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朝歷代中，東漢王朝是一個比較奇特的異數：像北宋、南宋甚至明朝都是亡於國力衰弱，擋不住外夷，壓不平內亂。而東漢王朝直到滅亡的前夕，還能內平黃巾之亂，外除羌戎之患，武功彪炳，難與爭鋒。但它畢竟終是亡了。它並不是亡於敵國民變，溯本究源，居然是被它內部的各大割據勢力瓜分而亡的。
在這各大割據勢力當中，西涼武人集團是起家最早、實力最強的先行者。是他們點燃了東漢王朝走向崩潰的導火索。但在風雲際會之下，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山更比一山高——他們卻並未成為這場亂世的終結者和最大獲利者。
從某種角度來看，西涼武人集團本是東漢的“國之藩屏”：他們是伴隨著東漢王朝的徵羌之役而逐漸成長壯大的。這就如同西方世界的一則寓言：一位屠龍者在不斷斬殺惡龍的過程中，最終他卻變成了那條最大的“惡龍”。
涼州地圖
一、“涼州三明”時期的成形階段
涼州羌亂，一直是困擾東漢王朝中後期的嚴重邊患。漢安帝年間，東漢朝廷本想徵發內附的羌人遠屯西域，沒料到羌人們行至半途卻紛紛起來叛變反抗。羌人一亂而難以平息，竟與洛陽朝廷纏鬥了百餘年。這期間，漢廷調遺了重兵良將進行了多次鎮壓。後世晉宣帝司馬懿的高祖司馬鈞就曾經擔任過以平羌為己任的徵西將軍，親率勁旅出擊，結果在與友軍的配合不力之下，初獲小勝而轉為終遭大敗，他自己也在獄中自刎以謝罪了。
羌亂既是如此難以底定，朝廷便不惜拿出高官厚祿來號召天下士民入伍平羌。持節雍涼、立功西疆，成為當時東漢熱血男兒的最大追求。後世的魏武帝曹操在那篇理明詞暢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就寫道“……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徵西將軍，然後題墓留言：“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看到了嗎？這位權傾朝野的大梟雄，當年也只是想在西涼找到“用武之地”，然後討羌立功而拜將封侯！
東漢朝廷為了平定羌亂，初時都是從關東地域選將調兵赴西征討，例如鄧騭、司馬鈞、龐參等，然而均不能徹底蕩定。這其中有三個原因：一是涼州當地官員“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既不擅用兵，又敷衍塞責；二是當時的朝廷對涼州本地的豪強勢力存有一定的防範心理，不願起用他們；三是涼州羌人確實戰力不俗。郎中虞詡就很有遠見地指出，若有不軌之士“驅氐羌以為前鋒，席捲而來，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能當”。
直到漢順帝永和六年，羌人進圍關中三輔之地，徵西將軍馬賢率軍作戰，竟與其子俱敗歿於戰場。此事大大震動了東漢朝廷。朝廷開始改弦易轍，啟動了“以涼制涼”的滅寇方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皇甫規、張奐、段熲等三位涼州籍的名將終於脫穎而出，為西涼武人集團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皇甫規的表字為“威明”，張奐的表字為“然明”，段熲的表字為“紀明”，他們三人的表字中都有一個“明”字，所以被朝士們稱呼為“涼州三明”。
漢順帝
段熲是最先被漢廷起用主持徵羌事宜的。他在漢桓帝延熹二年就帶領“湟中義從”與本部兵馬共一萬二千騎，擊敗了燒當、燒何、當煎等八股叛羌。但他在延熹四年冬征討隴西叛羌時，因涼州刺史郭閎故意拖延，導致旗下的“湟中義從”叛亂而散。段熲反被郭閎誣告去職，而後羌亂愈熾。
這時，皇甫規以泰山郡太守之身，因自己“素悉羌事，志自奮效”（摘自《後漢書》），遂上書請纓出戰。朝廷只得任他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先是一戰而破叛羌之膽，後又施行懷柔招降之策。在軟硬兼施之下，短短數年間，皇甫規在西涼一帶竟招降了二十餘萬叛羌，然後得勝回朝。
