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迭起的重大事件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一个新的政权在北京紫禁城冉冉升起。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但是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昙花一现的政权之一，其成功之迅速在历代农民起义中屈指可数，然而其瓦解之迅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之最。
那么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究竟失败在哪里？它真的像后世历史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入住紫禁城之后就因阶级局限性而迅速腐化了吗？
其实摆在进京后的李自成面前的关键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
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然而关乎争取全国胜利的这两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都没有做到。
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情形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
占领北京以后，大顺政权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太监的全部家产，对朝廷官员和各地投降的基层官绅追赃助饷，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财政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
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
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显然这不是一个志在夺取全国统一胜利的政权所应进行的路线。虽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但显然出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要知道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即使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在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以及与满清势力的角逐中，没有争取到管理广大乡村的汉族官僚及地主阶级的支持。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大顺政权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在军事部署上，也突出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彻底覆灭。
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应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
事实却完全相反，历史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而大批主力部队却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兵力及其分散。
这种部属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
白旺七万之众完全可以牵制住左良玉部，战争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本应调到北京地区，李自成计不出此，说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战略头脑。
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轻敌思想进一步暴露出来。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张天琳镇守，在河北真定委任了大将马重僖为节度使，唯独在山海关一带没有派遣嫡系大将去镇守。他的着眼点仅限于招降撤入关内的吴三桂、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而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却置之度外。
从他下令被招降的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远征四川来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到清廷入主中原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这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
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时限为二十三天。
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
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争取官绅阶级的封建化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典型例子就是转而降清的吴三桂。
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短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
閱讀更多 0官場思維0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