪,她们最终被安排到昭觉县南坪乡南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依洛生产队插队落户。

  离开县城,一辆板板车上拉着巫方安和孙传琪的铺盖、箱子和包包,这是她们全部的家当。

  “怕我们语言不通,州、县团委专门派人护送;怕我们拉不动板板车,就派体委力气大的人帮忙。”巫方安说,热情的让她们感动。

  同样让她们感动的,还有依洛的社员们。你来帮一下,我来帮一下,让巫方安和孙传琪很快融入了当地生活。

  刚到南坪,巫方安和孙传琪住在瓦板房里,下雨漏雨、下雪漏雪,晴朗夜里漏月光。大家伙帮忙搭的汉族灶,两人却不会使用;用锅庄,又点不燃火。更加难受的是,两人都不会彝语,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差异。

  怎么办? 不能打退堂鼓。“我们就是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要把现实照亮”,巫方安和孙传琪下定决心,去学、去干,一定要过生活关、语言关、劳动关。

  生活不习惯,努力去适应。渐渐地,从以前在成都不吃青叶子菜,到掐的油菜尖尖都吃得欢。天冷,不戴从家里带来的手套,和社员们一样光着手打土,磨破了手掌。

  语言不通,努力去交流。社员有了小病,拿出自己的药,一阵比划、相互学习。渐渐地,彝族日常用语张口就来。直到后来,自己有了彝族名字,更能流利用彝语交谈。

  农活不会做,努力去学习。看到男社员进城挑粪,巫方安动了心思,我也可以挑啊。于是,在村民、在昭觉县城人民好奇的眼光中,戴着眼镜、身材瘦弱的巫方安挑着粪桶,从小心翼翼到大步前进,从熟悉厕所开始,走遍了昭觉的每一个单位。时间一久,她可以边走路边换肩,挑着担子走一公里都不歇气。

  巫方安曾经这样深情地记录:我们在彝族社员的帮助下,学会了一些基本农活技能,懂得了一些基本农业生产知识。现在,我们会挖土、背肥、挑粪、种黄豆,还学会了扯秧、插秧。劳动,一开始并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但当我们看到亲手插下的秧子开始抽穗、看到亲手种下的苞谷长得又粗又大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每当想到凉山将因我们一锄一犁的劳动而逐渐变化时,我们又是多么自豪啊!

  在南坪的6年时间,巫方安和孙传琪没有忘记来时的誓言。在艰苦的地方锻炼,在广阔的农村学习,尽自己的所能为社员服务。她们,用青春点亮了那段激情岁月。

  巫方安记得,2019年回凉山时,那位和自己抱头痛哭的“老阿妈”刚刚嫁到南坪,年轻漂亮。她们一起上工、一起回家。你学说汉话,我学说彝语,结下了深厚友谊。

  巫方安记得,背土粪时,背箩里的羊粪如果装得太满,双膝跪地又手揪着草茎站起来时,热突突的羊粪蛋顺着领口撒进背心里;来到地头放下背箩,羊粪和着汗水,膏药般贴在背心上。

  巫方安记得,社员给她取彝族名字时,眼中流露出的温情;记得路过社员家门,那一句句“阿依,下工啦”“阿依,来坐一下”的招呼;记得自己带着生产队的孩子认字时,那一声声回荡在山间的童声。

  6年时间,从“城里娃”变成“彝家女”,巫方安和孙传琪深深爱上了当时尽管还贫穷的大凉山,爱上了社里和城里的“好亲戚”。


凉山知青巫方安:初心激荡的燃情岁月

  有了水,和平大队第一次种上了24亩水田。图为巫方安(左一)和社员一起下田栽秧。(本报资料)


  从一个彝族大队再到另一个彝族大队

  1969年12月,巫方安离开昭觉南坪,前往越西县插队落户。

  在越西等待她的,是在挑粪时认识、苦恋了5年、为了看她可以露宿山野、同样是成都知青的胡志学。

  “在南坪,我从彝族社员身上汲取了许多营养,我更不能忘记到彝区去的初衷。他们对我那样好,到越西去,我也要到彝族大队去。”离开昭觉前,巫方安和胡志学约定。

  插队落户的地方,很快定了下来。越西县中所公社和平大队——中所公社唯一的彝族大队。

  “当时的领导让我去看一下,我说不去看,是彝族大队就行、是最艰苦的地方就行。”巫方安回忆道。

  两个年轻人,一个从南坪前往和平,一个从水观音中学调往和平小学。

  回成都完婚后,巫方安和胡志学两个年轻人并肩回到越西。生活的轨迹在另一个彝族地区重合,插队的故事开启新的一页。

  由于安排知青居住的房子还堆满了粮食,巫方安和胡志学婚后暂时居住在牛棚边的一间储藏室里。隔墙上,有一个三角形的窗子。隔壁的牛不时探头过来,人与牛之间竟然“相映成趣”。

  几个月后,巫方安和胡志学搬进了知青居住点。房顶,用来堆粮食;正房,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合作医疗室。屋旁,两人搭了个偏房,用来煮饭。

