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怀念说史
战国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一统天下，战国结束，前后两百多年的时间，确实在各国基本上看不到造反的将领，比如说白起被赐死也没有想过造反，李牧被杀也没有想过造反。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秦国变法的商鞅，他就造反了，不过他是被逼的，当时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继位，本来秦惠王就对商鞅很不满，加上有人告商鞅谋反，商鞅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不起兵的话，那么自己就只能等死了，不过商鞅起兵的目的不是要争夺秦国王位，只是自保。还有秦国的嫪毐也造反了，不过他不能算是一个将领，嫪毐发动政变企图夺取秦王政的王位，最后兵败被杀。还有田氏代齐不就是造反吗？三家分晋不也是造反吗？
如果这些都不能算是造反的话，那么秦国灭周肯定就算造反了，毕竟当时周王室还是天下共主，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国，七年之后秦又灭东周国，至此周朝正式推出历史的舞台，秦国灭周就是奔着天下共主的位子去的，难道不能算是造反吗？
只能说战国时期天下如此大乱，造反的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首先来说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君臣之间的矛盾，而是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个也是最主要的。其实可以看到历代造反的都是因为矛盾冲突导致的，从周王室实行分封开始，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几百年下来各国人的国家感还是很强的，这个时候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从称霸变成灭国统一战争了，更加的残酷了。所以各国的矛盾不是国内的，而是与各国的。
其次来说周王室的礼仪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虽然说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但是毕竟周王室几百年的礼乐对于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比如说君王受命于天，就算是秦始皇统一称帝的还是用的这招，各国君主毕竟是周王室分封的，周王室才是真命天子。
中国历史研究所
我们所说的战国时期，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大时代。一方面，刀兵四起，战车隆隆，杀伐不断。另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王室的控制力已经微弱不堪，形同虚设，诸侯蜂拥而起，时而联盟、时而分裂，战事不休。
那么，“战国时期为何鲜有造反的将领？”
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同时，自然会伴生出许许多多的功勋将领，所谓“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这如许的优秀将领，他们几乎各个都掌控劲旅，麾下为虎狼之师，可是，在这样战乱频繁的年代里，为什么极少有谋朝篡位的将领出现呢？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将领阶层当中，礼义观念已经贯彻人心，尚且没有彻底崩塌。
虽然，自春秋时期起，就有所谓礼崩乐坏的说法，但是，这些偺越的习气在一般国主当中，的确开始蔓延开来，可是，在军队武将当中，这股风气尚且没有波及到。因为，毕竟周王朝的诗书礼乐八百年文化点点滴滴都润染在接受过这些教育的人心里，一时之间，尚且不能拔出根，所以，武将们都能够为国谋事、出力，未曾有非分之想，所以也没出过大的乱臣贼子。
在著名的荆轲刺秦典故当中，秦朝武将樊於期为了使得荆轲能够顺利刺秦，只要荆轲晓以大义，称需要樊於期的首级，才能够顺利接近秦始皇，对其进行刺杀。樊於期听明白之后，马上就答应，并说；“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
然后，樊於期没有犹豫，马上就自己自刎，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用一死做阶梯，使得荆轲有接近秦始皇的机会。
这样的一个重视承诺，看轻生死的时代里，让一个将领去直接谋朝篡位，这样的行为会被大多数诸侯国主所看轻。
做为一个诸侯国的国主尚且要忌讳没有明确的名义而发起战争，而国主之下的将军们虽然军权在握，但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古训未必没有些震慑力的。
再者说来，国主之下的大将公然造反，若失败了，千夫所指，侥幸成功，也会被诸侯群雄所共同声讨，而其它国度里的国主甚至可能联合诸侯国，以此为由头，对这诸侯国大加挞伐，乃至于把这个国度瓜分豆剖。
这样的话，即使是武将，也会算清楚这一笔账，战国时期的武将若想谋朝篡位，行为不轨，那就会得不偿失，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所以，基本没有武将做这类事
