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年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中的“浙江省圖”。
田 力
寧波自古以來就是依海而生、向海而興的著名港口城市，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雖然與歐洲相距萬里，但是歐洲人早在14世紀就已經知道寧波這個地方。公元1323年，天主教方濟各會修士、意大利人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從印度西海岸經海路抵達廣州，然後向北旅行，在北京生活幾年後，又沿路上絲綢之路返回歐洲。在他的遊記《鄂多立克東遊錄》中講述了一個名叫Menzu的中國沿海城市，此城即為“明州”（元時正式名稱為“慶元”），也就是寧波，並且寫道“此城中的船隻，恐怕比世上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要多。船的外面被塗成白色，潔白如雪。船上有廳堂和臥室，還有種種生活設施，都非常美觀整潔。此地船隻如此之多，不僅你耳聞之後不太會相信，即使你親眼目睹之後可能也會感到難以置信”。鄂多立克的遊記後來成了中世紀歐洲人有關東方知識的一個重要來源，被人們廣泛閱讀，還有人把遊記中的內容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曼德維爾爵士遊記》，該書大約出現在1356至1366年間，原文用法文寫成，自問世之日起，就在歐洲迅速流傳，到1400年左右，已被譯成歐洲各主要語言進行傳抄。現存的稿本還有約300種，而馬可·波羅遊記的現存抄本是140種左右，由此可見該書在當時的巨大影響。書中也講到：從揚州出發，來到大江之口，有一城市，名為明州。相關文字都是抄自《鄂多立克東遊錄》。約在同一時期，歐洲的製圖學家們也開始努力將鄂多立克、馬可·波羅等旅行家關於東方的記載在地圖上反映出來。明州也被標註在一些地圖上，其中最重要的是《1375年加泰羅尼亞地圖》，該圖被譽為是“中世紀最好、最完備的一幅世界地圖”，全景展示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歐亞大陸的廣大地區。雖然繪圖者沒有到過中國，卻在圖上將明州正確地置於刺桐（泉州）和行在（杭州）之間。實際上，直到16世紀，由於歐洲人不知道浙江，在他們繪製的世界地圖上，都把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標成明州。
自15、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之後，歐洲人紛紛東來，中西關係進入新階段，歐洲人對於寧波乃至浙江的認識也漸趨準確。最先抵達中國的是葡萄牙人，約在16世紀20年代，葡萄牙人來到浙江沿海，並以雙嶼港為基地進行走私貿易。1548年，明軍搗毀了雙嶼港，葡萄牙人被驅趕離開了浙江。不過由於之前在閩浙沿海多年的活動，他們逐漸知道了寧波、杭州、浙江等地名。1549年在福建從事非法走私貿易而被明軍俘獲的葡萄牙人蓋略特·伯來拉（Galiote Pereira）逃離中國後，寫下了他在華活動的回憶錄。該書於1565年在威尼斯出版，此前已有手抄本廣為流傳。書中提到浙江是中國的第三個省，首府是杭州，尚有寧波（Liampo）及其他13或14座城市，甚至還糾正了以往葡萄牙人有關細瓷產自寧波的錯誤認識，作者寫道：
江西省內自浮樑（指景德鎮——筆者注）以上產上好瓷器，而自浮樑以下其他地方，所有中國城鎮都不生產，因為這座江西的城靠近寧波，葡人卻不知道它。他們發現寧波售賣大量細瓷，起初還認為那是寧波製造的，但是最後他們才知道江西比泉州和廣州位置更近寧波，是寧波大量細瓷的來源。
16世紀下半葉，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天主教傳教士順利進入中國，相比較歐洲商人的活動範圍侷限於個別沿海港口，對於中國認識的零星與膚淺；天主教傳教士長期在華生活、深入接觸中國人，成為中歐文化交往的首要媒介，他們對於中國認識的深度與廣度都堪稱前所未有。浙江在晚明前清時期是天主教在中國南方傳教的重要區域，有多名歐洲傳教士在杭州、寧波、金華等地長期活動，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他於1614年出生於意大利特倫託，1632年加入耶穌會，1643年來華，在浙江各地傳教多年，又曾到中國多個省份旅行遊歷。衛匡國對中國的歷史、地理有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寫有三部拉丁文著作，分別是《中國上古史》、《韃靼戰紀》和《中國新地圖集》。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新地圖集》，是世界上第一本運用西方地理精密測量方法繪製的中國地圖集，衛匡國也因此書在西歐被尊稱為“研究中國地理之父”。全書收錄地圖17幅，其中中國總圖1幅，分省地圖15幅，並附日本圖。在每幅地圖之後再對各地情況作出文字說明，共有釋文171頁。在《中國新地圖集》中對寧波有較為詳細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第九府 寧波 早年葡萄牙人經商就曾到過這裡，但他們稱此地為Liampo，與城市的本名有些出入。據說每當天晴的時候，從寧波灣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對面日本島上的山巒。至於兩地間的距離，在我們的地圖上也已準確地標出。
