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一生有两次因为战争逃离紫禁城。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她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避难，彼时她还是懿贵妃；第二次是在整整40年之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际，她身为大清帝国的主宰者，仓皇西奔。
1900年英军通过这座水门侵入北京内城。
万人敬仰、稳操生杀予夺大权的慈禧太后，为什么会在1900年抛弃庙堂匆忙他顾呢？我们梳理一下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一、太后的愤怒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
这是一首描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蓬勃兴起的歌谣。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诏书，厚集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和团，对八国联军“大张鞑伐，一决雌雄”。
八国联军侵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1898年“戊戌变法”流产，维新党人搞了个“围园杀后”计划，慈禧太后以为是光绪帝所主持，对他痛恨至极不能原谅。
义和团成员，手持“钦命义和团粮台”旗帜。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并决定废黜他另立新君。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并预定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登基，光绪帝行让位礼。
消息传出后，驻京公使表示反对，这种态度限制了慈禧太后的手脚，她不敢贸然推进废立计划了。
载漪大为恼怒，眼看儿子要做皇帝、自己要做太上皇，却因为洋人的干预而鸡飞蛋打，是可忍孰不可忍！
恰在此时，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一带开坛聚众，杀洋人、烧教堂，声势日益浩大，清军已难以阻遏。
义和团捣毁的丰台火车站。
义和团的兴起，一是华北大旱，民不聊生，二是民教冲突越来越多，传教士干预地方事务，侵夺百姓利益，激起民愤。
载漪极力怂恿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向洋人开战，他将捏造的情报透露给太后，说洋人不但反对废立，还要求太后归政光绪帝。
归政光绪帝？让我放弃掌了40年的大权？让光绪帝再来一次“围园杀后”？让康有为、梁启超那帮愤青变易大清祖制？
载漪这句话成功戳到了慈禧太后最敏感的部位。数月以来她都在思考，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听了载漪提供的信息，她拿定了主意：利用义和团杀杀洋人的威风。
慈禧太后当然不相信义和团有什么“刀枪不入”的神功，但是他们人多啊，“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更关键的一点，这些人都有“灭洋”的志向，民气可用啊！
同时，八国联军的军事侵略行动也刺激着慈禧太后。尤其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占领天津，京城失去屏障，直接促使太后做出了“一决雌雄”的决定。
1900年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之后的英使馆译员之家。
利用义和团围攻列强驻华使馆，与列强开战，显然不是理智的选择。朝廷中有大臣明确反对，他们认为“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请求太后“抚定民心、慰安洋情”。
慈禧太后对主和派的回应干净利落：杀无赦。7月28日，斩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8月11日，斩兵部侍郎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
不少封疆大吏同样反对开战，但他们比许景澄等人油滑。李鸿章、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对慈禧太后阳奉阴违，暗中与列强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即“东南互保”。
慈禧太后身边围了一众主战派，无论内外大臣赞成还是反对，她铁了心要把这一仗打下去。
她觉得，一切都在之际的掌控之中。
二、走为上策
事实证明，慈禧太后失算了，局面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中。清军与义和团看上去人多势众，但在联军的快枪快炮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八国联军焚毁正阳门箭楼。
8月14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城内君臣乱作一团。京城守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到了“西狩”时刻。
8月15日晨，天还没亮，子弹嗖嗖射入紫禁城，慈禧太后惊惧而泣，慌乱中化妆成民妇，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出逃。跟从者有载漪、溥儁、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刚毅等。
珍妃拒绝跟从，甚至恳请光绪帝留下主持大局。慈禧太后没心情跟她讲道理，直接让太监把她投到了井里。
太后一行过西华门出宫，乘骡车出西直门。《庚子国变记》记道：“暮至贯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
由于京城周边遭义和团和溃兵席卷，百姓逃跑一空，州县全无供应，因此皇家队列的狼狈之状甚于1860年。且看慈禧太后出宫第三日抵达怀来县时的自述：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同嚼，略得酱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
此情此景，以“惶惶然若丧家之犬”来形容非常贴切。
慈禧太后逃难之际，八国联军正在蹂躏北京百姓。
途经昌平州时，太后想进城休整。其时知州裴敏中患重病，霸昌道凤昌在城中主持事务。因太后一行来得仓促，事前并没有发来谕旨，也没有任何口讯，当这支落魄的队伍在城下叫门时，凤昌以为是贼人诱骗，所以坚闭不纳，且从城上鸣枪示警。“两宫不得已，乃绕城奔驰，盖恐洋兵之蹑其后也。太后因此甚愤愤。”
好在在昌平境内遇到了率兵勤王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太后“心稍安”。晚上宿破庙，岑春煊持刀彻夜守在庙门外。太后梦中忽然惊醒，他朗然对曰：“臣春煊在此保驾。”
途经延庆州行至怀来县，太后自嘲道“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光绪帝也“蓬首垢面，憔悴已极”。当听说知县吴永为她准备了小米粥，饥肠辘辘的太后兴奋地叫道：“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
喝过粥，吴永又献上从民间搜求的五只煮鸡蛋，太后连吃其三，其余两只赏给了光绪帝。
八国联军在紫禁城阅兵。
慈禧太后在怀来短暂驻跸，安排了西行路线和途中供支事宜。其间，如同惊弓之鸟的太后再也听不得枪声，下旨：“予与皇帝驻跸在此，城内外不许有枪声。下令后如再有人放枪，可即擒拿处斩。”
