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什麼是錢學森之問？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與之相對的還有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錢學森在講課
l 錢學森之問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核心也就是我們的教育是否存在問題？主要的觀點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承認我們新中國成立這麼多年來，沒有出過什麼大師；二是，現行教育制度不合理，制約著人才成長和大師的出現；三是，此點為分析引申，我們要全面學習西方的教學及教育管理制度。
進一步分析這三個觀點，發現都有一些相同的內涵：他們都承認我們現在沒有“大師”，也認為我們現行教育制度出不了“大師”；本質上還暗含著這樣一個邏輯，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培養出“大師”，所以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失敗的或者不成功的；而後經過眾多媒體和學者對錢老和其他“大師”的一番分析，似乎發現了秘訣，就是“大師們”基本上都是接受西方教育而成為“大師”的，所以我們要出大師、教育要成功就要全面學習西方的教育制度。這樣的一個結果可能是對我們形成較大的誤導。
l 現如今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錢穎一在2017年6月《參事講堂》曾引用愛因斯坦的三句話來回應錢學森之問：
1、教育的價值不在於記住很多事實，而是訓練大腦會思考
2、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的好奇，想象力比知識重要
3、在科學的殿堂裡有各式各樣的人，他們探索科學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為了純粹功利的目的，他們對建設科學殿堂有過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貢獻。但是科學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種人而存在。他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象，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錢穎一教授
當教育背離了思考、好奇、激情和想象力，能培養出怎樣的人才呢？
工業革命以來，席捲世界的普魯士教育模式。這種教育模式優勢是大面積掃盲，培養認字聽話的流水線工人和善於服從命令的社會螺絲釘。在信息技術革命到來時，大量的機械自動化導致人才需求轉向個性化和創新型。流水線式的教育模式恰恰使學生的好奇心減弱，求知慾消解，導致創造力不足，想象力喪失。
針對工業化教育的問題，多數國家採取的做法是，保留公立教育體系，以國家核心教育標準，來維持基本教育質量。同時弱化畢其功於一役的大考，給學生充足的時間，也鼓勵民間辦學、特許辦學等多種辦學模式，允許遊學、在家上學等各種各樣的個性化教育選擇。
l 我們的教育目前的現狀？
《教育藍皮書2018》指出，1995-2015年的二十年間，我國教育總經費總量增長了20倍，佔GDP的比例由3.1%提高到5.2%，有力地保障了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然而，在政府教育投入繼續維持較高增速的情況下，多渠道教育投入的增幅卻大幅度下滑。在我國財政教育投入增長空間有限情況下，應深化教育籌資體制改革，調動政府、企業和個人等多方面的積極性，拓寬教育經費的來源渠道，為教育現代化的實現提供充足物質基礎。
回顧2005-2015十年間教育投入的態勢，呈現“國進民退”態勢，未能實現政府和市場共同雙軌驅動發展，主要體現在：多渠道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遠低於前十年。儘管近十年來公共財政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繼續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水平(高於同期GDP的增速)，但社會和私人教育投入的增速僅達到3.6%的平均值。社會和個人投入在教育總經費中的佔比呈現較大幅度下降。在非政府財力的三個經費渠道中，學雜費收入佔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18.4%下降為2015年的12%左右;學校社會服務及其他途徑自籌的教育經費比例也由2005年的18.5%下降到2013年的9%;社會捐、集資投入佔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1.1%下降為2015年的0.3%以下;民辦學校舉辦者投入佔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0.7%下降為2015年的0.5%以下。同時，城鄉居民教育消費支出佔家庭消費支出的比例持續下降。近十年間，城鎮民教育消費所佔比例由2005年的7.2%下降為2015年的5.0%，農村居民教育消費所佔比例由9.5%下降為6.0%左右。(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P18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l 我們目前的主要困局？
第一、從教育的觀念和定位上說，我們現行教育有很強的功利性的傾向，初等教育以升學為目標，高等教育以就業為目標，而不是以人的全面發展、以潛能的發現和培育、以思想和科學的追尋為根本教育觀念，這導致我國教育和學生學習缺少永恆的追求、執著的信念和內在動力，這也是導致諸如教師無心專注教學和科研、學生道德素養滑坡、學校熱心項目和賺錢的重要原因。
第二、從教育教學的評價體系上說，我們現在的初等教育以分數排名、升學率、重點學校升學人數為考評標準，老師因而也以此來要求和引導學生，只關注學生的分數，而不注重學生潛能的挖掘和培養，不注重學生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的塑造，不注重學生思維能力、觀察能力、學習能力以及實踐能力等綜合能力的培養；而我國現行高等教育對教師和學生幾乎都是以課題的數量和金額、發表論文的數量和級別、社會兼職與活動能力為標準，這樣導致老師和學生都疲於拿項目、搞課題、發論文、做活動，這也進一步導致了中國教育的心浮氣躁和急功近利的風氣與氛圍。
第三、從教育的選拔和獎懲制度上說，我們現在的學生的選拔幾乎都是以綜合分數的高低為標準，缺少對特殊人才的特殊選拔；在對老師的選拔幾乎都是以博士學位、名牌高校畢業、國外留學經歷為標準，缺少對老師真正教學、科研能力的重視和考察；在獎懲上，學生以學習成績為評優評獎的標準，可謂“學而優則獎”，這導致了大部分學生只關心考試成績，而忽略了自身閱讀思維、組織管理、交流表達以及社會實踐方面能力的養成；而老師則以科研項目和論文為標準，做出突出成績的則提拔為學校學院的行政官員，可謂“研而優則仕”，這一方面導致很多優秀的青年科學家和學者不是以更高的科學和學術成就為追求，而以做行政領導為目標。另一方面導致這些青年科學家和學者做了行政領導職務後，政事繁雜使他們的科研和學術才華過早地被湮滅或中斷。
第四、從教育的主體上說，我們在教育和各類教育的功能定位上不清晰，我們把太多的功能和使命附加給高等教育，認為高等教育既是培養各類人才的地方，又是科研工廠和謀求利益的商業的基地，這些導致“大學責任過度社會化和全能化”、“大學教育職業化、職業教育大學化”等問題；
第五、從教育的方式說，我們現在初等教育幾乎都是整齊劃一的以分數和升學為目的，缺少多種多樣的教育模式和對特殊潛能孩子的特殊教育，教育成長模式單一；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我們現在的高校教育模式也愈發像生產工業產品，標準統一、流程一致，基本上也把施教類比於加工產品，學校類同於工廠，缺少因材施教和個性化教育。我們的教育只注重知識的傳承，追求的是唯一正確的答案，強調的是大一統的共性教育，以記憶能力代替了學習能力，以學習能力代替了觀察能力、思維能力、想象能力、創新能力，使培養的學生工具化、同一化。
l 我國教育改革的出路可能在哪裡？
我們要追問“錢學森之問”、思考中國教育的出路，就要去努力地把握教育發展得本質和規律，就要克服一些僅憑感覺、想象和獨斷的想法和做法。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錢學森之問”就否定新中國教育的巨大成就，不能將“大師”等價於成功的現代教育，而是要在這個成就的基礎上直面問題、認真改革；我們不能搞革命式的運動式的教育改革，不能搞“全盤西化”、“先否定一套，再建立一套”的休克療法，而是要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現狀進行有目、有標規劃的“延伸創新”的改革；我們也不能搞“哪兒有問題修哪裡”的辦法，而是要進行整體的全局的系統的考慮；我們還不能搞“一步到位”做法，而是要充分的尊重教育改革的規律和人才成長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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