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这座韩国唯一的“北上广深”式的大都会，在经历了多轮人口调控，甚至“行政迁都”后，仍然笑傲韩国，是全韩唯一的“超级都市”——首尔仅市区人口就达到了1004万，占到了韩国总人口的近20%。
而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之外，首尔不仅坐拥着大量中央部门、企业总部，同时还拥有着全韩从中学到大学，最顶级的教育资源：如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这所谓的“SKY”，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全韩各地青年学子最向往的城市。
但这仍无足以掩盖韩国青年决心逃离首尔的现实。
在《学习的背叛》纪录片中，出生在韩国益山的中学生艺媛，她之所以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比韩国职员的“工时”还多，不过是想考上首尔的一所私立高中——因为如她所说“同学们都知道，房价越高的城市，越容易考上大学名校”。
首尔不仅是韩国名校最多的地方，韩国房价最贵的城市，还是看起来遍布机会的希望之地。
所以对于很多韩国青少年以及方才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向往首尔或者留在首尔的理由很简单——那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地方。
当然涉世不深的人们总会不自觉的将“梦想所在的地方”带上一些梦幻色彩。
可梦想再美好，毕竟敌不过现实的无情展现。
根据韩国统计厅在今年发布的《首尔都市圈人口转移》的报告显示，2010年时首尔市区30-39岁的青年人口为174.123万，然而等到了2018年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则下降为154.282万，也就是说在这八年时间里，有近二十万人离开了首尔——这一趋势，在2018年最为明显，共有4.2万30-39岁的青年放弃了在首尔的生活。
在韩国有一个带有自嘲意味的缩写词“地狱拷”，所谓“地狱拷”其实是取韩语中屋塔房、考试院和地下室三个词中的各一字所组成，其意指恶劣的居住环境。
在韩国电影《寄生虫》中，就形象的拍摄出了居住在地下室的“地下家庭”的生活困境——身为一家顶梁柱的金司机，在工作时手开豪车，衣着整洁，谈吐优雅。但常年生活在地下室的他，仍然难脱居室中无处不在的霉味，以至于纵然他在家宅以外十分体面，却仍然能够被一眼认出是“地下一族”。
在韩国，地下室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室内地下部分不到层高的一半，被视作为“半地下室”，反之如果超过层高的一半，则会被视作“地下室”。而地下室和半地下室的房屋租金，也会因为距离地面的高度而有所不同。
在首尔以“弘义大学、艺术街区和生活气息浓厚”著称的麻浦区，一间十平左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押金为一百万韩元，月租为二十二万韩元。一间三十平的半地下室，押金则为五百万韩元，月租金为三十万韩元，一间只有一两级台阶几乎与平层公寓没什么区别的“豪华半地下室”，则需要“全租两年”交纳1亿韩元的押金。
事实上，“半地下室”的月租金相差并不大，可最关键的其实在于“高额的押金”——如果不住满合约所定的最低期限，这些保证金，则会被以“违约金”的形式赔付给房东。
而在“高额押金”和“违约赔付”的背后，则隐藏着一个公开的秘密——在首尔住半地下室，对于不谙当地，甚至具体到一套房的内情的人而言，可谓充满了风险——小则“家当漂没”，大则攸关生死的暴雨风险。
1992年，韩国政府对于地下室的安全隐患其实有所察觉，于当年通过了地下室强制排水的法案、
然而政府的努力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事实上在2010年的暴雨袭击后，全韩有102518间房屋被淹没，其中大部分属于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
而在2012年，韩国政府虽然再度修订了《建筑法》，强化了对地下室的管理。但在2018年的一场暴雨之后，首尔这个韩国的“首善之区，超级都会”，仍然有超过六百户的地下室遭到淹没。
但对于这些遭受“雨灾”的地下居民而言，家具、电器泡水的损失、因为担忧暴雨再临从而不敢修缮浸水的房屋等问题，虽然是烦恼，但远远不是他们最担心的。
因为相较生命安全，这些烦恼其实就不算什么大问题了。
在2011年，家住首尔一处地下室的金喜顺，不想会在平静的生活中面临生死危机——当时首尔正被暴雨笼罩，而金喜顺所在地下室，由于窗户玻璃被积水冲破，雨水大量泄入室内，而大门因为内外水压的关系无法打开，狭小地下室内的窗户则被防盗网罩住，一时之间金喜顺母女竟然无从逃生。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水很快就在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中高涨，最终在危急关头，金喜顺才在高中女儿的提醒下，从唯一没有防盗网的厕所小窗死里逃生。
这触目惊心的“经典”一幕，也在《寄生虫》中得以呈现，紧张刺激之处，甚至不下于“灾难大片”——不过灾难大片不一定在现实上演，可逃生被水淹没的地下室，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现代韩国。
“住在地狱拷”几乎是大部分韩国青年的共同经历——根据调查，有74%的韩国青年曾处在“居住困难”的处境中。而在当下，韩国有139万的青年中仍处于居住困难之中。