此后，太后与皇帝免于了饥寒，逐渐恢复了皇家的体面，西行队列也变得浩荡起来。
经过25天的颠簸劳顿，到达太原。在山西地方官的精心安排下，太后住进了太原行宫，用上了以前为嘉庆皇帝巡幸五台山准备的金银器皿。晋商家底雄厚，支持了太后奢华铺张的生活。
她原本打算驻于太原，等局势稳定就从这里回銮，但听闻联军正在追来，不得已再次踏上行程，继续向西，一路跑到西安才停下来。
三、屈膝求和
慈禧太后出京时十分匆忙，未对政务做出任何安排，可以说，有两天时间，大清王朝处于无君的状态。
等出了居庸关，联军一时半会追不上来，慈禧太后才于8月17日开始处理北京残局。她下旨：“荣禄、徐桐、崇绮均著留京办事。”
她对北京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其时，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崇绮跑到了保定，大学士徐桐已经自杀。
八国联军拆毁北京城墙建铁路。
8月19日，她仍然不知荣禄、徐桐、崇绮三人的下落，一方面仍令荣禄、徐桐、崇绮熟商“和局”，一方面令身在上海的李鸿章“迅筹办法，或电各国外部，或商上海各总领事”。
8月27日，太后明确：庆亲王奕劻会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列强展开谈判。（到这一天，慈禧才获悉荣禄和崇绮退守保定，且仍不知徐桐已死。）
可是，丧师失地、首都沦陷之际，哪有什么“议和”“谈判”可言？所有谈判条款都是列强拟定的，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代表，根本没有设置议题的权力。
列强讹诈银两就不说了，处置肇祸大臣，也不容商议。联军要求将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王公大臣数十人处死，李鸿章屡与辩护。
联军司令瓦德西威胁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所谓“首罪”，明摆着就是慈禧太后啊。没办法，慈禧太后只得按照联军的要求处死一批大臣。
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谈判。
太后在路上处理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镇压义和团。9月7日，她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
老太太翻脸真是比翻书还快！6月21日，召集“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出自她的诏书啊！两个月还不到，她就翻脸不认账，还倒打一耙。
只能说，此时此刻，义和团对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正好让他们“背锅”。她分别要求直隶、山西等省的督抚擒获首脑人物，解散拳民，“严行查办，务净根株”。
同时，声称“教民亦系中国赤子”，令地方官加强保护，并惩处了部分纵拳闹教的官员。
第三件事，8月20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一份《罪己诏》。她怎么说呢？她说，这次遭遇祸乱，并非萌发于一朝一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的签名。
诏书中除了“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算是模棱两可的自责，其余全是在责备大臣们未能尽职尽责。后半部分又对臣下提出各种要求，如“各直省督抚，更宜整顿边防”“上念祖宗养士之恩”“卧薪尝胆，勿托空言”等等。
不得不说，这是一份毫无诚意的罪己诏。非但没有罪己，反而将事变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真算得上历史奇观了。
四、咎由自取
要说慈禧太后一点没有反思，是不公平的。她的反思没有直言于罪己诏，而是表现于她的施政纲领之中。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要求王公大臣：“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
这就是清末十年新政的开端。不久，又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专门策划推行新政。
同年8月20日，帝后即将由西安回銮之时，又下旨：“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
慈禧太后认识到，“唯有变法自强”才能挽救危亡，可见她实施新政是真诚的，也是有决心的。
庚子事变之后的北京前门大街。
只是，这个节骨眼上，清朝已经走进了“塔西佗陷阱”，不变法要灭亡，变法也难免灭亡宿命。朝廷错过了最佳的革新时机。
清廷敉平太平天国之后，有十几年难得的和平环境，是推进、深化改革的大好机会。而慈禧本人“泄沓偷安”，错过了稍纵即逝的风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绕个弯子，从日本说起。东邻日本面对内忧外患和西方文明的冲击，选择了“明治维新”，对固有体制动大手术，刮骨疗毒。明治天皇大幅压缩皇室开支，以惊人的决心建设海军，多次从内库中提取巨款用于海防。外界盛传他每天只吃一顿饭，以激励前线士兵。
相比之下，慈禧太后怎么样呢？她处处追求铺张奢华、沉迷享乐，每到“万寿节”无不大操大办。修颐和园、修“三海”，又消耗了多少银两？
至于像明治天皇那样缩减个人开支，她根本做不到。我们且看慈禧太后餐桌上一个月所要消耗的部分肉食：
“慈禧皇太后前份例盘肉五十斤，内除十九日进素，计二十九日份例共一千四百五十斤；菜肉十二斤，共三百斤；肥鸡一支，共二十九支；肥鸭一支，共二十九支。”
她豪奢的生活，在臣民之中造成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在她眼里，艰苦奋斗是不存在的。
推行新政期间，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家眷。
更关键的一点：她没有开展改革的决心，即便是推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她都三心二意。
我们举一个修铁路的例子。1865年开始，朝廷出现了关于要不要修铁路的争论。作为近代化的“血管”，铁路关系到国计民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越早修，越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慈禧太后任凭洋务派和顽固派喋喋不休地争吵，迟迟不表态。以她的权威，如果她决定要修，必定收一锤定音之效，就算有反对的声音，她也能轻松应对。
争论持续了20多年，直到1889年，她才拍板修铁路。这个时间段内，西方列强的铁路里程已经实现了突飞猛进。
慈禧太后并非意识不到铁路的重要性，而是她特别乐于维持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状态，不使任何一方势力过强，从而确保她本人至高无上、不可挑战的权力。
坐失时机，使大清这艘破船在漩涡里越陷越深。慈禧太后口口声声说要让祖宗基业万年长青，可她的眼光是短视的。
四十年的执政生涯不可谓不风云激荡，慈禧太后也并非没有运筹之功，但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逃跑，只能说是她咎由自取。
庚子事变之后实施新政，不可谓不认真，但广大臣民已经失去耐心，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参考资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清实录·光绪朝实录》，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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