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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夫是著名作家，我父親曾經與他有一段在創作組的經歷，所以，知道一點陸文夫的創作秘訣。
在父親講述的關於陸文夫的趣聞軼事的時候，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陸文夫是如何從別人不留神的地方，“偷盜”了生活的創意，編織進他的故事中的。
陸文夫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名字叫《圈套》。小說描寫一對幹部夫妻，比較恩愛，在閨中戲樂的時候，妻子把尿盆扣到了丈夫的頭上，真是套進去容易，拿出來困難，無論如何都無法把尿盆從頭上倒退出來。
陸文夫用他的調侃性的文字，描寫了這種生活中的意外所帶來的尷尬，涉筆成趣地表現了現實中小官員那種庸常的人生。
實際上，這個故事，父親在我小的時候也給我講過，真實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核心情節與陸文夫的小說是一樣的，是說妻子與丈夫吵架，拿起尿盆，就扣到了丈夫的頭上，沒有想到，一下子就倒扣了進去，再想取出來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最後還是請了敲鐵桶的師傅，用鋼鋸鋸了尿盆，才把丈夫的頭解救出來。
其實就是這麼一則街頭巷尾的花邊新聞，一般人得到的也就是開懷一樂而已，但陸文夫卻將這個故事上升到一個社會意義的層面，來展開人世百相的細膩而富有意味的描摹，從中可以窺測到一個作家如何從現實生活中汲取滋養，升化為文學的經典形象。
當時，陸文夫雖然下放，但當地政府領導對陸文夫還是比較尊重的。現在我們來看看，文革期間下放的作家文人，其實一直沒有放下寫作的筆，比如張賢亮一直苦苦嘰嘰地描寫他的苦難史，但實際上，他在文革期間，就參與了當地劇團的劇本編寫工作，還到省城脫產寫作，他在勞改農場，也寫過通訊報道，如果不是這段時間裡，他不斷修煉他的文筆，他不可能在文革結束後，立刻寫出《靈與肉》《綠化樹》這樣成熟的作品。
高曉聲也是下放到蘇南農村，但他寫出的報道，曾經刊登在省報上，名震一時。
陸文夫同樣是如此。當地政府領導聽說一名作家下放到本地了，也沒有對他有任何歧視，立刻就邀請他出山。
當時我父親本來在教育局，但文革期間，教育局與文化局合併，組成了文教局。我父親原來抽調在教育局從事鄉土教材的編寫工作，後來教材寫作組撤銷了，父親因為有一定的文字寫作功底，就被留在了文化館的文學創作組。
當時的地方政府負責人，想組織寫一部長篇小說，這種寫作方式，是文革期間頗為流行的一種模式，那就是以作家為核心，輔以各個階層的當地文學愛好者，組成一個寫作班子，進行命題作文。
這也是當地政府負責人請陸文夫出山的原因。
當時陸文夫下放在偏僻的鄉下，住在一間茅草房裡，平時，他在屋前屋後，種種番茄，長長青菜，也算是怡然自得，其樂融融。後來這一段在農村的短暫的下放生活，也成為他的文學作品裡的一個特別加以抒寫的重要領域，記錄下那個時代的特有的社會風情與世間人情。如小說《不平者》。
創作組的負責人先到公社裡與公社領導進行了溝通，手裡拿著上方寶劍，創作組組長自然沒有遇到阻礙，很快談妥了調陸文夫進入文化館的相關事項。
調動事項談妥，下一步，就是帶人了。
這一點，我父親有了現身說法的切身記憶。
當時，創作組的組員，包括我父親在內，三四個人，騎著自行車，一路西行，騎了大約三十來里路，來到了陸文夫下放的公社，問明瞭方位，但一條大河擋住了道路，陸文夫的寒舍，還在條河的北邊。
這條河就相當於上海的黃浦江一樣，把上海一劈為二，陸文夫家的位置，如果作一個對等的比喻的話，就相當於處在浦東的位置，欲在這邊過去，還得等渡船。
黃浦江當年過去，靠的正是渡船。
因此，有請陸文夫從茅廬中出山，也必須渡過這條寬度只有黃浦江一半跨度的河流。
父親一行人，找到渡口，連人帶車，上了船，很快到達了對岸，再沿著小路騎行沒有多遠，便到了陸文夫的完全與當地農民的茅舍如出一轍的房子。
已經把自己的人生前途安放在歲月靜好中的陸文夫，對能邀請自己出山，感到十分驚訝，肯定也是驚喜萬分。沒有一個人願意呆在偏僻的鄉下，伴和著風輕雲淡，苦度歲月的。
