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961年的一天晚上，刚刚黄袍加身的北宋皇帝宋太祖正在和王审琦、高怀德、石守信等亲信大将欢宴，酒兴正浓之时，宋太祖叹息说:"如果不靠你们推戴，我当不上皇帝，当上皇帝后，又不能安眠。"
诸将忙问缘故，宋太祖说:"事情很明显，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坐?如果你们部下诸将拥戴你们，你们会拒绝吗？"诸将这时才发觉气氛已经变得杀气腾腾，危机四伏，不由魂飞魄散，为避杀身之祸，忙向太祖问应该怎么办。
太祖说:"你们不如辞去军职，多置良田美宅，快活一世，这样我们君臣无猜，不是很好吗？"诸将点头认同他的说法。次日，诸将辞去军权，太祖厚加赏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这一事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皇帝形同虚设。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是格局一方的大小军阀，对他们来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宁有种乎?"确实不谬。
只要拥有强大武力，军阀们就可以在所辖区域内称孤道寡，黄袍加身，如宋太祖就是因为掌握了强大武力而取代后周的，对此，他自然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因此上台后，他就对军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变动，"杯酒释兵权"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宋朝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设枢密使、知院事使为长官，以同知院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为副长官，佐助天子执掌兵权。下设有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等机构。
枢密院主要执掌"军国机务、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以佐邦治。"凡是侍卫诸班人值，内外禁兵招募、军官的升迁赏罚，都由它掌管。但是没有指挥权，并且出任枢密院长官的都是文臣，如向敏中、范仲淹曾任同知枢密使，王钦若、夏竦曾任枢密使。
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不擅长军事，不会威胁皇权。当然也有以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如韩世忠、张俊曾任枢密使，岳飞也曾任枢密副使，不过都是在解除兵权之后才担任的。用文臣为枢密院长官，是宋王朝一贯坚持的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的体现。
同时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去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等高级军职，同时把禁军二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三衙门，三者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尚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而且时常调换，他们负责训练军队，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另派统帅。
同样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物须听命于枢密院。更加绝的是实行"更戌法"，禁军的驻扎地点，每几年调动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调动，这样就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帅"。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从而将不得专其兵。
军队布防是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的，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附近，其余分成全国各要地，边境只驻守少量禁军，以免内轻外重，难以驾驭。
宋太宗说得明白:"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段话说明了其布防的用心所在，就是把农民造反视为心腹之患，禁军任务就是镇压农民造反。
宋太祖对国家养兵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荒年百姓造反，军队不会反；丰年军队叛变，而百姓却不会造反。"因此一遇荒年，他就大量扩兵，强壮的作禁兵，不合格的作厢兵，这样，起义的力量就变为镇压起义的力量，这里含有狡猾的政治诈术。
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兵员的日趋膨胀。如宋太宗末年，全国有军队37万余人，到宋英宗时达116万余人，九十年间，增加了两倍多。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制订作战计划。遥控军队作战。为钳制将帅的行动，常利用宦官充任监军，或直接以文臣领兵，如向敏中曾指挥西北战事，范仲淹和韩琦也曾担任西北边防重任。
这些文人，本不擅长军事，由他们统兵，无异于驱士卒入虎口，后果可想而知。如夏竦指挥西北边防战事时，就为西夏人所轻视。王钦若出镇大名(今属河北)时，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滚尿流，只好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这样的将帅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打胜仗。
北宋对军事机构的改革，对解决藩镇割据，武人拥兵称雄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互不熟悉、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
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万大军，却抵挡不住辽和西夏的进攻，屡屡丧师失地，不得不在1004年，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由与西夏达成和议，每年像辽和西夏支付大批白银和丝茶，以换得边境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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