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前方有雷區，我們的步兵也會毫不猶豫地直接通過，就當它不存在。”——朱可夫
歷史人物難免會遭受非議，就連公認的人類歷史上戰績最卓著的蘇軍名將朱可夫，在1958年被迫退休時，也有一大群昔日的同僚落井下石，其中跳得最歡的莫過於葉廖緬科——這位功勳與軍事才華都算中規中矩的元帥，居然也高調質疑朱可夫能力平平，完全是被捧出來的：“他的作戰藝術就是必須要有敵人5到6倍的兵力，否則他就不會著手進行戰鬥。沒有人數上的優勢，他根本就不會打仗，他如今的顯赫地位是用無數戰士的鮮血換來的。”
葉廖緬科所說的話，往往被視為二戰中蘇軍最大的癥結之一；站在道德制高點、手握“人道主義”的西方國家也喜歡抨擊這一點，而在諸多蘇軍高級將領中，朱可夫尤甚。無論是1942年的勒熱夫戰役還是勝利前夕的塞洛高地戰役，朱可夫式的指揮軍讓蘇軍蒙受了巨大的額外損失，前者甚至還丟掉了勝利，它們也被視為這位功勳卓著的蘇軍元帥戎馬生涯中的敗筆。那麼，我們該如何評價這種情況呢？實際上，縱觀整個二戰史，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或許以犧牲換取勝利真實存在，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咱們不妨從頭說起。
早在20世紀20年代，也就是蘇俄內戰剛剛打完那會兒，一批富有遠見的蘇軍將領和軍事理論家、戰略家們便提出要組建坦克部隊。雖然後來由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親自拍板，批准了這一提議，但這個過程是想當殘酷的。以圖哈切夫斯基、烏博列維奇為代表的一批能夠把握時局的年輕將領甚至因此遭到了布瓊尼、伏羅希洛夫等老帥的圍剿。因此，當蘇軍最初的兩個坦克團終於建立起來時，圖哈切夫斯基親自挑出兩名年輕軍官擔任兩個團的指揮員，他們便是朱可夫和大名鼎鼎的巴甫洛夫。
值得一提的是，當蘇軍坐擁超過1萬個裝甲單位，而高層於1932年決定組建坦克軍、以大規模的裝甲集群來為“大縱深”作戰理論進一步做支撐時，當時的德國甚至還沒有一個完整的坦克師。在這一基礎上，蘇軍進一步提出了更加宏偉的戰略構想——組建擁有超過1000輛坦克的超級機械化兵團。在那個年代，這樣的想法只能用“瘋狂”來形容。
由此我們完全可以打破幾個常規偏見：其一，蘇德戰爭初期的蘇軍雖然表現差，但其裝備水平絕不落後，硬件條件堪稱卓越；其二，蘇軍軍官整體素質是差，但縱向來看，蘇軍當時只是無人可用，其戰略戰術水平也沒有差到無藥可救的程度。就拿德軍引以為傲的“閃電戰”來說，其實早在德軍入侵波蘭以前，蘇軍就多次使用在諾門罕戰場上了。
這個大背景十分複雜，說起來很佔篇幅，但朱可夫卻一直站在這個歷史大漩渦的中心，他把所有問題都看得清清楚楚。站在如今的角度來看，二戰恐怕是整個人類戰爭史上對於戰略戰術理念、武器裝備更新換代最快的時期之一了，當朱可夫被委以重任後，他卻又一次將步兵和炮兵擺在了主角的位置，雖然他也能嫻熟使用裝甲部隊，但比起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羅特米斯特洛夫這些名聲響噹噹的裝甲兵指揮官，一早就接觸了坦克的朱可夫似乎並不以操作裝甲部隊而聞名，這又是為啥呢？
正如咱們之前所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蘇軍一早就計劃構建規模大得可怕的坦克兵團，而在蘇德戰爭爆發時，蘇軍坦克部隊的賬面實力也足夠駭人，但戰爭開打後，蘇軍迎來的卻是兵敗如山倒的窘境；德軍總能“以小博大”，甚至以數倍的劣勢擊潰擁有大量坦克的蘇軍部隊，當然了，咱們都知道這是蘇軍軍官整體素質不夠給力，但它卻給不少蘇聯高層一個錯覺：坦克部隊看起來光鮮，打起仗卻像紙糊的，這哪兒有步兵甚至是騎兵好用？
