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传奇的ACM大赛“总教头”，他为亚洲首次夺得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全球总决赛冠军，并首次将总决赛引入亚洲，带领学生数次摘金，其中三次冠军两次亚军；
这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他建立的交大ACM班已与清华姚班成为一南一北两大人工智能“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学术新星、创业新星不可胜数，其中创立的企业估值合计已达数百亿元，部分企业已成为行业独角兽；
这也是一位教育模式革新者，面对国内的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空白，他创立了向社会开放的伯禹教育，让大学校园外的求知者也能享受到超一流师资……
俞勇有着多重荣誉、多重身份，但剥离层层光环，或许最贴合他的描述，是一位深爱学生的教育家。无数学生毕业后忆及大学时光，都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俞老师教诲给他们带来的改变，称其“把蒙尘的明珠擦亮”。当笔者走进位于交大逸夫科技楼四楼的办公室时，正遇到在美深造的毕业生回校与俞勇挥手道别；当笔者走出办公室，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向一个会议，孜孜不倦的付出为他赢得了学子的敬爱。
“金牌教头”看ACM大赛：比赛的本质是合作
2002年上海交大夺得ACM大赛冠军（林晨曦前排左一，俞勇后排右一）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以下简称ACM大赛），被视为计算机界的奥林匹克，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世界一流名校均长期参与赛事角逐。如今，ACM大赛已成为一项广受国内高校重视、参与人数众多的赛事。
然而在它刚刚进入中国大陆时，ACM大赛仅是一项学生在无组织情况下自发参与的比赛，整个亚洲都未诞生过前三名队伍。俞勇率队夺冠，意味着从0到1的突破，这需要的不仅是队员自身的编程能力，也不仅是组织、训练的能力，拥有发现突破口的慧眼或许更为重要。俞勇当初为何要以ACM大赛作为教育的切入点？
实际上，ACM大赛重点考察的能力与国内学生普遍急需训练的能力恰好耦合。大赛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每队由三名队员组成，强调队员之间的默契，并不是三名个人能力顶尖的队员在一起就能取得胜利，队友必须不断地磨合、不断地训练，才能发挥出最高水平。而这一代中国学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再加上交大以理工科为主，这导致学生们往往不擅长于沟通交流与合作。这正是参赛学生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这也恰与俞勇的教育理念暗合。他认为，社会需要的人的素养，不仅包括个人硬实力，还有团结合作沟通能力、观察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等一系列能力。在选拔时，俞勇看重的不是成绩，而是上述综合能力。“拿到世界冠军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了比赛的本质。团结合作沟通等能力，可以综合地通过这项比赛反映出来。”俞勇笃定地说。
2002年，俞勇率队获得ACM大赛世界冠军。接下来，来自ACM班的队伍又屡创佳绩，在十年内就成为了“三冠王”。
铸人铸魂，“需要金牌为我的教育理念找到空间”
率队在ACM大赛中夺冠，对很多人来说已是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对俞勇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首次夺冠后，俞勇向校方提出，成立ACM班。他认为，“需要金牌为我的教育理念找到空间”。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培养更多的世界冠军。其实我国的学生在世界各个学科竞赛中拿到金牌的很多，但我们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很少。我希望通过获得金牌，证明我们有实力可以培养更高端的人才。我曾经觉得，拿到大赛前三就可以向学校申请按照我的想法来培养学生，没想到一下子拿到了世界冠军。回来后我向学校申请，要进行从培养世界冠军到培养计算机科学家的尝试。”
很多学生报考交大计算机系时，目标本是“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概念，而俞勇却直截了当地把目标定为“培养科学家”。他解释道：“因为我觉得科学家是最高境界的，也是中国最缺少的。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培养出科学家，只是我觉得中国的教育需要改革，我要针对中国的小孩缺少的东西，来进行改变。”
事实证明，高目标的确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我把目标定得很高时，学生在做事时也会把目标定得很高。目标要跳几下才能够到，甚至望尘莫及的目标也是一种目标。这是一种信念，要觉得面前永远有攀不够的山，否则的话你跑到山顶了，就再也没什么追求了。这就是现在高中生一旦考上了大学就没有目标的原因。”俞勇称，用很少精力就能获得的成功不值得提倡，希望学生获得的是经过磨练后才能获得的成绩。甚至有时，学生从成绩中获得的还没有从追求过程的挫折中学到的东西多。