子由
在那个时代，许多将士都讲究一个“忠”字。这样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更是有许多士人、将士被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引领着自己的行动。
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的四大刺客就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十分重视“忠义”。虽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但整个周朝八百年的文化早就浸润在了这些士人心里。
昆仑转转
个人观点欢迎纠错和补充。
首先，造反的目的是什么？自己当诸侯，当主人。但是，即使你造反，顺利的把王杀了，你也当不了国王，只要国王有兄弟和子嗣，国内的贵族和其他的诸侯就会拥立这些人当新的王，轮不到你做国王，这些人当王，不就白造反了。就算你把国王所有的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杀了，你坐上了国王，你离死也不远了，并且还会灭国。
原来的国王没有了继承人，正好给其他的诸侯国讨伐你的理由，诸侯联军很快就会打到家门口，杀人灭国，瓜分土地，而且还不用背锅，因为锅都让造反的人背了。
看看春秋成功篡权的几个案例，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都是整个家族经营百年，实力强大，就是这样还是有风险，如果当时的周王硬气一些，不给他们正式的封号，而是下令联合诸侯讨伐他们，田齐和韩赵魏能不能挺住都不好说。
接着，就是造反的理由？怀才不遇，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战国诸侯林立，真正有才的人，到哪都能施展才华，吴起，商鞅，孙膑，李斯等等，都不是在本国发挥才能得。造反是成本最高的。
春秋战国流行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但是反过来不是知己，士可以鸟都不鸟国王，因为还有太多的国王可以知己，为啥要造反？战国不像秦以后的大一统国家，秦到哪都跑不了，要么造反，要么隐居。
最后，战国政权林立，但都是有证书的，得到周王室认可的，不是实力大就可以当诸侯的，要有名分，名正言顺才能成功。
小史写小史
大环境所致，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然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脱总纲，就是忠君爱国，其中以儒家为经典，仁义礼智信又在每个人耳中传递。而战国打战前期还像春秋时代，到后期才开始屠城灭地，比如春秋打战更像是比赛。
楚人在河对岸，正渡河而来。宋人催宋襄公击鼓下令，宋襄公说：“不，这是不仁义的。”
楚军都过河了，开始列阵，但队伍还乱着，众人又催，宋襄公还是沉着地说：“不，这是不仁义的。”
终于等到楚军布好阵了，向宋军杀过来，宋襄公这才开始击鼓迎战，可士气早没了，就输了，宋襄公大腿也受了伤。
他的理论是：君子打仗，四不打。对受伤的敌人不打，不擒二毛（黑白二色的老年敌兵），不靠着险隘的地形占便宜，不进攻尚未列阵完毕的敌人。
后人看来，宋襄公这二货简直比猪还蠢。就有了个成语叫：“宋襄之仁”，意思是对敌人讲仁慈是可笑的二百五行为。
但作为仁人君子，宋襄公是合格甚至杰出的。齐桓公也托孤于他，让他照应太子，足见其德。
一方面是在那个时代，许多将士都讲究一个“忠”字。这样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更是有许多士人、将士被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引领着自己的行动。
樊将军为了感念燕王收留之恩，说自杀，就立即挥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样一个“重情义轻生死”的文化氛围之下，自然很少会有手握重兵的将领去选择谋权篡位，这样风险十分高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做这样一个谋权篡位的决策时，自然会权衡收益、成本和风险，倘若失败了，身败名裂，毁掉一世英名，再说乱世之中即使你造反成功，你确保你能在逐鹿中原中胜出？
个人以为，文化的熏陶，造反和收益比例的不协调，鬼才会去做这些不利自己的事
戈渣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是一个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分封下的诸侯互相征伐，兵戈相见。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更是被称为春秋五霸。在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后迎来了战国时代，各国间的联盟、战争更加的频繁。
可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乱世，很少有手握重兵的将军谋反篡位？
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的四大刺客就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十分重视“忠义”。虽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但整个周朝八百年的文化早就浸润在了这些士人心里。另一方面，在做这样一个谋权篡位的决策时，自然会权衡收益、成本和风险。如果作为将领，在春秋战国时期谋权篡位成功，那么恭喜，他成功地坐上了王位。但接踵而至的将是周围国家的乘火打劫。
