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我们都知道文学家有写作的智慧，音乐家有谱曲的智慧，医生也有治疗病人的智慧，然而如果你问哲学家有什么智慧，这将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为哲学思维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所以历史上的哲学家大多是博学之人，他们既讨论宇宙的起源，也探索国家的治理原则，即研究人的认识能力，也关注至善与美德。哲学的对象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东西，并不局限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或人的思维——也就是说哲学不是一种专业知识，它没有严格的研究领域。哲学家对智慧的喜爱犹如美食家对食物的喜爱，只要身体健康就少有忌，总是要兼收并蓄、多多益善。

哲学家的聚会

哲学与专业是格格不入的，它跟职业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从近代开始，哲学越来越呈现学院化的趋势，它被知识分子们搬进大学的课堂，成为授课的内容，出现了一些专门靠研究和讲授哲学为生的人——哲学教授。在叔本华生活的时代，哲学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课堂哲学也变成最时髦的东西，哲学教授们通过收学费的方式把哲学当成一种商品来公开售卖。那些无知的学生们也尊称他们为“哲学家”，从此，哲学远离了普罗大众，变成了学术领域的话题。但是叔本华却在《论大学的哲学》里无情的揭露说：

“极少哲学家是做过哲学教授的，而哲学教授成为哲学家相对更是少之又少。”

真正的哲学家就像特殊的带电体一样，他的思维水平早已超出常人之上，以至于无法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哲学观点，颇有“道可道，非常道”的无奈；而那些哲学教授却像是一根导线，他们从哲学家那偷得少量电流后，再兜售给公众享受，以此来骗取学费，还获得了虚名。导线本身不带电，谁要是整天向这根导线学哲学，那么他将一事无成，白白浪费钱而已。

哲学教授大多都是骗子？

哲学不是一门专业，哲学家也不是一种职业，这是显而易见的。叔本华对这那些教授式的哲学家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跟古代的诡辩家没有区别——都不敢说真话，不以真理为目标，仅仅服务于自己的雇主，迎合人们的需求和偏好。教授们喜欢搞哲学付费，把哲学贬低为一种商品，而不是真正的去追求真理。公众不常留意哲学，他们当然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功夫去报名学习，要想让他们付费，就得承诺学习后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进行宣传。因此，教授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诱导那小部分留意哲学的公众，让他们来报名学哲学。

对此，叔本华讽刺道：

“对古人来说，是否以哲学挣钱，一直就是区分哲学家与诡辩学者的标志。所以，哲学家与诡辩学者的关系，完全类似于为了爱情而献出自己的姑娘与收钱接客的妓女的关系。”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他喜欢跟别人讨论，引导人们去思考问题，一起增进知识。但他从不向任何人收学费，他在法庭上申辩说：“他们与我谈话，我不收费，也不拒绝与没有钱的人谈话”。因为苏格拉底有着谋生的本职工作，哲学只是业余爱好而已。当希波克拉底邀请他一起去看智者普罗泰戈拉的演讲时，他在庭院中转了半天，然后问我们凭什么要向普罗泰戈拉交学费？我们学习雕刻家的技术是为了成为雕刻师，学习医生的医术是为了成为郎中，听普罗泰戈拉的哲学课难道是为了成为智者吗？智者既不能给人雕刻家具，也不能帮人看病疗伤，难道成为智者只是为了再向学生收学费吗？智者这个“职业”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难题对大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适用的，他们把学费献给教授们，从课堂上听到各种哲学史上的理论，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其实哲学就跟吃饭穿衣一样，爱智慧是人类的本能，好奇心驱使着人不断去求知、穷索，就像食欲驱使着人要去遍尝天下美食。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不正像把吃饭当作一种工作吗？在课堂上向别人讲授哲学不正像在饭桌上教人怎么吃饭吗？

还是李贽的那句话说得好：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生活处处都是哲学，每个热爱智慧的人都能触摸到哲学的脚跟。哲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并不是大学课堂上的精神奢侈品。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不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脑中的概念游戏，哲学始终属于普罗大众。