越國時稱此地為甬東，秦朝時隸屬會稽郡，唐朝時為明州，宋朝時稱慶元，明朝起稱寧波，取“海浪寧靜”之意。這裡的氣候溫和，日照充足，土地肥沃。寧波海產品豐富，鮮貨乾貨皆有，種類繁多，牡蠣、大蝦和海蟹等供應全國。這裡全年都能捕到鯔魚。
到了初夏時節，黃魚則成為漁民的主要捕撈對象。這種黃色的魚非常嬌嫩，出海後擱不到一個小時就不新鮮了。但新鮮的黃魚美味可口，很受歡迎。漁民們經常把打上來的黃魚冰凍起來，留到冬天賣個好價錢。
寧波也是人傑之地。每次會試總有不少人考中進士。
寧波的居民愛吃鹹的。因為鹽是天然防腐劑，據說吃鹽多的人死後屍體不會腐爛。
寧波府下轄5個縣：鄞縣、慈溪、奉化、定海、象山。
不能不提的還有寧波城漂亮的建築。僅是寧波城北的一個小鎮就延伸4個斯達第奧（Stadio，古希臘長度單位，相當於185米——筆者注）；運河東岸有兩座七層寶塔和許多牌坊，岸邊的方石路足有20斯達第奧長；運河的出口處修有一座船閘，以方便小船進出運河。
我本人曾多次來到寧波，因為這裡有許多上帝的信徒。
寧波有月亮湖和太陽湖（即日湖與月湖——筆者注），兩湖之上各有一座長長的橋。另外，由於寧波城裡運河河道和支流很多，因此即使順水路也可以到達城市的各個角落。
慈溪縣的很多居民都從佛教皈依了基督。在這裡，有一座架在石柱和木樑之上的橋，有100多杆長。此外還有一座高高的三拱石橋。
慈溪附近的蘆山上有一座雄偉的寺廟，迷信的人們總會到這裡來燒香拜佛，求籤算命，祈求好運。寧波西南部的山脈則是前面提到的四明山餘脈。
定海縣附近有個地方叫灌海門，這裡有一塊光滑的巨石矗立在海邊，形狀似圓柱。當有船從此地經過時，基於某種迷信，船員們總會向海裡扔東西，據說這樣才能保證航行平安順利。
奉化附近有個很深的小池塘，人稱耀碑潭。據說，如果奉化城的縣官廉潔奉公，那麼潭水就會非常清澈，否則渾濁不堪。類似的傳說在中國文人的筆記中還有很多。至於這些故事的可靠性，我就不管它了。
從上述描寫中可以看出，衛匡國對於寧波的介紹還是比較準確的。這主要是因為他在寧波生活過，有切身的感受。實際上，衛匡國所述代表了明末清初西方人認知寧波乃至浙江的最高水平。
入清以後，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一度得到皇帝的優待，受到康熙帝重用的比利時籍耶穌會士南懷仁於1678年寫下著名的告歐洲耶穌會士書，印刷後寄回歐洲，呼籲增派會士來華。法國方面做出積極回應，在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等六名法籍耶穌會士被授予“國王科學家”的榮銜，攜帶大量科學儀器，於1685年3月離開法國動身前往中國，幾經輾轉，於1687年7月23日到達寧波，從而揭開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他們在寧波生活了三個月多的時間，才獲准前往北京。洪若翰在1703年寫於舟山的書信中介紹了一些寧波的情況。他說：
寧波的商人與日本做的買賣頗大，其前往日本始自方濟各·沙勿略時代（最早來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死後被天主教會封為“聖徒”——筆者注）；顯然，沙勿略知道這些有關中國的特殊情況，並在其接近晚年時在歐洲寫過如下評論。這些評論甚至表明，沙勿略曾經打算乘坐這些寧波商人的船前往中國。他寫道：“寧波是中國的一個大城市，離日本只有150法裡……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將是我們耶穌會士進入這一重要王國的港口。其他修會的會士也將可能來此滿足其最強烈的願望，即在上帝的感召下為拯救異教徒而效力。”
據衛匡國神父記載，從他那時起，我們的修會在寧波就已有一座教堂。該教堂準是在清軍入侵時被完全摧毀。因為我們到達此地時既沒有發現任何教堂的遺蹟，也沒有發現任何基督教的遺蹟。那裡的人們甚至很不習慣於見到歐洲人，以至於人們從各地趕來觀看我們，好像我們是某種新類別的人。得悉我們到來的中國官員們尤其想見我們，並禮貌地接待了我們。他們問我們是在追求什麼，以及此次航行的原因是什麼。我們答道：“皇帝的威名遠播四方，而且他允許外國人前往他的國家的港口，因此我們決定從事此次航行。……”
在1722年康熙帝駕崩之後，新繼位的雍正帝厲行禁教政策，此後百年間只有少數歐洲傳教士曾在浙江進行過地下活動，有關寧波的第一手西文文獻明顯減少。面對閉關鎖國的清王朝，歐洲人想要對寧波有進一步的瞭解，那就需要等到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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