不敢說這種觀點對朱可夫起了多少影響，但他卻是最積極的實踐者之一。早在1941年7月中旬爆發的葉利尼亞戰役中，朱可夫不但率部挫傷了德軍的銳氣，甚至還發起強有力反擊，最終令德軍陣亡4.5萬人，受傷和失蹤人數難以計數。朱可夫依靠的正是集中大量步兵和炮兵部隊，對德軍機動部隊運轉中出現的薄弱環節發起致命突襲，而坦克在這一過程中充當“配角”。
此役過後，朱可夫漸漸形成了具有其特殊風格的指揮方式，即集中大量步兵、炮兵，構建穩固堅實的防禦體系，抓住敵人弱點往死裡打，或是集中優勢兵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地嘗試突破對方命門。這種戰法很容易造成兩種後果：其一，為了儘可能增大勝算，朱可夫對兵力的要求是“多多益善”；其二，把步兵和炮兵當成主角，自然不如坦克跑得快。因此，相對於德軍而言，蘇軍的攻防是相對靜態的，進攻還好說，蘇軍必須要儘量避免任何目的的後撤，以免給靈活機動的敵軍部隊提供破綻，以致全線潰敗。
這一點不難佐證，朱可夫生涯中有濃墨重彩的一道命令，那便是部隊不準後撤。就拿莫斯科保衛戰來說，羅科索夫斯基的部隊遭到德軍優勢兵力進攻，形式十分緊張，隨時都有被擊穿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甚至已批准羅科索夫斯基作“適當的後退”，然而當朱可夫得知後立馬給對方發電報，十分不客氣地說：“我才是西方面軍的司令，我撤銷關於把部隊撤到伊斯特拉水庫一帶的命令，我要求部隊原地堅守，一步也不準後退！”有趣的是，後來朱可夫也曾試圖把自己的指揮部往後撤若干公里，斯大林則表示：你要敢後撤哪怕是1公里，我就親自頂上去。當然了，朱可夫越俎代庖的做法自然會引起上司不滿，庫爾斯克戰役中，他也曾下達了相同命令，戰後被最高統帥部批評為“拿破崙主義”。
除此之外，在1942年底的“火星行動”中，當部隊進攻受挫時，朱可夫也是毫不猶豫地命令各部不準後退，同時投入更多的兵力參與進攻。在這種相當粗暴的戰法下，蘇軍在佔據兵力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付出了數十萬人的慘痛代價，卻依舊未能帶走勝利。總而言之，類似的狀況並不在少數，也正是它們，使得朱可夫在軍事才華上的權威受到了一定的打擊。
其實客觀地講，朱可夫對部隊人數的依賴、在某些細微操作上缺乏技巧與考慮，這些不足確實存在，但總體來說，在蘇軍將領們大多玩不慣坦克、難以操縱這些“新玩意兒”同敵人正面抗衡，同時戰局岌岌可危、蘇聯對勝利極為渴求的情況下，朱可夫式的戰法的確給蘇軍帶來了寶貴的指導與最需要的東西。“朱可夫式指揮”的影響很快波及其他部隊，甚至一度成為蘇軍招牌，這種狀況的出現其實並不難理解；而朱可夫總是不顧一切地禁止部隊後退一步，這並不是他想逞英雄裝硬漢，而是其戰法的需要。
朱可夫受戰局需要所困，他或許並非不懂得尊重和體恤士兵，他曾不止一次地發出感慨：“士兵面對敵人的槍彈站起身子衝鋒是多麼的偉大！”而在手記的扉頁，朱可夫寫道：“謹以此書獻給蘇聯戰士。”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咱們在文章最開頭引用的朱可夫的那句“名言”，如今往往被視為蘇軍高層不體恤士兵的證據，實際上，直接衝過雷區其實並不是二戰中蘇軍的專利。在局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讓工兵掃雷不但極大拖緩節奏，還很容易暴露戰略戰術企圖。即便不讓步兵去以身探雷，各國部隊也會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甚至不惜報廢幾輛坦克開路。而到了戰爭中後期，蘇軍往往會在發現雷區後，對整片區域進行火炮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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