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俞勇开了一门特殊的课程《学子讲坛》，讲课的不是老师而是学生，意在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以及主动发现问题并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讲课内容不是常规的专业内容，可以关于天文地理、人文社科、时事政治、文化体育等。课程成绩也非常规的教师给分，而是学生互评。
这也是学习人工智能必要的思维方式。以往的中国教育重点多是考试，考试有标准答案，所以学生把精力用于解出标准答案，为套路所困，缺乏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而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是不断尝试错误，然后自我迭代，从错误档案中慢慢找出正确的，最终正确率越来越高。只有当学生自身拥有观察社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很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俞勇在教育中的探索创新为他赢得了大量荣誉。作为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勇入选首批“国家高层次特殊人才支持计划”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6项、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标兵”、“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上海市师德标兵”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奖”等荣誉。
学术？就业？创业？晚一点做决定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在一开始就理解俞勇的严格要求。一个具体的“冲突”原因是，学生毕业后，道路选择存在分歧。通常来说，有深造学习和就业两条路，还有少部分人选择创业。对此，俞勇的意见是，至少不要在本科毕业时直接走向社会。这曾经造成了部分学生的不理解，甚至有学生在选择创业时被骂哭。
俞勇的要求并不是让学生永远坐在象牙塔里，更不是反对创业。实际上，他建议学生深造的原因是，大部分学生本科时想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读书是看清楚自己的方式。因此，至少不要在本科毕业时匆忙放弃科研的可能性。
“我赶他们出去读博士，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首先要了解这个世界主流的文化，除中国外还要了解西方文化。去了以后，才能沉下心真正理解主流文化。了解后，你的选择就是有理性的，要做学术也好，要就业创业也好，我都会支持了。如果毕业时，因为没有考英语之类的硬性条件无法出国，于是随波逐流地去找一份工作，就太浪费了。很多学生事后回想起来，也觉得如果没有俞老师逼一把，不会想到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至于为什么要以科研为途径了解世界，俞勇这样解释：“科研对学生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大部分学生不像比尔·盖兹，可以不读完书就能创造微软，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普通人的路是需要读书才能认识到自己。当然，最终作出选择的还是学生自己，我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提醒他们。其实有的学生就算已经创业了，还是会选择再读一个博士。”
另一个原因是中外的教育环境不同。在中国，学生从小一心扑在学习上，对于社会的关注不如欧美学生密切。在选择专业时，中国学生更多地是根据分数选则；而欧美学生通常已经了解了自己的爱好，少一些迷茫，少一些焦虑。欧美国家的学生从小到大十几年都在思考、实践中认识自己，而中国学生把这个过程浓缩在大学四年，难度是更高的。
在俞勇的教导下，多名ACM班毕业生走上学术道路。如，在读博士期间，因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得谷歌博士生奖研金的有商静波、严欣辰、刘爽、王鸿伟、赵卓越；做出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学习系统、模型与算法成果的有陈天奇、李沐、谢其哲、尹茂帆。谷歌博士生奖研金是面向全球的，每年只评选40人左右，ACM班毕业生连续三年（2017、2018、2019）都有入选，2018年入选了3位。黎珍辉、赵爽、钱风、李博、孙晓锐、陈天奇、杨笛一、商静波等教职于哈佛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在国内高校任教的南京大学林冰凯（已晋升教授，并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以及上海交大程帆（获中国信息论学术年会“青年新星奖”）、张伟楠（获阿里达摩院“青橙奖”）。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读书深造的ACM班，还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人工智能企业创业者，如依图科技联合创始人林晨曦、第四范式创始人戴文渊、英语流利说联合创始人胡哲人、触宝科技联合创始人任腾、森亿智能创始人张少典等都是ACM班的学生，其中不乏深造后甚至读博后才创业的学生。可见读书与就业创业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前者还会成为后者的基础。
