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前方有雷区，我们的步兵也会毫不犹豫地直接通过，就当它不存在。”——朱可夫
历史人物难免会遭受非议，就连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战绩最卓著的苏军名将朱可夫，在1958年被迫退休时，也有一大群昔日的同僚落井下石，其中跳得最欢的莫过于叶廖缅科——这位功勋与军事才华都算中规中矩的元帅，居然也高调质疑朱可夫能力平平，完全是被捧出来的：“他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敌人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的显赫地位是用无数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叶廖缅科所说的话，往往被视为二战中苏军最大的症结之一；站在道德制高点、手握“人道主义”的西方国家也喜欢抨击这一点，而在诸多苏军高级将领中，朱可夫尤甚。无论是1942年的勒热夫战役还是胜利前夕的塞洛高地战役，朱可夫式的指挥军让苏军蒙受了巨大的额外损失，前者甚至还丢掉了胜利，它们也被视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苏军元帅戎马生涯中的败笔。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情况呢？实际上，纵观整个二战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以牺牲换取胜利真实存在，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咱们不妨从头说起。
早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苏俄内战刚刚打完那会儿，一批富有远见的苏军将领和军事理论家、战略家们便提出要组建坦克部队。虽然后来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拍板，批准了这一提议，但这个过程是想当残酷的。以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为代表的一批能够把握时局的年轻将领甚至因此遭到了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等老帅的围剿。因此，当苏军最初的两个坦克团终于建立起来时，图哈切夫斯基亲自挑出两名年轻军官担任两个团的指挥员，他们便是朱可夫和大名鼎鼎的巴甫洛夫。
值得一提的是，当苏军坐拥超过1万个装甲单位，而高层于1932年决定组建坦克军、以大规模的装甲集群来为“大纵深”作战理论进一步做支撑时，当时的德国甚至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坦克师。在这一基础上，苏军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宏伟的战略构想——组建拥有超过1000辆坦克的超级机械化兵团。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打破几个常规偏见：其一，苏德战争初期的苏军虽然表现差，但其装备水平绝不落后，硬件条件堪称卓越；其二，苏军军官整体素质是差，但纵向来看，苏军当时只是无人可用，其战略战术水平也没有差到无药可救的程度。就拿德军引以为傲的“闪电战”来说，其实早在德军入侵波兰以前，苏军就多次使用在诺门罕战场上了。
这个大背景十分复杂，说起来很占篇幅，但朱可夫却一直站在这个历史大漩涡的中心，他把所有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站在如今的角度来看，二战恐怕是整个人类战争史上对于战略战术理念、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最快的时期之一了，当朱可夫被委以重任后，他却又一次将步兵和炮兵摆在了主角的位置，虽然他也能娴熟使用装甲部队，但比起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罗特米斯特洛夫这些名声响当当的装甲兵指挥官，一早就接触了坦克的朱可夫似乎并不以操作装甲部队而闻名，这又是为啥呢？
正如咱们之前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苏军一早就计划构建规模大得可怕的坦克兵团，而在苏德战争爆发时，苏军坦克部队的账面实力也足够骇人，但战争开打后，苏军迎来的却是兵败如山倒的窘境；德军总能“以小博大”，甚至以数倍的劣势击溃拥有大量坦克的苏军部队，当然了，咱们都知道这是苏军军官整体素质不够给力，但它却给不少苏联高层一个错觉：坦克部队看起来光鲜，打起仗却像纸糊的，这哪儿有步兵甚至是骑兵好用？
不敢说这种观点对朱可夫起了多少影响，但他却是最积极的实践者之一。早在1941年7月中旬爆发的叶利尼亚战役中，朱可夫不但率部挫伤了德军的锐气，甚至还发起强有力反击，最终令德军阵亡4.5万人，受伤和失踪人数难以计数。朱可夫依靠的正是集中大量步兵和炮兵部队，对德军机动部队运转中出现的薄弱环节发起致命突袭，而坦克在这一过程中充当“配角”。
此役过后，朱可夫渐渐形成了具有其特殊风格的指挥方式，即集中大量步兵、炮兵，构建稳固坚实的防御体系，抓住敌人弱点往死里打，或是集中优势兵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尝试突破对方命门。这种战法很容易造成两种后果：其一，为了尽可能增大胜算，朱可夫对兵力的要求是“多多益善”；其二，把步兵和炮兵当成主角，自然不如坦克跑得快。因此，相对于德军而言，苏军的攻防是相对静态的，进攻还好说，苏军必须要尽量避免任何目的的后撤，以免给灵活机动的敌军部队提供破绽，以致全线溃败。
这一点不难佐证，朱可夫生涯中有浓墨重彩的一道命令，那便是部队不准后撤。就拿莫斯科保卫战来说，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遭到德军优势兵力进攻，形式十分紧张，随时都有被击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甚至已批准罗科索夫斯基作“适当的后退”，然而当朱可夫得知后立马给对方发电报，十分不客气地说：“我才是西方面军的司令，我撤销关于把部队撤到伊斯特拉水库一带的命令，我要求部队原地坚守，一步也不准后退！”有趣的是，后来朱可夫也曾试图把自己的指挥部往后撤若干公里，斯大林则表示：你要敢后撤哪怕是1公里，我就亲自顶上去。当然了，朱可夫越俎代庖的做法自然会引起上司不满，库尔斯克战役中，他也曾下达了相同命令，战后被最高统帅部批评为“拿破仑主义”。
除此之外，在1942年底的“火星行动”中，当部队进攻受挫时，朱可夫也是毫不犹豫地命令各部不准后退，同时投入更多的兵力参与进攻。在这种相当粗暴的战法下，苏军在占据兵力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付出了数十万人的惨痛代价，却依旧未能带走胜利。总而言之，类似的状况并不在少数，也正是它们，使得朱可夫在军事才华上的权威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其实客观地讲，朱可夫对部队人数的依赖、在某些细微操作上缺乏技巧与考虑，这些不足确实存在，但总体来说，在苏军将领们大多玩不惯坦克、难以操纵这些“新玩意儿”同敌人正面抗衡，同时战局岌岌可危、苏联对胜利极为渴求的情况下，朱可夫式的战法的确给苏军带来了宝贵的指导与最需要的东西。“朱可夫式指挥”的影响很快波及其他部队，甚至一度成为苏军招牌，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并不难理解；而朱可夫总是不顾一切地禁止部队后退一步，这并不是他想逞英雄装硬汉，而是其战法的需要。
朱可夫受战局需要所困，他或许并非不懂得尊重和体恤士兵，他曾不止一次地发出感慨：“士兵面对敌人的枪弹站起身子冲锋是多么的伟大！”而在手记的扉页，朱可夫写道：“谨以此书献给苏联战士。”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在文章最开头引用的朱可夫的那句“名言”，如今往往被视为苏军高层不体恤士兵的证据，实际上，直接冲过雷区其实并不是二战中苏军的专利。在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让工兵扫雷不但极大拖缓节奏，还很容易暴露战略战术企图。即便不让步兵去以身探雷，各国部队也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甚至不惜报废几辆坦克开路。而到了战争中后期，苏军往往会在发现雷区后，对整片区域进行火炮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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