對這一段在鄉下的生活，後來陸文夫也寫在了他的小說裡，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別的紀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陸文夫的每一個階段，都一直吸取著生活的滋養，這才是他能夠寫出林林總總、風采各異的人物的原因。
沒幾天，陸文夫就到創作組來報到了。這裡要說明一下，當時創作組是一個口頭上的稱呼，隸屬於革委會政工組分管宣傳工作的部門，設在與政府相隔三百多米的第二招待所內。第一招待所是對外服務的，第二招待所是服務於政府部門，簡稱二招。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父親與陸文夫都住在第二招待所內。
聽說陸文夫到了，創作組的人，都很好奇，也沒有什麼歧視感，畢竟是出版過作品的作家，陸文夫的名聲在當地來說，還是挺響亮的。
大家與陸文夫寒暄過後，有人來傳話，說政府最高領導召見陸文夫，於是，陸文夫報到的當日，首先來到相鄰沒有多遠的政府部門，接受領導的旨意，但究竟談了什麼，陸文夫也沒有說起。
但後來陸文夫擔任了文化館的副館長職務，工資八九十元，妻子六七十元，條件還不錯，當時普通老師的工資也就二三十元，我父母當時的工資都沒有到三十元，陸文夫的收入在文化館的一群人中還真的屬於高收入。
陸文夫有了職務，也要幹一點事，受命領導的吩咐，準備創作長篇小說《新潮》。這是以當地的一個先進生產隊為原型的。這個生產隊的隊長當時是人大代表，曾經到北京開過人代會，接受過中央領導人的接見。
閉門造車不行，陸文夫與創作組一行，便來到了這個生產隊蹲點，體驗生活，但可以看出，陸文夫對這種政治任務式的創作並不熱情。我父親也作為其中的一員，一起到生產隊裡蹲點。當時這家生產隊生產搞的不錯，農民的生活條件還算是比較好的，住就住在隊部，吃飯是到生產隊裡的食堂。那時候比較上規矩，到隊裡吃飯，也是買飯票，憑票吃飯。
因為這個生產隊全國知名，同去蹲點的，還有省報記者。當地食堂供應的是玉米飯，就是那種黃玉米軋碎了煮成的飯，看上去，飯粒中夾著一點金黃，省報記者看了大喜，以為是蛋炒飯，這可是高級的款待的美食，但是，待得吃到嘴裡，才知道是飯硬味澀的玉米飯，省報記者頓時一臉苦相，這一段蹲點的有趣的故事，也成了後來父親向我們講述往事的一個經常提及的小段子。
陸文夫作為主創，創作熱情不高，整天就是與創作組的同事打撲克閒聊，大概整天無所事事，晚上精神特別足，打撲克都是夜以繼日，在宿舍裡，噴雲吐霧，戰鼓聲聲。
我小時候到文化館裡，還經常看到父親與陸文夫那一幫文化人在那裡以打撲克為樂。打撲克的時候，每人面前都放著一堆煙，這是打撲克的戰利品，誰羸了，就蒐羅一堆香菸作為獎賞。
陸文夫抽菸是老濫，這是否是後來他晚年身患肺氣腫的一個原因？
反正在創作組裡，陸文夫對寫作不感興趣，我父親印象中，也沒有聽陸文夫介紹過什麼文學秘訣，只是樂此不疲地與同事玩撲克消磨時間。
在大隊裡打撲克苦熬時光，但又覺得對不起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漸漸地聽到窗外傳來農民們上工的聲音，但打撲克的通宵激情還沒有消退，這幫創作組的寫手們，拉起了窗簾，遮擋起他們與農民截然不同的休閒娛樂生活。
後來陸文夫終於沒有寫成這部被寄予厚望的長篇小說《新潮》，有意思的是，陸文夫對這一段逃避創作的偷懶行為在他的筆下也諱莫如深，從中也可以看出，陸文夫不是一個喜歡抒寫自己個人生活的作家，他與張賢亮、王蒙不同，他更喜歡站在遠處，用他的冷冽而精準的筆鋒，刻畫著那些木刻一般在遠處浮動的身影，但他卻沒有興趣，把筆觸對準自己的心靈。
後來陸文夫在寫出他的著名的小說《圍牆》《臨街的窗》的時候，雖然看起來，這些小說的發生地點，是他標誌性的蘇州小巷，但其實字裡行間都移用了他在下放地文化館裡工作的經歷與感受，可見，他精準地選擇了他擅長表現的生活，對那些符合他的寫作習慣的生活，他敏感地伸出手來，進行“盜取”，而對他不願意加以揭示的部分，他則統統地加以選擇性地遺忘，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作家在創作的時候，並不是三百六十度無死角地全程展現的，他必定會選擇那些能夠給予他心靈觸動、符合他寫作個性、承載著他的創意思考的內容進行誇張的展現。
從陸文夫對現實素材的“偷取”中，我們可以“偷習”到許多文學的私秘與創作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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