而相对地下室而言，屋塔房和考试院的环境，也各有各的恶劣之处。
屋塔房其实就是“铁皮屋”的“进化版”，但无所不同的是，两者都搭建在住宅楼顶，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柜，但相对来说最为体面，至少可以直面阳光。
考试院的单人间面积是“地狱拷”中最狭小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13.5平米，价格却并不便宜，平均租金在54万韩元，当然考试院也分三六九等。
在首尔相对廉价的考试院中，不见天日的最小单人间只有3.5平米，月租却高达22万韩元，而最奢华的面积达十平以上的“阳光大单间”，则只要价50.28万韩元。
考试院最初是提供给异地考生的廉价住所。但到了如今，考生只是考试院中居住的一个群体而已——失业者、破产者以及但凡在首尔走投无路，可还不至于沦落到流浪的人，都会将考试院视作保持尊严的最后一站。
造成“首漂青年”如此恶劣的居住环境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经济问题——韩国2019年第一季度，15-29岁失业率为9.7%，也就是说平均每100个韩国青年中，至少有9个处于失业状态之中。
但因经济窘困，而陷于糟糕的居住环境中，并不是韩国青年逃离首尔的唯一原因。
在《朝鲜日报》十月份发布的一则报道中，一位被称作权海英的职场女性，曾在首尔拥有一套属于夫妻自己的房产，然而她和其丈夫却卖掉了这套位于首尔的房产，搬往了京畿道龙仁市。
她给出的“逃离首尔”的理由，除了物价和消费太高，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之外，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生育之后，位于首尔的那套只有66平米的房产并不足以提供舒适的家庭空间——而在龙仁市，他们家购买了一套112平米的大户型住宅。
首尔房价的昂贵，向来在韩国是首屈一指——2018年6月，根据韩国鉴定院出具的调查显示，首尔房产的平均价格在每套5.72亿韩元（当时折合人民币约为351万人民币），而在房价最贵的汉江以南地区，每套房屋的价格则为6.81亿韩元。
而根据2019年五月份韩国国土交通部的出具调查数据显示，一个首尔家庭想要在市区购买房产，需要不吃不喝近九年的积蓄才能做到。
值得一提的是，当权海英居住在首尔时，前往江南区的公司上班，通勤时间因为市内堵车的缘故，往往需要一个小时以上。而住到龙仁市后，权海英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从高速路开车抵达公司。
但讽刺的是，首尔在过去最吸引韩国人民的，除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商业机会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丰富的教育资源。
事实上，在早年韩国建设“首都副中心”也即今日的江南区时，为了吸引当时怀抱着“宁要汉江之北一张床，不要汉江以南一套房”的韩国人入住江南区，首尔市政府便将十五所精英中学迁移到了江南区。
首尔市政府的此举果然大获成功——为了获得“学区房”的首尔市民乃至韩国人，都纷纷涌入彼时还是一片荒凉新区模样的江南区。
时至如今，首尔江南区则已经成了“富人区的代名词”。
而在过去八年时间里，超过二十万青年人离开首尔，诚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感到在首尔没有安家落户的希望，但更多的则是清楚的意识到，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所形成的“学历保值”社会共识正在现实的面前崩塌。
在韩国国会的三百名议员中，其中有八十名来自于首尔大学，七十名来自于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和成均馆大学，也就是说SKY加上长期排名稳居在全韩大学第二的成均馆大学，占到了韩国国会议员学历的半壁江山。
但在名校校友“冠盖云集”之外，则是韩国社会对“顶级学历”的趋于冷淡——在韩国《中央日报》的韩国大学生就业分析报告中，2017年大学应届生的平均就业率为62.6%，而在包括SKY和成均馆的首尔十大应届生的平均就业率仅仅高出4.5个百分点，为67.1%。
然而韩国学生想要考上SKY或者成均馆大学等名校，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学子个人的超长学习时间，包括学子的父母在内，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之中。
因此在亲身经历过了“学历不保值”之后，也就无怪乎越来越多的首尔青年父母会选择移居首都圈的其他城市——毕竟首尔学区房那么贵，学历却越来越不值钱，甚至连基本的工作机会都无法保障的时候，韩国人为什么还要为教育牺牲生活，投入巨大的金钱成本呢？
可以说，正是因为消费、物价和房价的昂贵以及韩国青年相对其他世代，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理性，最终促使了韩国青年逃离首尔——当然这种逃离，是相对而言，有些是直接去到其他都市圈，有些则是生活在首尔都市圈的其他城市，工作仍在首尔。
但无论如何，“逃离首尔”于韩国青年而言，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可以付诸行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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