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而行,緊急馳援,武漢醫護人員的現狀,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
與此同時,更多的醫務工作者,正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體會著日常的甘苦。
44歲的朱良付醫生,對著鏡頭,說起自己曾遭受過的來自病人家屬的謾罵:
“曾經有一個老太太,是一個老爺子的家屬,那個阿姨說:我真想把你撕成碎片……說我把她家老爺子給害死了。”
這,是日前上線的大型醫學人文紀錄片《中國醫生》當中的一幕。
繼《人間世》《生門》《急診室故事》等之後,《中國醫生》(原名《醫心》)將鏡頭對準全國六家大型三甲醫院(華西醫院、南京鼓樓醫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醫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醫院),選取最具代表性的科室和醫護人員,聚焦普通人與醫院最常發生交集的場景,多視角呈現了醫生這一職業的不同面向,從而展現中國醫療系統的多個側面。
“中國醫生”的最大特色就是,加班加點是工作常態。
在第一集“摯誠”中出現的朱良付,河南省人民醫院腦血管二病區主任、同時擔任腦卒中綠色通道組長,每天面對的是我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腦卒中。
心腦血管疾病的特殊性,要求病人必須在短時間內得到有效救治。
朱良付擔任組長的綠色通道,要像軍隊一樣24小時待命,所有鏈條暢通,刀出鞘,弓上弦。
不受控的病人,心急如焚的患者家屬,每一次的診斷和手術,都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役。
要在最短時間內將病情和接下來的手術事項告知家屬,朱良付用手機錄音。
手術結束時,通常已是凌晨。
做到凌晨5點,也是家常便飯。
這天,他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12個小時。然後又到凌晨1點,足足做了17個小時。
週末的時間,不是交給學術會議,就是下鄉講座或者義診。
基本上,365天無休。
一遍是沒日沒夜的高強度工作,另一邊,也面臨著手術潛在風險可能帶來的被投訴。
而這,是大多數中國醫生都可能面臨的歷練。
朱良付說,儘管選擇權在家屬這裡,但醫生的態度也至關重要。
“人心都是肉長的,你和群眾交流的時候,他能體會到你是真的關心還是不關心他。
你自己內心也知道,假如這個病人是你的直系親屬,你做不做(手術)。
這就是你的良知。”
即便在被病人家屬罵“想撕碎你”的情況下,朱良付依然說:“併發症去世的病人,醫生肯定是百分之兩百想救他的。低概率事件發生之後,醫生並不比家屬難過得少,也是很難過的。但是家屬不理解。”
長時間高強度無規律的工作節奏和作息,絕大多數醫生都有職業病。
王東進患有嚴重的頸椎病,曾經疼得動不了,但醫生人數不足,最後只能帶著頸託上臺手術。
面對鏡頭,這位德高望重的醫生自嘲:腿也不行了,腰也不行了,頸椎也不行了,“要殘疾了”。
朱良付的同事說,做這一行之後,大家的共識就是,
絕對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了。因為一旦做了醫生,生活樂趣、生活質量,根本都是夠不到的海市蜃樓。
朱良付也有嚴重的職業病,也擔心自己的身體。
“我就擔心有時候我會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
以下,是一箇中國醫生對“不能死”的解釋:
“我對家庭的責任沒有盡到,我自己的醫療責任也沒有盡到。
我現在是一個主任醫師,國家差不多要花25年時間才能培養一個(這樣的醫生)。
我現在44,如果我要是死了,那是浪費國家資源。”
朱良付的話,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國醫生負重前行的現狀。
很多觀眾表示,看到這裡頓時“淚目”。
近年來,很多聚焦醫療人員、醫患關係的紀錄片,都獲得了觀眾的高度認可。紀錄片《中國醫生》導演張建珍說,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對醫務人員的各種“不瞭解”和“想了解”。
“在中國,每天有2000多萬人次到醫院就醫或陪同就醫,中國的醫院承受著難以言喻的超級壓力,中國的醫生更是被當成了‘超人’。
然而,絕大多數人對於醫院和醫療系統卻處於一種‘時刻在依賴,時常在忽視,時而在抱怨,從來不瞭解’的狀態。”
這一次的疫情,讓我們再次看到了中國醫護人員的奉獻和犧牲精神。
除了感動之外,他們更需要的,其實是來自我們的理解、尊重和信任。
醫者仁心,醫者也需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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