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国际法相关的领域，我们经常使用“国际法实践”、“中国的国际法实践”等类似表述。为了便于总结和提升，外交部条法司甚至专门出版了《中国国际法实践与案例》等类似作品。显然，从作品的名称来看，凡是列入作品中的相关案例，都应该是中国与国际法有关的相关实践。
然而，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换言之，到底什么样的实践，才能真正被称之为“中国国际法实践”？一国与国际法有关的实践，其识别标准为何？
要回答“国际法实践的识别标准”，就有必要对“实践”、“国际法实践”等概念进行适当区分。
一国的某一实践要成为该国的“国际法实践”，首要前提就是：其构成一“实践”，尤其是能产生一定法律意义和效果的实践。这是国家国际法实践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一国有关某一问题的立场或表态，很难被认定为是一种“实践”，尤其是作为“国际法实践”基础的“实践”。与“国际法实践”有关的“实践”，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能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与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无关的做法，无论其是一种表态也好，还是一种立场也好，都不能被认为构成“实践”。
尽管如此，一国的某一做法，即使其符合“实践”的要求，也并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认为该实践构成了该国的“国际法实践”。“实践”不同于“国际法实践”。“实践”是构成“国际法实践”的基础。但并非所有实践，都能当然地构成“国际法实践”。
能够构成一国的“国际法实践”，必须是那种能在国家间关系上产生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实践。
那么，哪些实践，才能在国家间关系上产生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呢？
此类实践包括但不限于：以国家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官方出版物；政府的法律意见；外交信函；国内法院的判决；条约规定；与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有关的行为。
一国的某一宣示，或者关于某一问题的立场，或者某一理念，或者某一表态，如果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不具有法律意义，就都不能构成该国的“国际法实践”。甚至，连“实践”都算不上。
用上述标准来对我国的相关行为、立场、表态、理念等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我国真正的“国际法实践”，可谓少之又少。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的相关行为也好，表态也好，立场也好，理念也好，都甚少采用法律形式进行，因而在本国国内都很难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某些行为或表态，即使能够在国内产生一定的法律意义，但由于在国家间关系中并不为他国所确切获知，或者为他国所接受，或为他国所注意，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其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近乎为零。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国家实践，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真正的国际法实践，从而既不能对他国行为与实践产生影响，在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发挥不了作用的实践，如果本国还坚持认为其构成自身的“国际法实践”，此种认知，只能让自己满足，而影响不了其他国家。因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从形成本国真正国际法实践的角度出发，上述讨论，对于我国的意义何在？
笔者对此的建议是：
首先，我们应该将本国的实践在本国法律体系内定型化，赋予自身某一立场、观点、态度以在本国法律体系内相应的法律意义与效果。换言之，我国有必要改变目前注重立场和观点的政治化表达的惯常做法，而应重视将其法律化。不能产生法律意义和效果的做法、立场与观点，连“实践”都不符合，谈何“国际法实践”？
其次，一旦在本国法律体系内完成了将相关做法、立场等的法律化过程，我们就要想办法将其在国家间关系中进行输出，将“实践”升格为“国际法实践”。在此过程中，考虑到要使相关实践在国际层面产生法律意义和效果，就要求我们在措辞上务必谨慎，要精心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和目的的措辞，尤其是法律措辞。任何一个措辞使用不当，都会导致我们前功尽弃。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在裁决中之所以不认同断续钱具有“历史性所有权”的属性，是因为我们在自身利益的对外表达中，从来就没有使用类似的英文措辞；即使偶尔一次使用了，仲裁庭也认为，该次使用是无意为之，并不表明我们有相关意图，从而不具有证据效力。
最后，要想办法将本国实践以国际社会容易获知的方式进行适当传播。例如，对于本国的相关司法裁决，我们就应该想办法翻译成英文，并在国际社会进行适当传播，从而吸引像《国际法报告》（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这类专门收录国家国际法实践的书籍予以收录。在全球化时代，“好酒也怕巷子深”。不重视本国实践的传播与营销，本国的国际法实践，又如何能为他国所认知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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