况且，这是在乱世，又不是太平盛世。一个将领就算成功篡位成功，他也没有把握能在这场“逐鹿中原”的军备竞赛中胜出。
文化的熏陶和收益成本的不协调决定了在春秋战国时期谋权篡位是一个非常不划算且很难遇见的事。因此春秋战国很少有将军会谋反篡位。
追梦者UFO
战国是东周的第二阶段，相比前一阶段春秋来说，臣子造反的事例确实少了很多。两个阶段对比来看，或许可以更好理解为何出现这种状况。
造反之所以会发生，缘由无非两点，造反意愿和自身实力。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后者尤为重。功高震主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
首先对题目做一点说明，春秋时期官职文武区分的并没有后世那么明显，尤其是高级官职，出将入相是可以同时实现的。搞清这一点对搞明白春秋战国的异同很重要。
春秋时期臣子作乱比比皆是，关键一点就是这些臣子管兵又管钱，而且他们的官制还可以世袭。长年累月就形成了经济独立、门客无数、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此外，诸侯的臣子多是公族出身，在法理上也有执政的正当性，道义上的压力较小。
而战国时代，首先公族出身的臣子与公室的关系愈加疏远，地位下降，官僚集团的权力自然而然被削弱，王权空前加强。潜在的造反者实力大减。
其次，战国初期席卷各国的改革，总体扩大了自由农的比例和实力，打击了贵族们的经济基础。比如商鞅变法中，并强制大家族分家，抑制地方豪族的形成。奖励耕战，令越来越多的平民阶层进入朝堂，官僚来源变多，自然就难以心齐，制衡国君就更难实现了。
第三，官僚体制愈加成熟，文武分工初具雏形。战国时期的将领，比如白起，李牧，王翦都是标准的武将，即使有文职也是挂名。而且武将只有在战时领兵，调兵还需核对虎符。战国四公子之首信陵君魏无忌是魏王之弟，秦军攻赵时，信陵君想施援，而领兵将领想拖延，他也只能偷偷击杀领兵将领，拿到虎符再调兵。信陵君大破秦兵，在六国中威望一时无两。就这样在战后也要立马交还虎符，解除兵权，无力造反。
总结一下，战国时期臣子们没权，没钱，也没人可以去造反。
生物学家讲历史
古人都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下忠、孝、礼、义、廉、耻等在人们的脑海里已经根深地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昧的愚忠思想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和脑海里——所以战国时期很少有大将背叛和造反的。
隐者老康
因为他们太忙了，忙着追随命令实现合纵连横。他们不是在准备战争，就是在去战场的路上，或者干脆就在战场上。
第一，战争太多。据统计，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这两百多年的战国时期里，大大小小的战争大概有二百三十余起。基本上平均每年都有，这段时间造反的将领确实不多，有实力的将领都没有时间造反，等他们有时间了，实力又不怎么够了。如白起，李牧，就那样默默地消逝了。
当然也有造反的，比如商鞅，不惜造反以求自保，但人家真的就是想活命而已，根本就达不到造反的最低要求–––有野心。
第二，社会矛盾点不在国内，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将领造反一般都会发生在和平时期，君臣矛盾严重影响国家经营时，比如秦末、汉末、唐末……等等。而战国时期，国家之间都在抢地盘，粮食，军备，哪有将领有时间思考造反这种事情。
第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国内动荡，兵士可能连饭都吃不起的年代，哪有士兵愿意放弃公粮跟着前途不明的将领造反。现代人对于有风险的事情也去过避之不及，何况这种极高风险的事业。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国家动荡不安，优秀将领都忙着应付战争，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领导造反。战争成本在任何时代都居高不下，有造反实力的将领少之又少。
妙趣历史
春秋时期起，虽然礼崩乐坏已经到达了高潮时期，但是在众多军事将领身上并没有体现的特别明显，武将根深蒂固的想法依旧是义气为重！
更何况造反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彻底激发矛盾，破坏制度，成为顶端顶端统治者，面对矛盾背后的战乱后果，以及破败不堪的礼仪制度！
如果失败，也将背负众多骂名，使得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百姓流离失所，非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使得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甚至连累家人的地步！
无论哪个都对于他本身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利益，所以很少有造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