开创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中国，一南一北有两个班被称作计算机界“黄埔军校”，分别是上海交大ACM班和清华姚班。当中国的学生前往美国求学深造，美国教授也表示，“现在世界上计算机最好的学生在中国，中国最好的学生在两个班级，ACM班和姚班。”
在外界的印象中，这两个顶尖班级颇有几分“王不见王”的意思，都是佼佼者，就难免会暗自较劲。但在俞勇看来，它们关系远非如此。
实际上，姚班的创立曾受到ACM班影响。在2002年，俞勇成立了ACM班，在学生大三暑假到大四上学期期间，第一届学生集体去微软研究室学习，在最终展示成果时，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邀请姚期智与ACM班学生进行座谈。沈向洋对姚期智建议道，清华也可以办一个这样的班级。也许姚期智觉得本科生不一定做得了研究，但这次座谈后姚期智接受了沈向洋的建议后，来年春季姚期智就在清华的一、二年级学生中启动了软件实验班的选拔，该班正是姚班的前身。
2005年10月姚期智（左三）、沈向洋（左二）、俞勇（左一）与ACM班学生座谈
有趣的是，当清华选拔实验班的通知发出时，ACM班的学生看到后不敢告诉俞勇这个消息，担心两班间会有竞争关系。而俞勇得知消息后却不这样认为，他对学生表示: "我们不用害怕，每个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做唯一，不要做第一。第一是与别人竞争得到的，我们要和自己较劲，自己做到极致。”俞勇是带着这样的胸怀来要求自己的，他也希望学生是这样。
迄今为止，ACM班的确走出了和姚班不同的路。姚班的师资力量强，理论功底强，ACM班则是向各方向发展的人才都不少。当2009年教育部开始实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时，交大ACM班的学生已经在外很有影响了。可以说，交大在该领域是开风气之先。
在培养出大量杰出学子后，俞勇原可以谈谈自己的得意门生，但即使笔者追问，俞勇依然有意绕开了具体的学生案例。在他心目中，学生都是优秀的，以某个学生举例，对其他学生而言可能会不公平。这也是“要做唯一不要做第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创立伯禹，优质教育资源普惠社会
2018年，俞勇创立了伯禹教育。此前，俞勇在大学环境中屡获殊荣，为何突然想到要创办一家公司呢?
谈及此，俞勇由衷感叹:“外面的优质教育资源太少了。 ”
曾经俞勇将全部关注放在校内的学生身上，但一次外出报告改变了他的想法。一名交大计算机系的博士生毕业后前往青岛海洋大学任教，力邀俞勇去做一次报告。起先俞勇不想出交大校园，但在几次三番的邀请下，最终应下了这次演讲。没想到，青岛当地学生的热情极大地震撼了俞勇，原定一小时的演讲，讲了两小时学生还在要求俞勇继续。当俞勇回到上海后，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学生通过网络对俞勇提问。经此事，俞勇才切身感受到外界对优质教学资源的渴求，此后，只要他受到邀请又不耽误本职工作，不论是小学、初中、高中、高专、职校还是大学，俞勇都会前去讲课。
从这时开始，在外办学的念头就在俞勇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曾和李开复讨论要不要等到退休后去办学。不过，机会比预期中来得更早。
2018年初，教育部出台“新课标”改革相关政策，要求将人工智能纳入高中课程。然而，中学老师难以承担人工智能教学，大学老师有没有时间为中学生上课，一线师资短缺严重，所以只有靠社会培训学校。俞勇发现，如果在退休后再办学就太晚了，现在正是国家需要的时候。他希望，尽快将优质资源普及给更多的人享用。
下定决心后，俞勇在2018年五月长假的最后一天给交大党委书记姜斯宪发邮件表达了这一愿望。姜斯宪认为，此举是在为交大承担社会责任，学校给予支持。同时，交大校长林忠钦也表达了对俞勇办学的支持，称这是对交大工作的延伸。
2019年9月，俞勇推出了四本面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教材，全面地涵盖了从人脑到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应用、到人工智能技术、到人工智能实践多方面内容，作为祖国70周年献礼。比起以往的教材，这套丛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加鼓励学生自己思考问题。
除了面向青少年外，伯禹教育还面向其他类型人群授课。例如企业有时会对新进员工进行培训，也会对工程师等专业人员进行提升性的培训，政府部门人员也要进行培训，这些市场需求在近年间越来越大。
与校内生教育不同的是，大学生接受的是完整、成体系的培养计划，而面向社会的课程则强调用10-15分钟学到一个知识点。与校内生教育相同的是，伯禹教育的课程同样由ACM班的名师进行授课，师资非常强大。
俞勇认为，人工智能要有最终的实践平台，因此教育有必要得到企业的支持，这样学生才能在平台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俞勇与企业一直有着密切合作，况且他还有不少从事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学生。
最后，俞勇对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考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提出建议：“人工智能是一门会在未来50-100年间持续发展的学科，它不能替代所有行业，但可以把所有行业连接起来，所以是一张蓝图。学生要在蓝图下找到自己的路径，未来的专业道路将会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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