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在中國干支紀年中為甲申年。這一年的歷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迭起的重大事件和民族征戰都達到高潮，一個新的政權在北京紫禁城冉冉升起。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標誌著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兩三個月裡，大順政權憑藉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統治區包括了現在的陝西、寧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全境以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方。
歷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但是卻成為中國歷史上時間曇花一現的政權之一，其成功之迅速在歷代農民起義中屈指可數，然而其瓦解之迅速，也是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之最。
那麼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究竟失敗在哪裡？它真的像後世歷史中所說的那樣，僅僅是因為入住紫禁城之後就因階級侷限性而迅速腐化了嗎？
其實擺在進京後的李自成面前的關鍵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跟，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於兩點：
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將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儘量縮小打擊面，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然而關乎爭取全國勝利的這兩點李自成的大順政權都沒有做到。
自明中期以後，縉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係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制並隨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情形的認識，完全可以採取正確的對策。
佔領北京以後，大順政權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內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係密切的宗室、國戚、勳貴、太監的全部家產，對朝廷官員和各地投降的基層官紳追贓助餉，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
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財政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餉。
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佔領大名府，“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進佔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
北京聚集著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
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餉的階段，顯然這不是一個志在奪取全國統一勝利的政權所應進行的路線。雖然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但顯然出於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於茫然失措的境地。
要知道官紳地主的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的家貲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面掃地以盡，這對於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確實是非始料所及的。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
總之，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未能依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即使調整政策，在接管區內大搞追贓助餉，把業已倒向自己的官紳地主推回到敵對地位，在統一全國的戰爭過程以及與滿清勢力的角逐中，沒有爭取到管理廣大鄉村的漢族官僚及地主階級的支持。正是由於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沒有完成封建化的質變，大順政權才被漢族官紳勾結滿洲貴族所扼殺。
在軍事部署上，也突出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缺乏戰略眼光，軍事上的失敗則導致了大順政權的徹底覆滅。
從萬曆末年起遼東的滿洲貴族軍事力量日益崛起，成為明朝廷棘手的課題，而明末農民戰爭的全過程又是同明清之戰交織進行的。按情理說，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以推翻明王朝為目標時，就應當對下一步應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
事實卻完全相反，歷史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將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這首先表現在他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而大批主力部隊卻分佈在西北、湖廣襄陽等四府、河南等地，兵力及其分散。
這種部屬對於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有積極作用，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和京東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
例如，李自成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將白旺為首的七萬兵馬，當大順軍向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河南劉洪起等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白旺上書請援，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先擊敗左良玉部，隨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亂，直到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滯留於河南與湖廣。
白旺七萬之眾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戰爭不在於一城一池的得失，袁宗第所統右營為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本應調到北京地區，李自成計不出此，說明他對用兵的輕重緩急缺乏戰略頭腦。
佔領北京以後，李自成的麻痺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將張天琳鎮守，在河北真定委任了大將馬重僖為節度使，唯獨在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嫡系大將去鎮守。他的著眼點僅限於招降撤入關內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而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
從他下令被招降的吳三桂率部進京和派原駐畿輔地區的明朝投降總兵馬科率原部一萬兵馬遠征四川來看，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到清廷入主中原之心。似乎在他看來清兵在遼東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內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順政權從未同清軍交鋒，彼此無怨無仇可以相安無事。這充分說明李自成對清軍即將參加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毫無認識。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汙衊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
且不說不少親歷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佔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時限為二十三天。
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干年之後壯志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
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群眾的支持；恰恰相反，由於它尚未完成爭取官紳階級的封建化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們的強烈不滿，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致勢力，典型例子就是轉而降清的吳三桂。
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致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勢。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短淺，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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