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人把到饭馆吃饭称为“下馆子”。那个年代下馆子的人可不多，一般老百姓哪个没事会花钱去饭馆吃饭？那时，下馆子、泡澡、听戏是很奢侈的事情，尤以下馆子为甚。人们普遍认为：下馆子的要么是有身份的人，要么是二流子懒汉。那时，身上虽有几个零花钱，但是父母严禁我下馆子。一是舍不得花钱，二是怕我养成骄奢的习惯。
记得那时的饭馆，只要一推门进去，味道扑鼻。各类酒味儿、熟肉味儿，还有一股甜不索索非常暧昧的味儿。反正是各种让你流哈喇子的味儿全混在了一起了，比家里过年请客那味儿浓郁一百倍。
下馆子就是去“解馋”。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同学拉我去吃凉面，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凉面了：雪白的面条、整齐新鲜的黄瓜丝、水萝卜丝，香香的白芝麻、土黄色的芝麻酱。尤其是它的汤，味道调得正好。这样一碗配料简单却风味十足的凉面是我难忘的经历。还有一次，放了学，堂兄偷偷地带着我去吃荞面碗坨，……哇哇哇……太美味了，一辈子也忘不了……
记得那时旧城大南街有一家卖素炒饼的，半斤粮票两毛钱。一口大锅，厨子拿把铁锹炒，堪称一景。而顾客则是交了钱发个带数字的纸牌，跟医院看病一样围在四周等着叫号。记得当时有句话很流行：你看那个圪泡瘦的就跟他妈的素炒饼似的！
那时的呼和浩特没有几家饭馆，最出名的就数麦香村，其次就是市毛十字路口的二食堂了。那时的二食堂与现在的机关食堂差不多，没有现在的饭店那么豪华、那么排场，仅有几张方桌和几条长凳。大部分就餐者都是站着吃饭，根本没有雅间一说。二食堂是买票就餐，都是家常饭。最具特色的是馅饼、家常饼、过油肉、滑溜里脊、葱爆羊。那里的炸羊尾，现在想起来还口生津液。小时的味蕾太好使了，现在就是吃金吞银也没感觉了。
二食堂的大米饭不是在锅里煮的，是用大海碗蒸的，两碗饭对合，就是一个饭球球。那里的散装啤酒、满身油腻的大师傅，虽然历经几十年仍记忆清晰。
那时，吃一顿饭也就几毛钱，一块多就是好菜了，很奢侈了。到饭馆吃饭，粮票是必需的，没有粮票即使你有大把的钞票也吃不上一口米饭、一碗面条。
由于贫穷，我就连看书也往往对其中有关吃的情节情有独钟。就说四部古典名著吧，我最偏爱的是《水浒》，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书中有许多关于吃的场面的描写。每当读到“烫几壶好酒，切几斤上好的牛肉”，或“肥鸡嫩鹅，各色菜蔬、时鲜果子”的描写时，便禁不住垂涎。其实《红楼梦》中对吃的描写更精细、也更讲究。但由于大观园中的小姐们吃得过于文雅，不如《水浒》中的好汉们吃得痛快，故一直对我的吸引力不大。
除了凉面和荞面碗坨，我还有过两次下馆子的经历。依稀记得，在国庆十周年那天，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三口人来到旧城一个极其狭小的饭店。那个饭店只有四张空空的桌子，我们吃的是二合面的发糕，一大盆炖海菜，总共化去三角五分钱。那次和家人下馆子，我吃的特别兴奋。我对父亲说：“国庆真好，爸爸，咱们明年国庆还来这里吃饭！”看着贪吃的我，父亲的脸上露出苦涩的微笑。
1962年，我才13岁。那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年代，姥姥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已病入膏肓。就在她快要挺不住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块钱，让我上二食堂给姥姥端碗阳春面。我揣着这张一元的大票，拎着一个搪瓷缸，急忙跑到二食堂买了碗心仪已久的阳春面，并且狠狠地闻了闻那鲜美的味道。由于是给重病中的姥姥买的，所以，我顾不得过多地体会下馆子的滋味，便匆匆赶回了家。那碗面姥姥只吃了一半，剩下的半碗母亲让我吃了，只记得那面的味道非常好。
到了1963年，我已上初中了，家里的生活条件有了一点点改善。每到父亲或我的生日，母亲就会给我一块钱，让我到二食堂去端一个荤菜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说是下馆子，其实也只是炒上一个菜，回家大家一块吃。每次我都是骑上自行车，拎上当年流行的腰子饭盒，花七毛八分钱，炒一个回锅肉回来。当年的肉菜真的特别特别地香，那滋味，现在回想起还直流口水。
我正襟危坐地在二食堂用餐，是在1964年。一天中午，不知是什么缘故，母亲领我去二食堂吃午饭。那天母亲买了一碗米饭一个菜让我一个人吃，也许是不太饿，我吃的很慢。记得当时饭馆里有许多和我一样大的小乞丐，其中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就坐在我对面吃一碗剩饭。母亲看了有点不忍心，将我碗里的饭拨了一半给他，还给他夹了点菜。我看着这个孩子以惊人的速度狼吞虎咽，但边吃边拿眼睛盯着我看。母亲催促我快吃，但我始终没有吃完这碗饭。之前，我不会相信有这么穷的人，也不相信一个孩子可以饿到那样的程度。时隔多年，我仍然难以忘却那双直勾勾盯着我看的眼睛。
