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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是著名作家，我父亲曾经与他有一段在创作组的经历，所以，知道一点陆文夫的创作秘诀。
在父亲讲述的关于陆文夫的趣闻轶事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文夫是如何从别人不留神的地方，“偷盗”了生活的创意，编织进他的故事中的。
陆文夫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圈套》。小说描写一对干部夫妻，比较恩爱，在闺中戏乐的时候，妻子把尿盆扣到了丈夫的头上，真是套进去容易，拿出来困难，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尿盆从头上倒退出来。
陆文夫用他的调侃性的文字，描写了这种生活中的意外所带来的尴尬，涉笔成趣地表现了现实中小官员那种庸常的人生。
实际上，这个故事，父亲在我小的时候也给我讲过，真实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核心情节与陆文夫的小说是一样的，是说妻子与丈夫吵架，拿起尿盆，就扣到了丈夫的头上，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倒扣了进去，再想取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最后还是请了敲铁桶的师傅，用钢锯锯了尿盆，才把丈夫的头解救出来。
其实就是这么一则街头巷尾的花边新闻，一般人得到的也就是开怀一乐而已，但陆文夫却将这个故事上升到一个社会意义的层面，来展开人世百相的细腻而富有意味的描摹，从中可以窥测到一个作家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滋养，升化为文学的经典形象。
当时，陆文夫虽然下放，但当地政府领导对陆文夫还是比较尊重的。现在我们来看看，文革期间下放的作家文人，其实一直没有放下写作的笔，比如张贤亮一直苦苦叽叽地描写他的苦难史，但实际上，他在文革期间，就参与了当地剧团的剧本编写工作，还到省城脱产写作，他在劳改农场，也写过通讯报道，如果不是这段时间里，他不断修炼他的文笔，他不可能在文革结束后，立刻写出《灵与肉》《绿化树》这样成熟的作品。
高晓声也是下放到苏南农村，但他写出的报道，曾经刊登在省报上，名震一时。
陆文夫同样是如此。当地政府领导听说一名作家下放到本地了，也没有对他有任何歧视，立刻就邀请他出山。
当时我父亲本来在教育局，但文革期间，教育局与文化局合并，组成了文教局。我父亲原来抽调在教育局从事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后来教材写作组撤销了，父亲因为有一定的文字写作功底，就被留在了文化馆的文学创作组。
当时的地方政府负责人，想组织写一部长篇小说，这种写作方式，是文革期间颇为流行的一种模式，那就是以作家为核心，辅以各个阶层的当地文学爱好者，组成一个写作班子，进行命题作文。
这也是当地政府负责人请陆文夫出山的原因。
当时陆文夫下放在偏僻的乡下，住在一间茅草房里，平时，他在屋前屋后，种种番茄，长长青菜，也算是怡然自得，其乐融融。后来这一段在农村的短暂的下放生活，也成为他的文学作品里的一个特别加以抒写的重要领域，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特有的社会风情与世间人情。如小说《不平者》。
创作组的负责人先到公社里与公社领导进行了沟通，手里拿着上方宝剑，创作组组长自然没有遇到阻碍，很快谈妥了调陆文夫进入文化馆的相关事项。
调动事项谈妥，下一步，就是带人了。
这一点，我父亲有了现身说法的切身记忆。
当时，创作组的组员，包括我父亲在内，三四个人，骑着自行车，一路西行，骑了大约三十来里路，来到了陆文夫下放的公社，问明了方位，但一条大河挡住了道路，陆文夫的寒舍，还在条河的北边。
这条河就相当于上海的黄浦江一样，把上海一劈为二，陆文夫家的位置，如果作一个对等的比喻的话，就相当于处在浦东的位置，欲在这边过去，还得等渡船。
黄浦江当年过去，靠的正是渡船。
因此，有请陆文夫从茅庐中出山，也必须渡过这条宽度只有黄浦江一半跨度的河流。
父亲一行人，找到渡口，连人带车，上了船，很快到达了对岸，再沿着小路骑行没有多远，便到了陆文夫的完全与当地农民的茅舍如出一辙的房子。
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前途安放在岁月静好中的陆文夫，对能邀请自己出山，感到十分惊讶，肯定也是惊喜万分。没有一个人愿意呆在偏僻的乡下，伴和着风轻云淡，苦度岁月的。