不料他前腳剛走，叛羌又起，他便力薦同州好友張奐出任武威郡太守而鎮撫之。張奐正身潔己，不受諸羌之賄，威化大行，政績躍居諸郡之冠，涼州人氏甚至為他立了生人祠。
延熹九年，東羌與鮮卑聯合作亂，涼州又生動盪。張奐升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並、涼三州，鮮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逃去了塞外，不敢助羌作亂。
漢靈帝永康元年，張奐率本部司馬董卓、尹端等大破東羌，斬其酋豪，俘虜一萬餘人，從此幽、並、涼三州清定。而他部下的董卓也嶄露頭角，漸漸接替了他的職位。
在漢靈帝建寧元年，段熲也再次被朝廷起用，復為破羌將軍，與戊己校尉董卓等人東西呼應，大興重兵，搜山清野，歷經大大小小一百八十次戰役，把為患西疆多年的叛羌之患徹底壓平，共斬三萬八千餘首級，繳得牛、馬、羊、騾、驢、駱駝合計四十二萬七千餘頭，大獲全勝。
就這樣，在“涼州三明”的共同帶動下，一個在與叛羌的長期血戰中鍛鍊成長起來的西涼武人集團終於浮出水面，初顯崢嶸。筆者認為，這個西涼武人集團的勢力來源有三：一是朝廷在當地徵募的涼州壯士。例如董卓，他就是“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部”，後來“胡嚐出抄，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闢董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摘自《三國志》）。二是河湟之間各族應聘而來的“義從”。他們實際上是朝廷用以鎮壓羌亂的外族僱傭兵。三是“涼州三明”及其他漢將在討滅羌亂後招降過來的那些胡兵羌眾。
段熲
這個西涼武士集團還呈現出了三大特徵：它身經百戰，所以威震四方；它兵精馬壯，所以鮮有敗績；它彪悍成風，所以桀傲難馴。而且，有著“私家兵”化的嚴重傾向。
但是，在皇甫規、張奐、段熲三人的帶領、支配下，西涼武人集團於這一階段尚還忠於漢室、遵紀守法。皇甫規、張奐、段熲三人原本就是由漢朝察舉制度遴選出來的精英：皇甫規“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摘自《後漢書》）；張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摘自《後漢書》）；段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 （摘自《後漢書》）。他們的儒生化形態已經如此明顯，不然漢廷也不會這麼放心地把“以涼制涼”的重任交付給他們。
反過來，“涼州三明”以文吏而為武將，其儒雅明道之風也不可避免地薰陶了旗下的西涼武人集團。例如皇甫規，他就影響了侄兒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諸書”。又如張奐，他拒納羌人之賄賂，廉潔持重，風化一郡，令人生敬。他的軍司馬董卓出於傾慕之心向他贈送了一百匹布絹，也被他嚴辭拒絕。後來，董卓能夠對清流名士折節禮敬，其實就是在他這裡受到了影響。
然而，在時局的大震盪中，皇甫規、張奐、段熲三人都因為被捲入朝中黨爭而先後退出了歷史舞臺。內宦們甚至還利用皇詔欺矇了張奐、段熲作為政治助力與清流名士們對抗。“涼州三明”是隨波逐流的，是被動應付的，還不能自覺地成為左右政局的主導者。他們雖然背靠實力強大的西涼武人集團，卻從未有過恃強而驕之態，更談不上借用身後的西涼武人集團為自己謀權奪利了。
他們是西涼武人集團當中最為可敬的第一代首領。
“涼州三明”謝幕之後，他們在西涼武人集團中留下的權力真空很快就被董卓、皇甫嵩等後起之秀們填補了。而這些後起之秀們的政治取向，就未必如老一輩首領那般“食古不化”了。
他們將帶著西涼武人集團趾高氣揚地邁入歷史舞臺的中心，“求變、求新、求進”，更上一層樓，再闖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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