有时，二食堂还卖一种“折澄”。所谓“折澄”就是把所有的剩菜倒在一起烩一下，然后按碗卖出，价格当然便宜。有人说里面还有客人吃剩的菜，我认为不多。因为按当时人们的贫困程度，哪里舍得把菜剩下？多半是食堂大灶上的剩菜。“折澄”我吃过，记得很好吃，偶尔还能找出肉片或丸子来。味道有点酸，有时还有酒味。要是搁在眼下，打死我也咽不下去。
为了翻身不忘本，二食堂还曾推出了二两粮票三分钱一个的玉米面窝头，一举填补了先前粗粮不上餐馆的空白。
文革前，呼市的饭馆都是先上菜，吃完再付钱。文革来了，行规改成了“先付钱，再服务”。服务员只剩下收钱开票的业务。为了体现革命同志人人平等，文革最鼎盛的时期，饭馆不再为顾客提供任何服务。饭菜要顾客自己去端，吃完后碗筷顾客要自行送回厨房。为了避免就餐者沾染上资产阶级的坏习气，有一个阶段甚至鼓励顾客自己清洗碗筷。每天第一批顾客进入饭馆和商店，还要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唱红歌，共同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副统帅永远健康。
那时下馆子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服务员不管带座。人多时，顾客端出饭菜来还要自己四下踅摸座位。瞅准快吃完的人，就把饭菜放在他的桌边，站着等候他离去。此时吃客和候客都不自在。
为了时刻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店内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律在胸前佩戴黑布条挂牌上岗；为严防阶级敌人投毒，店内的四类分子严禁参与食品制做和售货，他们只能干些刷洗杯盘碗筷和打扫卫生的工作。
那时的饭店都是国营的，服务员都是“劳动人民”，餐馆是不敢随便辞退“劳动人民”的。这就导致了那时的饭馆服务员，服务态度极差。经常因服务问题及饭菜质量问题与顾客发生口角，严重时甚至会打骂顾客。以至于连百年老字号“麦香村”都不得不在墙上贴出“严禁殴打顾客”的警示语。
说句实话，直到我离开呼市到包头上班，也没有在二食堂正而八经地吃过一顿饭。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有时在梦里还能见到那个早已不复存在了的“二食堂”。
直到2003年，父母亲都快八十高龄了。我让儿子开车，把他们拉到麦香村，才算正经地下了一回馆子，不过那时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行了。父母亲坐在高背椅上，用精美的茶具饮茶。我观察他们头上的缕缕银丝、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内心突然感到一丝痛楚，含辛茹苦的父母都已风烛残年了。
改革开放，餐馆、酒店、大排档、路边店遍地开花。仿佛一夜间把人们的腰包装满了，又一夜间把国人的胃口调高了。过去，老百姓下馆子是新鲜事，现在去饭店吃饭已是寻常事。来个亲朋好友，谁还在家做？都去下馆子。吃完就走，也不用收拾，省事，毕竟咱不差钱。
不仅如此，如今下馆子的环境也变了。不再是坐在普通餐馆的方桌旁，而是入坐在各类酒店装修各异、精美豪华的包厢里。下馆子的标准和档次也变了，不再是“回锅肉”“鱼香肉丝”“过油肉土豆片”，满桌菜肴皆是生猛海鲜、珍禽野味。就连呼和浩特这个边塞之城，五湖四海的风味饮食应有尽有：四川的辣、上海的甜、广东的鲜、韩国的酸。人们尝遍了山珍尝海味，吃腻了荤腥吃野菜，变换着的口味如同变幻着的花花世界。虽然免不了地沟油、注水肉、农药，然而中国人只要不再饥饿，幸福感就充盈大脑。
遗憾的是，虽然食物丰盈了，老夫却胃纳不佳了，常常面对满桌的美馔佳肴没有食欲。每每想起那些早已作古的先辈，和自己童年的不堪岁月，就会不胜唏嘘。
后记：
归化城人吃饭的地方，不都叫饭馆，低端的叫饭铺。饭铺有门脸儿，但没过道，进门就是桌子凳子，有的连前后厨都不分，烟熏火燎都看得见。对主顾的照应也简单实在，一般都是当家的掌勺，自家人伺候。
再好点的就叫饭馆了。饭馆地方大，分前后厨。装修和陈设，也比饭铺要高一个档次。窗明几淨，桌椅完善，茶酒齐备，饭菜周全。但一般的饭馆只设厅堂，没有雅间。
归化城最高档吃饭地方叫饭庄。饭庄又叫酒楼，往往前厅后院，楼上楼下，雅座高间儿，颇有些侯门似海的气派。饭庄有名厨名菜，包办宴会酒席。环境优雅阔绰，招待讲究大气。茶房个个五官端正、精明干练、谈吐大方、照应周全。上菜时手托硬木雕花的大抢盘，先凉后热，一次到位。菜齐饭齐，茶房一律外边听候，绝不干扰。归化城的大饭庄，一般人家吃不起。
为何上餐厅吃饭叫下馆子呢？据专家考证，“上饭庄”着眼于饭馆的高端大气与食客的雍容华贵、不怒自威；“下馆子”则着眼于饭馆陈设的粗鄙与食客的鱼龙混杂。今天的物质条件使得上与下所承载的意义弱化，即便赴旋转餐厅、云天酒楼，也一律称作下馆子了。
文中提到的“二食堂”，充其量算作饭馆，因此只能下不能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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