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與夫人蔣英攜一雙兒女登上了美國“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經過20多天的海上航程,於1955年10月8日抵達香港,並於同日踏上深圳口岸,歷經數年周折和坎坷,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朱兆祥作為中國科學院派出的代表前往深圳迎接錢學森一家,並經廣州抵達上海,錢學森一家回到位於愚園路岐山村內1032弄111號父親家小住,並陪伴年邁的父親錢均夫,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和女兒錢永真尚未見過爺爺,一家人其樂融融,盡享天倫之樂。
1955年10月13日,錢學森前往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拜會老朋友殷宏章,祝賀殷宏章數月前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殷宏章比錢學森年長3歲,1935年他們曾同批赴美求學,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所不同的是殷宏章直接到加州理工攻讀博士學位,而錢學森是先到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然後再到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
錢學森在上海逗留期間,除走親訪友之外,還應邀作學術報告,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錢學森一家很快又啟程前往北京,並於1955年10月28日抵達北京,受到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等人的熱烈迎接。
錢學森的回國之旅可謂是一波三折,堪稱是一部驚險的大劇,黨和政府對其極為重視,當錢學森抵達北京後不久,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錢學森前往東北參觀訪問,當時的東北是中國的重工業基地,由蘇聯援建的項目也非常多,到處都呈現出社會主義蓬勃建設場景,可謂是新中國一片新面貌。
1955年冬天,錢學森在朱兆祥等人的陪同下,先後參觀和考察了瀋陽、鞍山、長春等地一些軍工企業及鞍山鋼鐵公司、長春汽車製造廠等大型國有企業,當錢學森一行抵達哈爾濱之後,黑龍江省有關方面安排錢學森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進行了一次學術講座,其時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弟弟朱物華教授也剛從上海交通大學調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擔任教務長,兩位不同時期交通大學的高材生,在北國冰城不期而遇。
朱物華是1923年畢業於交通部南洋大學,而錢學森是1934年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朱物華自然是錢學森的學長,儘管二人並沒有機會在交通大學校園產生交集,但彼此卻是互相知曉大名的,因為二人在校期間的學習成績都是出類拔萃的,都曾是交通大學莘莘學子的學習楷模。
錢學森在哈爾濱參觀訪問期間,向黑龍江省接待方提出了一個要求,他想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看望他的兩個學生——羅時鈞和莊逢甘,由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是保密單位,原本不在錢學森參觀訪問安排日程之內,黑龍江省有關部門不敢擅自做主,於是層層上報到中央,正在北京的陳賡院長奉國防部長彭德懷之命,從北京專程趕回哈爾濱接待錢學森,關於這一段史實,在許多影視劇中都有再現,而羅時鈞和莊逢甘究竟是何許人也?讓剛剛回國不久的錢學森如此惦念和牽掛呢?
羅時鈞(1923— )江西南昌人,1945年6月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並留校擔任助教,1947年9月被公派赴美留學,入明尼蘇達大學航空工程系,並僅用一年時間就拿到了航空工程碩士學位,1948年9月又考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深造,師從錢學森攻讀博士學位,主修空氣動力學、副修數學,成為錢學森培養的第一個博士生。
莊逢甘(1925—2010)江蘇常州人,1942年底考入位於重慶的交通大學航空系,抗戰勝利後隨校遷回上海,1946年畢業於上海的交通大學航空系並留校擔任助教,1947年赴美入讀加州理工學院,師從著名流體力學家李普曼教授攻讀航空工程和數學,僅用一年時間就獲得碩士學位,1950年6月獲得博士學位後被留校,有機會在噴氣推進中心主任錢學森指導下工作,錢學森對莊逢甘也是特別的青睞,因為兩人在國立交通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求學經歷幾乎是一樣的。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是1952年開始組建的,由陳賡出任院長,劉居英為副院長,徐立行是教務長,這所軍事工程學院由於選址在哈爾濱,因此又簡稱為“哈軍工”,當時中央軍委在全軍選調了300名教師及1000名學員,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羅時鈞與莊逢甘被陳賡院長親自點將,調往“哈軍工”擔任教授,當他們聽說老師錢學森正在哈爾濱參觀訪問時,也曾向校方提出要見見導師錢學森。
剛剛授予大將軍銜的陳賡院長親自陪同錢學森參觀了“哈軍工”,陳賡在致歡迎詞時曾這樣說:“我們軍事工程學院是敞開大門歡迎錢學森先生的,對於錢學森先生,我們沒有什麼密可保。”
陳賡院長在學院圖書館會議室組織了一個座談會,邀請了一些老教授與錢學森座談,錢學森的學生羅時鈞和莊逢甘自然在邀請之列,參加座談會的還有張述祖、曹鶴蓀、任新民、馬明德、董紹庸、陳伯屏、盧慶駿、孫本旺、梁守磐等著名教授,這些人大都是從國外回來的學者,而且都是空氣動力學、彈道學等領域的專家。
座談會由教育長徐立行大校主持,座談會期間幾乎都是錢學森在發言,尤其是在談到美國的導彈、原子彈時說,:“我們中國人比美國人聰明,他們能搞的,我們中國人也能搞,而且搞得比他們又快又好。”座談會之後,陳賡在哈爾濱大和旅館設宴招待錢學森,出席座談會的教授們作陪。
實際上陳賡大將第一次見到錢學森時就曾問道:“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歷經艱難才回到中國的錢學森,心裡正憋著一股氣,脫口而出:“怎麼不行?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幹?難道我們比他們矮一截?”陳賡大將說:“好!就是要你這一句話。”當時軍方正在策劃研製導彈的可行性方案,錢學森的一席話,讓陳賡心裡有了底,而彭德懷就是讓陳賡回哈爾濱探探錢學森的底。
錢學森從東北考察歸來之後,埋頭起草了一份《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就中國發展導彈技術的組織方案、實施計劃和具體措施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基於保密的需要,題目中以“航空工業”代替了“導彈技術”,這份意見書成為中國航天事業起步的奠基文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而正是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訪問期間,最終確定了錢學森的工作方向,其一生從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生涯就是從“哈軍工”萌發和啟航的,此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依據錢學森意見和建議,很快就把研製火箭、導彈等尖端武器提上了議事日程。
1956年4月13日,國務院決定成立航空工業委員會(不對外公開),主任為聶榮臻,副主任為黃克誠和趙爾陸,委員由王世光、王靜、安東、劉亞樓、李強、錢志道、錢學森組成,秘書長由安東兼任,我曾在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見到過這份文件。
1956年8月6日,錢學森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這就是國防部第五局,由鍾夫翔任局長,錢學森出任第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及至當年10月8日,聶榮臻代表中央宣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命錢學森為院長,劉有光為政治委員,王秉璋為副院長,1957年2月18日周恩來簽署命令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時,曾先後抽調任新民、梁守槃、莊逢甘、朱正、盧慶駿等火箭和導彈技術骨幹人才到五院工作,“哈軍工”把從東德訂購的跨音速風洞讓給五院優先使用,從人力和物力支持導彈技術的研究,從此中國導彈研製進入了快速發展軌道,而錢學森無疑是中國導彈研製的策劃者和領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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