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冶金技術起源於何方何時？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大命題。郭靜雲教授團隊近期刊發《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陶洋等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別刊發於《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過對長江中游迄今已發現的可能與冶銅有關的證據的再疏理，認為當前中國青銅技術西來的說法仍有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疑問，包括傳入路線不明、技術發展脈絡不同、青銅器的器型和製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國青銅技術並非接受外傳，而是本土自行發展，其源頭在長江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具備礦物易得和陶窯技術先進兩項優勢，且其國家社會已經足夠發達和複雜，足以供養工匠，並形成對金屬器的需求。儘管目前學界普遍將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後石家河文化都歸類為“新石器時代”，因此發掘時並不留意與青銅技術相關的遺蹟遺物，留下的資料稀少零散，但是通過仔細梳理考古資料，仍可以發現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第四千紀和公元前第三千紀的諸多遺址，如龍嘴、屈家嶺、一百三十畝、石家河、殷戴家灣、金雞嶺，以及幕阜山區的諸多遺址等，其實均已經發現銅塊、青銅工具、紅銅及青銅煉渣、冶煉工具和設施、相關廢品等直接證據，並先後出現過普通圓型爐、豎穴式圓型爐、長型橫穴式爐，長條型龍窯式熔銅爐以及用煉缸進行冶煉和熔銅的坑式冶鑄工作坊，並且其冶煉活動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響整個社會。這說明，長江中游經歷了漫長的認識銅料並探索冶煉的過程；此時，周圍地區並沒有別的掌握青銅技術的文明，因此長江中游冶煉技術無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較長，現分節摘發。
二、長江中游第四~三千紀遺址中發現銅料的意義
（四）天門石家河城址：青銅技術與文化中心4、東南郊羅家柏嶺：龍窯和銅、玉作坊
在研究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要特別注意煉爐與陶窯的相似性。其中長條型熔銅爐與龍窯結構有很多類似之處。龍窯是可以到達1200~1400度的長條型窯，先秦時用來燒製硬陶和原始瓷器。長條型熔銅爐與龍窯均有依緩坡建築的長條型爐體，其送火口略低，而出煙口較高，這種斜坡式設計可以提高窯爐內的溫度。盤龍城遺址確實存在50m長的龍窯，可知盤龍城遺址的先民已相當純熟地應用長窯爐技術了。龍窯技術多見於長江流域公元前第二千紀遺址中，但一直缺乏龍窯最初發展情況的證據。不過，經疏理資料後，我們發現其實在石家河文化中早已出現龍窯發展的蹤跡。在天門石家河遺址羅家柏嶺發現的龍窯，窯長43－47m，寬6.52－20.5m，面積約450多平方米，根據發掘者所言“窯應早於玉器、銅器，或同時”。而其所謂“玉器、銅器”是由羅家柏嶺作坊所出，發掘者認為其年代應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xxviii]，即石家河文化晚期。羅家柏嶺的龍窯已經非常成熟，說明這顯然不是此技術的源頭。更早更短的龍窯在屈家嶺文化中已可見[xxix]。
石家河遺址羅家柏嶺區，不僅發現當時最發達的製陶技術遺蹟，也發現銅器製作坊，以及當時技術最進步的玉器製作坊。
石家河城外東南羅家柏嶺玉器作坊的發掘，也提供青銅鑄造技術起源的證據，以及告訴我們青銅工具的一些用處。報告記載：“遺物多出土於建築遺蹟內或其上的堆積層中。生產工具以石鐵為多, 陶生活用具較少, 出土有較多的玉質飾品。在T3、T7、T14、T19、T20、T30等探溝的1─3層中, 還發現有銅器殘片和銅綠石等遺物。”發掘報告將其定為石家河文化晚期，公元前2400年左右。[xxx]報告所寫“石鐵”的“鐵”當然不是“鐵”而是青銅工具。
石家河城郊羅家柏嶺出土的精美玉器，根據浙江博物館玉器專家牟永抗的觀察，認定為使用金屬工具“砣”製造[xxxi]，因此發掘者推測石家河可能尚有小型青銅工具作坊沒有被發現[xxxii]。雖然羅家柏嶺曾經出土的五塊銅器殘片均散失於文革中[xxxiii]，無法進行分析檢測，但是從加工玉器的用途可知，由於紅銅性質過於柔軟，不適合用於雕刻玉器，所以其工具應該屬於青銅，並且不是鍛造，而是鑄造而成。因為若只有鍛造的鑽之類的工具，無法做出石家河精緻的玉器。雕刻玉器時，青銅工具必然會快速折損，而需要重鑄；就近重鑄比較方便和實際，因此當地有製造小型青銅工具的作坊是相當合理的推測。
石家河玉器製造技術遠高於紅山、凌家灘、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器型雖小，卻刻得最為細緻，普遍採用陽起減地技法以及彎曲線條細陰刻技法，紅山、凌家灘文化玉器所用的技術都沒達到這種效果（圖十一）。石家河文化玉器不可能使用繩砂磨製，只能以硬質金屬的砣和鑽製造。精美的浮雕與透雕玉器在石家河文化及後石家河文化遺址中頗為常見，如離石家河城很遠的棗林崗、孫家崗等遺址，出現過用同樣技術製造的玉器，表明以青銅工具雕刻玉器是整個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普遍特色。這亦間接表明，公元前第三千紀中葉，長江中游不但已有青銅工具，且青銅工具的用途多樣而先進。此外，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形狀和加工技術，均被後來的商文明所繼承，並繼續傳承於殷周。在此大脈絡中，使用砣、鑽等工具的技術，也源自石家河文化。[xxxiv]
簡言之，學界均認為，羅家柏嶺發現銅器的地點是銅、玉作坊。除了該地方曾經出土的青銅工具之外，石家河文化玉器造型也間接證明：石家河雕刻匠使用青銅工具。
5、小結
前文已表明，石家河遺址是屈家嶺、石家河時代的青銅技術與文化中心。在石家河遺址所出土的銅塊，大體可分為四種情況：第一種，出於地層中，可能是器物的碎塊；第二種，出於祭壇或神廟中，則應有神聖作用；第三種，出在冶煉垃圾的堆積中；第四種，出在煉爐或比煉爐大的坑式冶鑄工作坊中。我們認為，把冶鑄活動安排在坑中可能與安全考量相關，並限制碳末飛散影響人們生活。冶煉垃圾丟於廢棄的煉爐與作坊中集中處理，或經常會特地挖掘垃圾坑進行埋藏。埋藏時經常會安排社會共同的祭禮活動。
(未完待續)
註釋
[xxx]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第217、228頁。
[xxxi]王勁，《石家河新石器時代聚落群的發現、發掘與研究》，《紀念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5年，第11、12頁。
[xxxi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第228頁。
[xxxiii]楊權喜，《石家河考古六十年紀念》，《紀念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第24頁。
[xxxiv]郭靜雲、郭立新，《從石家河玉質禮器看殷商玉器淵源》，《河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第2－8頁。
【聲明】本文作者為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為《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二）》（原載於《南方文物》2019年3期）。若有引用或轉載，務請說明作者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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