对这一段在乡下的生活，后来陆文夫也写在了他的小说里，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别的纪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文夫的每一个阶段，都一直吸取着生活的滋养，这才是他能够写出林林总总、风采各异的人物的原因。
没几天，陆文夫就到创作组来报到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创作组是一个口头上的称呼，隶属于革委会政工组分管宣传工作的部门，设在与政府相隔三百多米的第二招待所内。第一招待所是对外服务的，第二招待所是服务于政府部门，简称二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与陆文夫都住在第二招待所内。
听说陆文夫到了，创作组的人，都很好奇，也没有什么歧视感，毕竟是出版过作品的作家，陆文夫的名声在当地来说，还是挺响亮的。
大家与陆文夫寒暄过后，有人来传话，说政府最高领导召见陆文夫，于是，陆文夫报到的当日，首先来到相邻没有多远的政府部门，接受领导的旨意，但究竟谈了什么，陆文夫也没有说起。
但后来陆文夫担任了文化馆的副馆长职务，工资八九十元，妻子六七十元，条件还不错，当时普通老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我父母当时的工资都没有到三十元，陆文夫的收入在文化馆的一群人中还真的属于高收入。
陆文夫有了职务，也要干一点事，受命领导的吩咐，准备创作长篇小说《新潮》。这是以当地的一个先进生产队为原型的。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当时是人大代表，曾经到北京开过人代会，接受过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闭门造车不行，陆文夫与创作组一行，便来到了这个生产队蹲点，体验生活，但可以看出，陆文夫对这种政治任务式的创作并不热情。我父亲也作为其中的一员，一起到生产队里蹲点。当时这家生产队生产搞的不错，农民的生活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住就住在队部，吃饭是到生产队里的食堂。那时候比较上规矩，到队里吃饭，也是买饭票，凭票吃饭。
因为这个生产队全国知名，同去蹲点的，还有省报记者。当地食堂供应的是玉米饭，就是那种黄玉米轧碎了煮成的饭，看上去，饭粒中夹着一点金黄，省报记者看了大喜，以为是蛋炒饭，这可是高级的款待的美食，但是，待得吃到嘴里，才知道是饭硬味涩的玉米饭，省报记者顿时一脸苦相，这一段蹲点的有趣的故事，也成了后来父亲向我们讲述往事的一个经常提及的小段子。
陆文夫作为主创，创作热情不高，整天就是与创作组的同事打扑克闲聊，大概整天无所事事，晚上精神特别足，打扑克都是夜以继日，在宿舍里，喷云吐雾，战鼓声声。
我小时候到文化馆里，还经常看到父亲与陆文夫那一帮文化人在那里以打扑克为乐。打扑克的时候，每人面前都放着一堆烟，这是打扑克的战利品，谁羸了，就搜罗一堆香烟作为奖赏。
陆文夫抽烟是老滥，这是否是后来他晚年身患肺气肿的一个原因？
反正在创作组里，陆文夫对写作不感兴趣，我父亲印象中，也没有听陆文夫介绍过什么文学秘诀，只是乐此不疲地与同事玩扑克消磨时间。
在大队里打扑克苦熬时光，但又觉得对不起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渐渐地听到窗外传来农民们上工的声音，但打扑克的通宵激情还没有消退，这帮创作组的写手们，拉起了窗帘，遮挡起他们与农民截然不同的休闲娱乐生活。
后来陆文夫终于没有写成这部被寄予厚望的长篇小说《新潮》，有意思的是，陆文夫对这一段逃避创作的偷懒行为在他的笔下也讳莫如深，从中也可以看出，陆文夫不是一个喜欢抒写自己个人生活的作家，他与张贤亮、王蒙不同，他更喜欢站在远处，用他的冷冽而精准的笔锋，刻画着那些木刻一般在远处浮动的身影，但他却没有兴趣，把笔触对准自己的心灵。
后来陆文夫在写出他的著名的小说《围墙》《临街的窗》的时候，虽然看起来，这些小说的发生地点，是他标志性的苏州小巷，但其实字里行间都移用了他在下放地文化馆里工作的经历与感受，可见，他精准地选择了他擅长表现的生活，对那些符合他的写作习惯的生活，他敏感地伸出手来，进行“盗取”，而对他不愿意加以揭示的部分，他则统统地加以选择性地遗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并不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全程展现的，他必定会选择那些能够给予他心灵触动、符合他写作个性、承载着他的创意思考的内容进行夸张的展现。
从陆文夫对现实素材的“偷取”中，我们可以“偷习”到许多文学的私秘与创作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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