就如那个尝遍百草，辨别药物的神农被尊为“药王神”一样；那些仰观俯察，擅长思考，推动人类思维进步的人也被尊为“哲学家”。因此，哲学家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后人给予在精神领域做出杰出奉献者的名号，哲学教授们是配不上这个称号的。

“我寻求的是真理，而不是做教授。”

大学课堂破坏了哲学的纯粹性

我们都知道，早期的哲学家们并不靠哲学吃饭，例如笛卡尔做过医生、当过军人、还是一名数学家；斯宾诺莎大半辈子在磨镜片，他的许多著作都是死后才发表的，几乎没得到多少稿酬；洛克的本职是医生，莱布尼兹做过法律顾问，伏尔泰的职业是剧作家。直到康德登上大学哲学的讲坛后，在德国，哲学才逐渐成为了一种职业，但康德从不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哲学。接着，费希特与谢林先后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领着国家俸禄，成为青年的导师。在他们之后，黑格尔更是贵为柏林大学的校长，公开在《法哲学原理》中鼓吹普鲁士的国家至上和王权合理。

这些受聘于公立学校的大学教授们破坏了哲学的纯粹性，哲学就像饮食一样，只要身体健康就少有忌口，但如果有人出来指定说只能吃某样食品，而不能吃其他的。那么饮食的纯粹性就受到了破坏，它不再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成为了指令的奴隶。叔本华说“哲学本是对真理的自由探索

大学教授通过哲学付费，将传授哲学当成了一项谋利的工具，以此来养活自己及妻儿。这会严重破坏他对真理的追求，即使他在内心中对某个发现坚信不移，也不敢在课堂上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因为这随时都可能成为被解聘的理由，当真理与饭碗发生冲突时，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哲学教授在课堂上从不讲授自己的哲学，而是转述前人的思想，把哲学课变成关于某某哲学家的课，或者说“哲学史课”。这就好比我花钱向师父学打拳，师父却不教我他练了几十年的咏春，反而传授自己也不精通的少林棍法。

因此，最好的大学也培养不出一个真正哲学家，大学使哲学失去了追求真理的纯粹性。

大学课堂使哲学蒙上官方色彩并带有功利元素

结论：研究哲学需要的是精神自由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好奇和闲暇，对生活的好奇心是人们攀登智慧高峰的动力，而在生活中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则是研究哲学的基本条件。把哲学当成职业，利用哲学来收费，就会动摇研究者对真理的坚定性。而如果哲学仅仅是业余爱好，跟作为谋生的本职工作并无关联，那么哲学研究就不会侵犯到个人利益，真理成为了哲学研究的真正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赚钱的手段。

实现财务自由的人能够研究哲学，安贫乐道的人也能研究哲学，将哲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的人也能投身于哲学。只有那些把哲学当成专业，把传授哲学当作职业的人才无法研究哲学，因为他们动机不纯，精神受限，没法做到基于兴趣或热爱来追求真理。

哲学与功利不能相容

精神自由

但哲学并不完全依赖于思想材料，甚至可以说思想材料还是次要的东西。能够直接作用于哲学思想的是现实的上层建筑，是政治、道德和法律所构成的现实生活，哲学是这些上层建筑的反映。在经济落后的地方照样能有先进的、繁荣的学术思想局面，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同样也会有低迷、死气沉沉的氛围。

历史上在很多经济极端混乱的时代，由于政治法律氛围较为宽松，因而其所直接作用的哲学思想、学术风气就显得十分的繁荣；而某些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因为政治压迫、言论管制和思想控制，使得哲学凋敝、思想枯竭，学术萎靡。例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乱世的玄学风潮、古希腊城邦的哲学和大革命前夜的启蒙运动，都出现在经济低迷但政治宽松的时候。相反，一进入平稳的时代，哲学就陷于凋敝。汉朝罢黜了百家，罗马帝国独尊基督教，当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哲学家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大学课堂上的哲学总是蒙上一层官方的色彩，它利用工资来限制教授的精神自由，又用教条来约束学生的思想自由，所以人们很少能纯粹的思考真理、发现真理，从而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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