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洛陽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雲臺山，嵇康常常來此撫琴長嘯，與他一道郊遊的有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等六位名士，他們無一例外，名門京師，，因為七人常在竹林山下聚會，人稱“竹林七賢”。
對於他們，竹林彷彿是一片淨土，七賢在此對酒當歌，吟詩作賦，酒酣耳熱之時，或坦胸露背，不拘禮法，竹林七賢的共同愛好是飲酒，酒是最重要的生活特質，史載“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阮籍飲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過喝酒最多的還是劉伶，劉伶一旦飲酒上了興致，會在家中脫衣，放達自樂，登門拜訪的人說他有失體統，劉伶卻說道：“我已天地為房屋，房屋為衣褲，諸位為什麼鑽進我的褲子裡來”，為什麼飲酒之風如此的盛行呢，這裡面既有對生命的強烈留戀，也有對死亡的強烈恐懼。
統治者對於士人首先是拉攏，拉攏不成就只有殺。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和元老司馬懿共同輔政，曹氏與司馬兩大政治集團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馬懿乘曹爽陪曹芳離開洛陽去高平陵掃墓時起兵政變控制了京都，在隨後政治清洗中，前後被殺者多達數千人，天下震動，從此以後司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大權，殘酷政治鬥爭帶來的死亡與恐懼，深深的籠罩著名士階層，一些知識分子有意的避開復雜的政治鬥爭，去到竹林，去韜光養晦。
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代表人物。嵇康為曹魏姻親，取長樂亭公主為妻；山濤則與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軟瑀的兒子。
七賢的出處志向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選擇了在竹林飲酒來躲避政治風險，只有竹林能隔絕政治風險。他們比較反感中原地區的儒教和禮教，非常崇尚玄學與輕談。
到了漢代，漢武帝廢除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了社會中的主流學說，儒士們的建議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儒士成為社會的知識群體，並逐漸登上政治舞臺。
據《晉書》記載，嵇康也是一位打鐵高手，一次，嵇康正掄著大錘打鐵，鍾會來了，這位曹魏名士雖然已經是司馬昭的寵臣，但他還是想結交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這位朝廷紅人，把終會亮在一邊，直到鍾會要走，嵇康說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終會回覆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當時名士們研究玄禮的活動叫做清談，他們都崇尚自然而貶低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時期最富代表的口號，這個政治態度就是反對司馬集團，因為司馬家族提出的是以各種符合儒家規範的名來做為教化。越名教而自然並不可以超越自然。隨著司馬集團加快篡位步伐，開始對天下名士進行招安，迫於形勢，當時一個個名士開始離開竹林，阮籍當起了有職無權的步兵校尉，飲酒度日；山濤憑藉著與司馬氏的特殊關係平步青雲當上吏部郎，公元261年，原本當任吏部郎的山濤要再次升遷，於是寫信給嵇康讓其來當吏部郎，既可以體現司馬集團對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讓嵇康體面的走出竹林，但嵇康以最嚴厲的辭藻拒絕，嵇康所絕交的並不是山濤一個人，而是山濤所代表的政治集團。
“非湯武而薄周孔”，在嵇康的口號中，明確是和司馬氏決裂的，商湯造反夏桀，周武王是伐紂的，周公推行聖王理念的，這些所謂的功德在嵇康看來是不對的，既表明司馬氏集團想篡位曹魏政權是不對的。不肯屈伸仕進的嵇康，成了洛陽城眾多人士追捧的對象，這位大名士公然不與司馬昭合作的人，終於司馬昭找了個機會要除去他，一次，呂遜呂安是嵇康的朋友，兩兄弟不和，呂遜告弟弟不孝，呂安因此入獄，
嵇康為呂安說情，卻不料捲入進去，最終司馬昭以這個荒誕的理由將嵇康與呂安一併處以死刑。嵇康死後，讓整個士族上下籠罩在深深的哀傷中，不久後一個夜晚，阮籍在醉酒後的一個夜晚與世長辭，山濤則在朝廷上飛黃騰達，向秀迫於司馬氏的權威不得不去洛陽應舉。
竹林時期的玄學，他們用自己的行為方式不向淫威低頭的一種典範，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高的，後面的一些名士卻少了他們身上的批判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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