  和平的彝族社员,如同亲人般看待巫方安夫妻。刚到的那年,家里没有喂猪。过年时,一个个社员拿着猪肉,送到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的巫方安手中。

  “他们,对我们太好了。”婚后的两人,把感激之情化作精力,用最大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

  胡志学认真教学,还教会学生唱京剧“临行喝妈一碗酒”。

  巫方安如鱼得水,很快和当地社员打成一片。每天,除了下田干农活,还承担起“赤脚医生”的责任。

  为了能更好为社员看病,巫方安翻烂了三本《赤脚医生手册》;为了让社员养成有病找医生的习惯,她用中草药熬成预防感冒等小病的药汤,摆放在村口。社员走过,每人必须喝一碗,不然不让过。

  “那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我跟着一名专家在会后跑到重庆,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个治疗仪。这东西,管了大用了。”巫方安说起这事,至今沾沾自喜。

  社里的一位母亲,抱着发高烧的孩子找到巫方安,说孩子快不行了。巫方安把孩子留在家里悉心照顾,直至孩子痊愈。如今,这个孩子早已儿孙满堂。

  社里的一名男社员得病后,在县城治疗无果返回大队。巫方安想尽办法,最终使其康复。一天清晨,巫方安发现,这名男社员和其他一些社员正在她家的地里干活。

  看到这些,巫方安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更让她感到幸福的是,大儿子和小女儿相继在和平大队诞生。

  两个孩子都在凌晨出生,发作时,丈夫胡志学摸黑下山找医生,巫方安身边一直陪伴着一位叫阿索尔古阿姆的彝族女社员。

  肚子痛得很时,巫方安把阿索尔古阿姆的衣服都扯烂了。两个孩子,就这样在彝家长大,在这些“阿妈”“阿普”的面前长大。

  从南坪到和平,插队的地点变了,对彝乡、对彝族社员的感情却越发的厚重。巫方安说,想起那些日子,就觉得充实无比。

  幸福的故事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笔。1974年,每年都要写入党申请书的巫方安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刻,巫方安感到身上多出了一种力量。这力量,如此澎湃、如此激昂。“从那时起,我叫共产党员巫方安”。

  力量涌动,推动着巫方安不断前进,在彝家山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983年11月,已经成为知青先进代表、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的巫方安,几经反复,终于同意在组织安排下,离开奋斗14年的和平大队,前往甘洛县任职县政府副县长。

  走的那天,社员们接二连三前来告别。他们甚至派出两个小伙跟随巫方安到甘洛,“如果那里住不惯,你就和他们一起回来。”

  山坡上,胡志学的学生们排成一排,大声唱着胡老师教过的、学生们又改编了的京剧——“临行请喝一碗酒……”

  歌声高亢,经久不息。


  在甘洛的日子

  1983年底,巫方安到了甘洛,她被安排分管计委、经委、科委。科委,大致知道是什么。计委、经委,巫方安一脸茫然。

  是当一名啥也不知道的副县长,还是回到田间种荞子燕麦? 巫方安第一次当了“逃兵”。但是,没过几天,又被“捉”回来了。

  巫方安,这次没有逃跑。她决定,不会,就在干中学。

  跟着有经验的下属,巫方安跑乡镇、跑企业,一点点学,一点点琢磨。

  甘洛有矿,但只能卖矿石。巫方安和同事外出学习后,县里办起了冶炼厂。熊熊炉火,让甘洛县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

  当地有一个说法,不能让女同志下矿洞。巫方安说,“我不下,怎么检查安全工作。”戴上安全帽,她走在最前面。

  有人送礼,她拍桌而起,“拿回去,不然我就交给县委。”

  到1993年,经过了10年,巫方安从农民成长为合格的县领导。

  1993年11月,巫方安离开凉山回到成都,就职于成都市总工会。

  从1963年到1993年,从18岁到48岁,对于巫方安来说,整整30年,凉山是家乡。


凉山知青巫方安:初心激荡的燃情岁月

  11月23日,巫方安在成都家中。本报记者 冷文浩 摄


  结语

  2019年11月23日,成都的一个小区门前,我们看着巫方安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走近后,她说,家乡人来了。

  进入房间,略显微胖、戴着眼镜的巫方安静静坐在窗前。阳光散落,斑驳着房和她。5个多小时采访,巫方安时而大笑、时而含泪。

  “我之所以很久没有再回凉山,是因为我想陪伴生病的母亲,陪伴长大的孙儿。30年很少回家,我欠他们的太多。”巫方安说,凉山是自己始终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以前做的事情很平凡,但党和人民给予我极大的荣誉。现在退休了,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不退休、共产党员这个称呼不能变色。我还要像一颗沙子,为建设伟大祖国、为民族复兴、为人民幸福贡献余热。”

  离开时,巫方安说,我希望凉山越来越好,希望再回凉山时,看到和平大队用水难问题彻底解决。那时候,我将终身无憾。

来源|凉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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